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 【景海峰】《儒藏》编纂在汤一介学术生涯中的意义
《儒藏》编纂在汤一介学术生涯中的意义
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廿八癸未
耶稣2016年9月10日
汤一介
汤一介先生是当代的大儒,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儒学由复苏走向复兴的关键性人物,也是新世纪以还面向世界的创新性儒学发展的重要带头人。他晚年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生命力量的《儒藏》工程,可以说是当代儒学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也是其学术生涯中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笔。
汤先生之发愿编修《儒藏》,是有一个大的立意和宏阔视野的,是站在新世纪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如何为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这样一个眼界和立场上的,是一个哲学家的思考与期盼。他认为当前的人类社会处在各种尖锐的矛盾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通过民族、国家、各种群体和利益集团的形式)、人之自我身心,都处在剧烈的动荡和颠簸之中,如果不能化解这些矛盾,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是十分堪忧的。
作为有辉煌历史和伟大传统的中华文明,特别是其标志性的儒家思想与文化,能否在今天人类社会休戚与共的大环境下,为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提供一些帮助?这是汤先生一直以来的忧虑所在和所思所想。
他坚信儒家的精神资源是十分有用的,能够帮助解决目前人类文明所遭遇到的困难,其思想价值是值得我们去努力挖掘并进行现代之阐扬的。
汤先生说:“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源头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
为了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时代的注疏,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编辑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大文库《儒藏》,供世人阅读和研究,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我的哲学之路》,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273—274页)正是本着这样的念头和愿望,他想先从基础性的工作入手,把历代儒家的重要典籍重新整理一遍,用现代的方式将这些著作汇编成为一套大书,以便于今人的阅读和后世的传播与流通。
儒家著作浩如烟海,过去也有很多的汇编和整理工作,现代的点校和新印本更是源源不绝、数量繁多,为什么还要整理出版这样一套大书?关于编《儒藏》的理由,汤先生本人曾反复强调过以下三点:一是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自宋以来,历代王朝都编有《佛藏》和《道藏》,却始终没有把儒家的典籍编成《儒藏》,这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二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思想,儒家经典体系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承过程,“六经”是整个远古文明的遗产和结晶,所以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影响至今,需要我们很好的整理和延续下去。
三是现代的科技手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和保存方式,为大规模的整理和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人可以做前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汤先生所说的这几点,确实道出了编修《儒藏》的充足理由和从事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在历史上,也曾有过编修“儒藏”的动议,如明末的曹学佺就倡导过,清人周永年写过《儒藏说》,响应的人很多,但最终都没能成其事。
明代《永乐大典》的辑校和清朝《四库全书》的开馆,都是汇总天下之书而编校之的举措,并且与纂修“儒藏”的动议多少有一点关系。乾隆年间编成的《四库全书》,其内容虽然接近于儒家的总集,所包含图书的种类在外延上甚或有过之;但修纂未善,错漏不少,内涵和体例与真正的“儒藏”尚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晚近百多年来的著作也付诸阙如。
而现代影印、点校、整理出版的大量儒家著作,或散落无序,或规模有限,体例上也不统一,难以体现出儒家典籍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来,不能构成儒家著作的“总集”。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下,编纂一部名副其实、体例精良的《儒藏》,就不但必要,而且也非常适时。
《儒藏》的编纂,既继承和延续了过去的传统,也融入了很多现代的理念和方式。作为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典籍的整理编纂和基本体例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因为记载什么和怎样记载,会直接影响到思想的传播,一般人对于儒学的接受和理解,也是从阅读典籍入手的,因为书本记载或传递了儒学的基本内容。
从中国历史上来讲,按照传统的分类方式,就是所谓“经史子集”,这是将典籍分门别类和进行整理的基本框架。从西晋荀勖的《新薄》开始,到《隋书·经籍志》之后逐渐定型下来的“四部”分类,是进入到传统学术的一张通行地图。
唐以后做学问都是从四部之学的眼界来入手的,而到了宋、元、明、清,四部之分更成为念书人最为熟悉的路径,这包括了整个的教育体制、科举考试和学者们的研究工作相互之间的配合。
