谭延闿湖南问题 再说谭延闿:当时只想好好治理湖南
当时的他的确没有野心,只想好好治理湖南
从各方面材料看,谭延闿的确工于心计,善于周旋。
半个多世纪以来,说起谭延闿,总要强调他的投机。谭延闿出任湖南军政府都督之际,湖北的战事胜负未定,湖南的秩序一片混乱,革命成败尚属未知。在这种情况下,谭延闿有一些想法,做两手准备。
然而,这一切并未危害革命,恰恰相反,他的聪明和圆滑,都有利于革命。即使他的动机全都是出于私心吧,因为担心革命失败累及自身,他就要做种种努力,结果是促进了革命的成功。比如,就在武汉僵持之际,谭延闿以湖南都督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各省独立,又以私信的方式进行种种动员。
广西巡抚沈秉堃是湖南人,于是成了谭延闿首先动员的对象。这也许有私心,因为湖南大部分兵力此时已经派往武汉,广西如果出兵攻打湖南,谭延闿很难支撑。
因此,谭延闿又是发电报,又是派人游说,很快促成了广西独立。接着,谭延闿又以同乡之名劝说福建巡抚孙道仁独立。因为孙道仁的积极性不高,谭延闿甚至威胁说:你若不响应革命,怕是革命的湖南人就会把你家的房子充公,把你家的祖坟刨掉!谭氏的努力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不好估算,但事实摆在那里:几天之后孙道仁就宣布独立了。
这一切都可以被说成是为私,因为它的功用首先是使湖南的周边都进入同一战壕,不再有后顾之忧。而且,多拉几个省份以壮声势,即使最后失败,也有人作陪。这在一些同盟会成员看来,是地地道道的投机革命,但它的实际效果,却比只知道拼掉脑袋的方式要有用得多。因为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是:正因为有了众多省份的独立,革命军才有了与北方谈判的资格。
做了湖南都督之后,处于南北矛盾之中,谭延闿显然既不想得罪南方,也不想得罪北方。置身南方,他当然要首先与革命党人搞好关系。1911年末,黄兴汉阳兵败去上海,谭延闿派代表送去10万元;1912年秋,黄兴回湖南视察,谭延闿将长沙小西门改为黄兴门。
他还加入了国民党,并当上了湖南支部的支部长。与此同时,他派秘书唐乾一为驻京代表,致力于疏通各方关系。唐代表在北京东奔西跑,任务之一就是请客送礼,疏通关系。当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际,湖南派人送百万银元进京,以解决政府的燃眉之急。这一切,都是革命党人所不愿看到的。
谭延闿主张“文明革命”。民国建立之后,他就真心实意地裁撤军队,发展经济。他建立了省议会,颁布了新刑法;兴办了大量民营企业,修筑了湖南的第一条公路——长沙至湘潭公路,废除大清帝国的田赋制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还拿出经费大办教育,选派公费留学生……当时的谭延闿的确没有野心,只想好好治理湖南。
可惜的是,到了1913年,这个“水晶球”也有点转不动了。
被判四年徒刑,经黎元洪等人搭救才得特赦
“二次革命”真让谭延闿左右为难。
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三天后孙文从日本归来,要求党人起兵讨袁。战争爆发。
谭延闿是四个国民党都督之一,无法拒绝党魁的要求。但是,要起兵反袁,谭延闿却很不情愿。而且,起兵讨袁需要有足够的武力,而湖南经过裁军之后,已经没有多少军队。时任湖南军事厅长的程潜抓紧编练了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营,加上裁军剩下的一个师,总共不到两个师兵力。谭延闿知道,用这点兵力与袁世凯翻脸,简直就是儿戏,所以迟迟没有响应。直到江西、南京和安徽独立之后,他又拖了十多天,才被迫宣布独立。
湖南独立不过是谭延闿的权宜之计。事前他曾与黎元洪相商,说自己已准备了药水,如果顶不住,湖南独立了,他就服毒自杀以谢中央。
黎元洪劝他说:那样死了无益,不如权且附和,以免湖南落入孙派之手。谭延闿听从副总统的建议,于7月25日宣布独立,但随着江西和南京的失败,马上又取消了独立。湖南取消独立之后,黎元洪曾替他向政府申辩,说他“虽号独立,始终未尝暴动,今复自行取消,足见谭督暗地维持,始终一致。
”(《黎副总统政书》卷三十六)徐世昌也曾电报嘉许。然而,袁世凯不能原谅这种摇来摆去、反复无常,所以令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率军进入长沙,取代谭延闿。谭延闿入京待罪,袁世凯召见过一次,就把他晾了起来,最后判他四年徒刑,经黎元洪等人多方辩护,才得到特赦。
党的主席、国家政府主席,他都做过了
特赦之后,谭延闿先后避居于青岛、上海,直到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才于1916年8月恢复谭延闿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参议院议长职务。
