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曲线 科学网—气候颠覆历史:罗贯中定律与竺可桢曲线

竺可桢(1890—1974),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和爱国教育家, 当代闻名的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 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 (照片来自网络资料)

罗贯中定律与竺可桢曲线

作者:马德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如果说《三国演义》这部传世之作为作者奠定了文学巨匠的历史地位,那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也足以显示罗贯中洞明世事的历史学家的目光。这八个字是贯穿于几千年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基本规律,有论者称之为“罗氏定律”[1],或称“罗贯中定律”。

考察中国的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趋势。而这种趋势竟然与中国气候变冷与变暖的周期性波动有相当程度的吻合。

1973年6月19日,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是一项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学术成就。文章指出: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动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在每一400年至800年的周期中,又有周期为50—100年的小循环,温度变动的幅度0.

5—1℃;气候的历史波动是世界性的,但每一最冷时期,似乎都是先从东亚太平洋沿岸出现,而后波及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沿岸。

下图是竺可桢在这部著作中绘制的近5000年来中国气温变化图[2],我们称之为“竺可桢曲线”:

据国外学术界研究,历史时期世界气候也呈周期性变化(见下表)[3]: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历史上年平均温度1~2 ℃的变化看起来并不大,但是对于中国北方,年平均气温的降低更多是体现在无霜期的缩短,这对于农作物是一种毁灭性的灾害。而且由于中国属于季风气候,气温的变化意味着降雨分布的变化,由此带来的长期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所以年平均温度的看似细小的变化已经对历史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

回顾5000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出,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样一个规律性的演进,大体上是沿着这条“竺可桢曲线”展开的:气候稳定、变暖时期则“合”——中国经济繁荣,民族统一,国家昌盛;气候寒冷期则“分”,气候剧变往往引发经济衰退,游牧民族南侵,社会崩溃,国家分裂。

以我们引以为骄傲、历史上最辉煌的唐朝(618年~907年)为例,这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而在“竺可桢曲线”上,也可以看到这段时期也是我国气候史上少有的稳定、温和的一个区间。有资料表明,唐代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1-2°C左右,降雨也很充沛。

这就意味着,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大致相当于现在长江流域的气候。当时的黄河流域普遍开发种植水稻,也是蚕桑生产的重要地区,且有大面积的竹林分布。关中地区一些县设立了专司竹盐的机构。由于气候农牧业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可供农作物的生长期增长,复种指数提高,农作物单产量提高,水利建设也成效显著,唐代经济在历史上占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我们诵读这段著名诗句的时候,想到的只是贵妃的奢侈无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荔枝的主要产地是在岭南,而岭南至长安的驿道有五六千里之遥,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如果为了博得美人一笑,从如此遥远的地方进贡荔枝,当然是太不可思议了。

事实上,唐代规定驿道交通的最高速度是500里,那么,从岭南往长安送荔枝,最快的速度也要10天。在当时没有保温设施的条件下,新鲜荔枝经过十天的颠簸,早就烂了,臭了。以这样的荔枝进贡给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当时的荔枝从哪里来?据研究,当时荔枝贡品的产地是在长江上游的的涪陵一带(见下表)[4] 。

唐代长江上游荔枝种植分布北界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唐代荔枝经济分布型种植的最北界来看,比现在长江上游荔枝种植的北界纬度高2度左右。从涪陵到长安,2000多华里的路程,以唐代规定的最高日行里程——500华里计算,新鲜荔枝完全可以在四五日内运抵长安。

气候的温暖湿润为唐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由于国力强盛,使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了保证。

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 Huntington)于1903~1906年间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等地考察后发表的《亚洲的脉动》一书,则认为13世纪蒙古人大规模向外扩张是由于居住地气候变干和牧场条件日益变坏所致。

这就是说,在“罗贯中定律”背后起作用的,是“竺可桢曲线”,两位重量级的历史巨匠,沿着崎岖曲折的时间隧道,在这里会师了!

关注气候变化及环境变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已经成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引人注目。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却是一个禁区。由于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学术界对“环境决定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气候决定论”、 “地理政治论”被扣上“资产阶级法西斯”的帽子给予“正面的清算” [5]。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学术领域自由空间的大大扩展,加之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研究环境与对历史进程影响的课题终于提上了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日程,并对此有了崭新的认识。1992年,葛剑雄提出:从本质和总体上讲,环境对人类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为人类保留着相当广泛的自由。这个观点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共鸣[6]。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常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是以依赖土地、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在决定生产力的要素中,自然环境的影响与人力因素相比,占压倒的优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着气候发生剧烈变化,造成对农业的灾难的时候,生产力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生产关系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在此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必然严重影响,严重的时候,社会秩序就会瓦解,这就意味动乱和战争,意味着王朝的灭亡,国家的分裂。这就是“罗贯中定律”与“竺可桢曲线”之间的内在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