很明显,经学是四部的主脑、是总纲,这与科举时代儒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密切相关。因此,讲儒学就离不开经学,经学是儒学当中的主干内容,它凝聚了华夏文明根系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和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南宋以后,经学内部有点变化,就是“四书”逐渐升格,地位甚至超过了“五经”。史学对于中国文化很重要,就儒家思想的普及和启蒙而言,它的影响面可能会铺得更广一些。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格局当中,史学成就最为辉煌,因此,“史部”传统也相当重要。
“子部”则比较复杂,包含了诸子百家的思想,还有佛、道二氏,也有琴棋书画等“小道末技”,是一个形式与内容都非常多样化的系统,里面也有不少儒家的东西。
“集部”则以诗文为多,现在一般是从文学、文献的角度来看的,它是个人或流派作品的大汇集,当然也涉及到儒家的内容。四部之分是我们的传统,近代以来,学术转型与分化,学问门类从“四部”转移到了“七科”,文、史、哲分别在这个传统中自寻家门,有一个重新选择和组合的过程。
哲学在经学上得到了呼应,历史学即“史部”,文学对着“集部”,但又都存在着重叠和交错的地方。《儒藏》基本上是延续了这一以典籍为中心的分类方式,按照现代的儒学观念和理解,重新对各部类的典籍进行筛选和排列,经部被基本保留下来,另外的三个部分则只选择了与儒家、儒学直接相关的内容。
《儒藏》的编纂是一个浩大而复杂的工程,所涉及到的思想理念、编排方式、体例规则、整理方法等,头绪纷杂,问题繁多,有些是有传统路径的,可以参照或者遵循,而更多的则是需要重新思考与尝试。就是现代学术界整理古籍时所形成的一套技术通则,也不是样样都适用或者照搬即可的,而是需要适当的选择和调整。
更不用说这样一个有着几百位中外学者参与的庞大工程,班子的搭建、队伍的组织、人员的协调,这些令人头痛的繁杂事务,如果没有大的气魄和毅力,没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和超常的耐心,是很难去挂帅操持的。
当然,这个项目本身是有吸引力的,汤先生在学界又有着非常高的威望,有很大的感召力,很多学者愿意参与其事,都是因为敬佩他的学问和人格,志同道合,集于麾下。
再加上他身边有得力的同事和助手,《儒藏》中心各位老师全力以赴的努力和付出,使得这个项目能够一步步的由设想变成为现实,并得以顺利的实施。但需要强调的是,汤先生本人的因素,他所付出的心血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不能不说在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从2003年开始,我知道了汤先生有编修《儒藏》的想法,后来又响应他的号召参加到这一工程中,和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诸位同事一起承担了子部项目的整理点校工作。在整整十年的过程中,我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他为《儒藏》工程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日夜操劳的情景,每每想来,都不由得从内心深处升腾起对他由衷的佩服和无限敬意。
汤先生出来主持《儒藏》工作时,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身体也不大好,但当北大校方有意识地动员他出面主持一个国家级的大项目时,他便主动提出了编修“儒藏”的建议,并且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到这个规划中。在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在得到季羡林、张岱年等先生的支持后,他认为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而且一定能做好。
2004年,《儒藏》编纂工程正式纳入到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开始全面启动。
这项由北京大学牵头、汤一介先生任首席专家的超大工程,联合了国内20多所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几百位学者参加,后来又陆续增加了一些机构和人员,还有境外的港台学者和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学者加入,实际上成为一个跨国界的国际性的学术项目。
最初的计划是要在2010年完成包括近500部、约一亿字的《儒藏》精华编,同时编撰《儒藏总目》和10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到2020年,完成包括5000种、约十亿字的《儒藏》大全本。
这个计划中,还包括了研究项目,准备出版“儒家思想与儒家典籍研究丛书”百种以上。另外,也配套出版一些电子版读物和检索工具。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计划,也是新世纪伊始,我国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的工程。
但是随着项目的实施,资金、人员等方面都遇到了困难,特别是整理点校工作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迫使计划一再调整,工程进度也远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顺利,不得不放缓。这中间的酸甜苦辣,可以说一言难尽,大概只有汤先生的心里最清楚,《儒藏》中心老师们的心里最了解。
光是编校体例方面的问题,在最初的几年就不知讨论过多少次,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反复斟酌,不断磨合,最后才达成了相对一致的看法。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儒藏》编纂工作会议是2004年4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当时安排在西郊的达园宾馆进行,各参加单位的负责人基本上都到会了。
三天的时间,讨论了《儒藏》的编纂体例、选书初目以及基本的组织架构等,意见并未能统一。汤先生尽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广泛采纳文献学专家的建议,对原来的计划做了一些修订。