让谭延闿痛心疾首的,是自己推行开明政治所取得的成果,都被汤芗铭摧毁殆尽。更让谭延闿没有想到的,是总统黎元洪很快被国务总理段祺瑞架空,接着闹出了张勋复辟的乱子,黎元洪无法继续做总统。对谭延闿而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失掉一个赏识他的总统,而是在于段祺瑞决心武力统一,要“兵下两广,饮马珠江”,需要取道湖南。
谭延闿爱湖南,不愿让湖南成为兵荒之地,为此,段祺瑞下令免去他湖南督军一职,以傅良佐代之。谭延闿只做省长,但他知道,没有兵权的省长肯定无所作为,于是干脆去了上海。
后来,随着直皖矛盾进一步激化,张敬尧退出湖南,谭延闿于1920年回到长沙,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督湘。然而,因为谭延闿让赵恒惕当湖南督军的诺言没有兑现,给了广州以可乘之机。此时的谭延闿与孙文的宗旨完全相悖:谭延闿要推行“联省自治”,孙文致力于“联省北伐”,为扫清北伐进军路线的障碍,谭延闿最终被赶出湖南。
赵恒惕统治湖南之后,全盘继承了谭延闿的主张,立省宪,搞民选,致力于湖南自治。1921年,孙文统一了两广,在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出兵北伐。赵恒惕却以湖南自治为名,派出省议会议员团赴桂林请愿,欲迫使北伐取道江西。
孙文找到了蜗居上海的谭延闿,委任他为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主持湖南一切军政事务。谭延闿接受了孙文的任命,湖南有了两个最高权力机构,双方打打谈谈几个月,后谭延闿率领湘军去解广州之围,才暂时停止了湖南的内战。此时的谭延闿已经不再是那个一心为湖南着想的都督,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孙文去世之后,谭延闿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没有受影响。他坐观派系斗争,不闻不问不参与,结果却是扶摇直上。1925年7月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军委会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代理国民政府主席,4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1927年9月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谭延闿任大会主席;1928年2月,谭延闿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至此,党的主席,国家政府主席,他都做过了。
谭延闿“混”的学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
面对谭延闿的成功,任何人都会觉得有点奇怪。
至少在表面上,谭延闿不争不抢,不拼搏也不奋斗,一切顺乎自然。他相信命,甚至常说:“命里有,终须有;命里无,莫强求。”(阎幼甫:《谭延闿的生平》)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
他是翰林,却读书不多,现代知识甚少。甚至“书非三代两汉不读”。他自己也说:“要我像谭复生那样,洋书也读,帮书也读,我办不到。”
有人品评当时的人物,说吴佩孚是“刚愎自用”,因为他总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段祺瑞是“刚愎他用”,因为他总是把大权交给手下人;谭延闿是“柔愎自用”,因为他从不与人冲突,总是顺着别人说话,但结果却是大家照他的意见办。
他与孙文的合作,以及后来与蒋介石的合作,都得益于他的“柔”。北伐开始,蒋介石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谭延闿任第二军军长,第二军的一切都受蒋控制,如果放在别人身上,可能无法忍受,而谭延闿却毫无怨言。定都南京之后,谭延闿无论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还是行政院长,实际上都是蒋介石说了算,谭延闿也乐得有人替他管事,仍然毫无怨言。知其雄,守其雌,安于其下,不争,不怨,的确是谭延闿的一大特点。
有人说谭延闿擅长“混”。他有句名言是“混之为用大矣哉”,当时传遍全国,甚至成为仕途“处世名言”。(阎幼复:《谭延闿的生平》)怎么混?有人总结过他的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谏言;三不得罪人。每次开会,他都闭目养神,只听不说。做国民政府主席也罢,做行政院长也罢,他都是一枚橡皮图章,伴食画诺。
可是,如果只是这样,能混到国民政府主席的份上吗?所以,谭延闿这“混”的学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然而,由主张省自治而走向赞助武力统一,由追求民主宪政到拥戴一党专制,由民主共和的创建者变成民主共和的破坏者和党国的创建者,他的转变似乎太容易、太轻松了。中国式智慧如果就是这样意味着没原则,这智慧就太糟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