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武昌起义 西安辛亥革命 与武昌起义的相似与不同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打开当年这段历史的卷册,武昌、西安、长沙,无疑是三个高频出现的地方。其中武昌和西安,一南一北,一个是著名的首义之地,一个是与长沙一起,同为最早响应的城市。当年二者革命也有若干相似之处:
一、农历八月十五(公历10月6日),两地都曾准备起事,又都几乎因同样的原因无果而终。史家确认,1911年即辛亥之年,武昌胭脂巷会议决定八月十五(1911年10月6日)举事。武昌新军中盛传“八月十五杀鞑子”一语,致使消息泄露,引起湖北当局的警觉,加上正好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重要领导人未能及时赶到,于是起义不得不改期。
西安也是如此。有学者讲,当年西安也曾流行“八月十五杀鞑子”这句话,并有举义之议,后来也因事机不秘和偶然天雨而临时放弃,两地仿佛。
不仅如此,倘若考虑到广州起义失败后,井勿幕先生有“长江方面已有密报,于夏秋间举行,吾陕亦决于同时发动,冀收南北呼应之效”的说法,那么,这次流产的起义为两地同志所共同策划、遥相呼应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二、两地革命都酝酿已久,临机发动又都显得匆忙。据载,武昌“八月十五”举事放弃后,议定延期十日动手。不料,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八)孙武等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名册、印章和旗帜全被抄去,因为牵扯到不少新军将士的安全,只好临时变计,提早举事,发动明显仓促;西安也是如此,“八月十五”起义密谋泄露,决定再瞅机会。
忽然听得武昌得手,亦喜亦惧,生怕清吏闻讯防范更严,钱鼎、张钫、张凤翙于10月21日(农历八月三十)晚商定“九月初一”(10月22日)起义。
次日上午林家坟会议,有人提出九月初五(10月26日)或九月初八(10月28日)的建议,张凤翙当机立断:“今天就干!”“等到九月初八,高竿上的人头都风干了!”,会毕即开始行动,尽管时间较武昌晚些,但同样事出仓促,给人以危在旦夕、不得不为的印象。
三、两地革命的核心人物均不在现场。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主导的,灵魂人物是孙中山。就武昌和西安来讲,各有其啸聚一方的核心人物,如日知会发起人之一刘静庵就是武昌革命的精神领袖,“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先生,则是西安革命的策动者。
然而,当年革命真正发动之时,孙中山不在国内,刘静庵仍处狱中,井勿幕“以事前赴北山买马”,也不在西安。两地革命均由新军所发动--武昌是工程营左队熊炳坤倡议发难的,西安则是由钱鼎、张钫等人发动,由张凤翙出面挑头的,两者无论首义或响应,具体发动都有很大偶然性,而这种相似的偶然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地后来形势发展的走向。
相似之外,二者的革命也有明显的不似之处——地域的不同,首义与响应的不同。因为地域不同和首义与响应的不同而产生的影响、意义也各不相同,史有定论,不必赘言。除此之外,两地在客观上还有值得注意的差别。
如武昌“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晚间,由工程营左队熊炳坤倡议发难率队猛扑楚望台、占领火药局;同时起义的炮队马队,合攻督署。鄂都督瑞澂,新军统制张彪仓皇弃城出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占领了。
汉阳汉口接着也为革命军所攻占,大轴戏便这么开场了”(曹聚仁《辛亥谈往》)。一夜获胜,几乎没有遇到清军激烈的抵抗。而西安则不然,虽然占领军装局似乎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攻打满城却也费了不少的周折。因为据说“满城内有旗兵四五千人,加上旗民也都有枪,实力约逾万人。
如果不消灭这股力量,则外边清军来援,起义的新军将受内外夹击之危”(张钫《张凤翙事略》)。南面张凤翙指挥新军二标和炮兵营担任主攻,马玉贵、刘世杰率洪门会众配合,西面钱鼎指挥,帮会万炳南、张云山率新军一标和洪门会众担任主攻,经过10月23日、24日两天激战,才终于攻破,并留下了不少关于滥杀满人的传说。
武昌首义之后,起义军很快就掌控了武汉三镇,稍后清军反扑,“阳夏保卫战”固然惨烈,为期也不过41天。而西安拿下满城不久,清廷就令河南陆军一协进攻潼关,旋又增加赵倜部和周符麟部,逃往甘肃的前陕甘总督升允,也以勤王名义带甘军张行志、陆洪涛两部和回军马安良部向陕境进犯,东、西受敌。
张钫奉令扼守潼关,失而复得者三,清军战败而走;张云山、万炳南分领乾州(即今乾县)、凤陇(凤县、陇县)防务,甘军进逼乾州,架云梯、挖地道、炮轰、诈降,昼夜攻伐,“守兵不得稍息,其苦况不可言矣。
”至民元(1912年)2月18日东路息兵,3月上旬西路媾和,前后竟长达5个多月,为起义各省与清军作战时间最长的省份。
再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不同之处,就是西安起义之后,指挥起义的领导者张凤翙先生,自然成了秦陇复汉军的大统领,而武昌在讨论军政府都督人选时,起义领导者自谦而不就任,居然辗转找了个与革命无缘无涉、仅以军中官阶较高、善于治军的黎元洪,并且是软硬兼施地让其当上了湖北都督。
倏忽百年过去了。当时西安的起义,“使革命势力东北越黄河,促进山西革命之发展;东出崤函,可俯南下清军之腹部而扼中原清军之咽喉;东南下荆襄,可与阳夏间清军以严重之威胁……于当时革命策略上、军事计划上,均有莫大之协助”(杨鹤庆《井勿幕先生殉国二十七周年公葬悼言》)。
清楚地说明它在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关键时刻,有着足以令人刮目的表现和一份特殊重要的贡献。偶然的因素使西安失去了成为首义之城的机会,但是,比较当年西安与武昌的这些似与不似,仍然不失为我们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视角,从中读出些许新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