为了进一步完善规划、统一认识,及时磋商整理点校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2005年年底,汤先生又在北大农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儒藏》编纂工作会议,就相关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和明确,这才渐渐地把《儒藏》的基本框架和整理方式确定下来。
大的蓝图是画就了,但细部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为了及时沟通意见和商议解决,《儒藏》中心又连续在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召开过工作会议,布置和传达一些新的精神,同时又反复磋商各单位在整理点校工作中所碰到的难点和疑点问题,可以说每一次会议的讨论都是事无巨细,力求做到精益求精。
最初的几年,《儒藏》中心每年都要开会,而且会议的规模都不小,参加《儒藏》工程的各单位负责人都渐渐地熟悉起来,有的成为很好的朋友。
2009年元旦刚过,北京天寒地冻,教育部社科司和北京大学联合举行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儒藏》工程工作会议”,不光是部类的主编们再次聚首了,而且教育部的领导和参加《儒藏》工程的有关高校负责人都来参加,也许是规格最高的一次,但这类工作会议之后就再没有召开过。
除了主持较大规模的工作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儒藏》编纂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之外,汤先生和《儒藏》中心的各位同事还不断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及时地督促和检查各单位点校工作中的问题,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为保证工程的质量可谓是殚精竭虑,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
譬如,在《儒藏》工程刚刚铺开摊子的时候,几位总编就分头赶往全国各地,检查和指导项目落实的情况,督促工作的开展。记得在2004年的年底,庞朴先生曾风尘仆仆地南下深圳,当时他在深大文学院会议室就《儒藏》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国学所诸位同仁座谈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去年的岁末,我到北京参加了由山东大学主办的庞朴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庞先生离开北京到山大之前,他也参加了《儒藏》的编纂工作,是四个总编之一,还在中心带了几届学生。
记得2004年底,他专程由北京南下,代表儒藏中心到深圳检查工作,之后还去了广州和武汉。可能后来《儒藏》的活动才慢慢参与的少了,但在早期启动的时候,庞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力人物。
我觉得在他整个学术生涯里,80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和后来参加《儒藏》编纂这两个事情,表明他跟汤先生的交情是非常深厚的,个人友谊没的说,学术关系也很紧密,是一种相互间的支援,这在学界也是一个榜样。”这是当时的实情,也表达了我怀念的心迹。
在《儒藏》中心召开的工作会议中,2007年的深圳会议是比较重要的一次,它是由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协办的,我前后张罗的比较多一些,记忆也很深。在那年的4月,我们请了汤一介、乐黛云二位先生来深圳,为“市民文化大讲堂”做演讲,在与市里及深大领导见面的时候,汤先生提出了要来深圳办会的想法,很快便得到了回应。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得到了相应的资助,经过与北大《儒藏》中心的反复协商,筹备了半年多以后,到12月初,“《儒藏》主编会议暨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蛇口明华国际会议中心顺利召开了。
这次会议,汤、乐二先生再度莅临,除了四大总编、各部类主编、《儒藏》中心的工作人员之外,海外学者也来了不少,加上媒体的记者,人数算是比较多的一次。
会议首先由汤先生致辞,他以温厚、平缓的语调介绍了《儒藏》工程的最新进展情况,反复要求,宁可慢一点,也要精一点。他表示,虽然出版速度不够快,但是为了保证质量,绝不能盲目追赶速度。随后,孙钦善先生在工作报告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儒藏》成败与否,关键在于质量,因为只要出现任何一点问题,那都是硬伤,一定要严格把关、认真负责。
两天的会议,郑杰文、严佐之、陈俊民、刘大钧、吕文郁、赵沛霖、彭林、赵伯雄、姜广辉等做了专题报告,庞朴、安平秋、魏常海等做了工作总结,各位学者积极发表意见,讨论非常热烈。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儒藏》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基础性学术工程,只有以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调动全国的学术力量,兢兢业业,精益求精,才能将《儒藏》编纂为无愧于历史与时代的传世典籍。
这次会议的一大特色是,来自日本、韩国、越南的儒学专家也出席并做了学术报告。日本著名汉学家户川芳郎说,中国目前的国学热是在拯救和弘扬自己的固有传统文化,他对中国学者们的努力表示十分敬佩,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日本方面的《儒藏》整理工作,重点是放在经部。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教授阮金山介绍说,目前越南对《儒藏》的编纂工作刚刚起步,他能参加这次讨论会收获很大,希望越南方面以后能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韩国中央大学的梁承武先生也介绍了韩国方面《儒藏》整理工作的情况,他认为韩国以儒教为国教的历史至今仍存在一定的持续性,所以希望中韩在这方面能有更多的合作。这些来自域外的声音和工作情况的报告,对《儒藏》编纂的国际意义有所放大,也极大鼓舞了《儒藏》工程的参加者。
在两天会议的间隙里,来自国内外的十几位儒学大家,还分别接受了深、港媒体的专访,谈国学、谈儒学、谈《儒藏》工程,之后陆续发表在粤港的各大媒体上。报界称:几十位学术“大腕”云集深圳,共议《儒藏》,纵论儒学的现在和未来,掀起了新一轮以《儒藏》为中心的国学风云。
我们都知道,汤先生是有深厚的家学渊源的,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佛学家和比较哲学家,在佛教史、魏晋玄学、道教史及中外比较哲学方面都做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成为了这些学术领域内的重要典范。
受父亲的影响,汤先生一开始也是偏重在研究道、释,以治佛学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为重点。“文革”结束以后,他最早开设的具有独立思考意识的课程是玄学和道教史方面的,最早出版的真正有学术含量的著作是《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所以,汤先生早期并不专研儒学,甚至对儒家没有多少兴趣和好感,所涉及到的问题和思考的方式也是常常带有明显的批判性,这可以说和国内过去的批孔风潮及一直延续到80年代的反传统意识不无关系。
真正受到触动或思想上开始转弯,可能要到80年代的后期,特别是在受到了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之后。1983年,汤先生在哈佛大学访学,与杜维明过从甚密,亦结识了刘述先等,对海外新儒学的发展情状和港台新儒家的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新儒家做哲学的思考方式和对传统的维护态度,直接影响到了汤先生,尽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大陆与海外的立场还有着明显的差异,问题意识也不一样,但他对儒家的理解确实已开始发生转变。
尤其是在国门打开之后,在与外部世界的频繁交往中,在各种机缘的刺激和触动下,加深了汤先生对中外文化的重新理解与认识,也促使他一步步地深入到儒学的内里,开始钻研和挖掘儒家思想的深刻内涵。
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汤先生发表的《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有当时哲学范畴和方法论讨论的大背景,还中西掺杂、儒释道不分的话;那到了90年代,他就有意识地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这三个命题作为儒家诠释学的总纲来打造。
而出版于90年代初的《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一书,也没有特别地眷顾儒学,而是把儒道释平列在一起,甚至在讲“内圣外王”等问题时,对儒家还不乏微词;但到了后来,他越来越能够同情地理解和深刻地分析这些命题,对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及独特价值做了充分的肯定。
集结于2009年的《儒学十论及外五篇》一书,可以看作是汤先生的学问归宗于儒家的一个标志。当然,这里所说的“归宗”不是完全信仰的问题,也并不排斥其他家,和所谓的“儒教徒”或保守的儒学研究者是不一样的,甚至和当代的新儒家也是有所区别的。
从学问的旨趣和思想价值的选择来讲,汤先生越是到晚年就越能够认同于儒家的理想,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之,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对儒家的天人观、实践观和人生情趣有深刻的体悟和把握,并对“普遍和谐”“内在超越”“内圣外王”“生生不已”“道始于情”“和而不同”“忧患意识”等儒学的重要内容都做了精彩的阐发,提出了很多富有现代意识的新见解。
最近,郭齐勇教授在《人民日报》撰文,谈“大陆新儒家”,将汤一介先生作为“大陆新儒学在儒学新话语体系的建构上颇有创见与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我完全赞同。除了齐勇兄在文中所提到的天人、知行、情景“三个合一”论之外,汤先生的儒学理论还在于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广博的当代视野。
忧心于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之千疮百孔,他瞩目于生态哲学问题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焦虑于当代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动荡不宁,他寄望于文明对话的开展和“新轴心时代”的到来;关注于儒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他反思“礼法合治”的问题,倡导新型伦理的建构,力主将儒家思想创造性的融入到家庭、企业、社区等文化当中去;思考儒家思想资源的进一步挖掘和儒学现代转化的可能路径,他致力于儒家经典解释学的探索与构建。
从汤先生的思想变化和学问归趋来看,其晚年的出征挂帅、以极大之心力编修《儒藏》,就不仅仅是做一个古籍整理项目那么简单,也不是重复历史上所谓“盛世修书”的老路,出来做一点应景的事情。他是怀抱着远大的理想,以仁心忧世之思和“为往圣继绝学”之志,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清理儒家的资源,以冀通过这些资料和文献的整理,能够把它们转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源泉活水,以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如果说汤先生的哲学创作和儒学研究主要是一种理论的探索,那么《儒藏》编纂工作就是他最为重要的儒家式的实践活动,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努力和难以计数的践履工夫,为儒学的当代发展写下不朽的证辞。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哲人般的宏愿,汤先生对编修《儒藏》才会是如此的上心,做出了常人所难以想象的锲而不舍的努力,这对于他来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只有这样去看待,也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汤先生为《儒藏》工程所做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