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蔡晴川 钱大钧贪污成性三次撤职
核心提示:据记载,钱仅在特别费一项内即贪污10余万元。杂牌队伍总指挥孙殿英到保定述职时,钱也曾接受了孙馈送的名贵貂皮多张。由于钱贪财肥私,保定行营的一些人将“钱大钧”三字颠倒,将“钧”改为“钩”,讽之为“钩大钱”。
钱大钧爱财如命,又贪得无厌,其时有人向蒋告密,蒋介石听到之后大怒,对钱甚为不满,下令将其撤职查办,后经何应钦说情,才免去查办。其后不久,钱大钧的胞兄钱体声因贪污渎职案,被蒋介石执行枪决,时人皆认为蒋此举含有杀鸡吓猴的意思。
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改组,钱大钧首任改组后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曾随蒋介石指挥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时,钱曾被蒋介石一度误会,但当蒋介石看到钱身上的那块因替他挡子弹而留下的枪伤时,反而更加信任他。
担任侍从室主任期间,钱大钧依然没忘记“钩大钱”的机会,加上他得罪的人太多,蒋介石不得不将他调离了侍从室。这时,由于有宋美龄的支持,钱大钧捞到了航空委员会的一个肥缺,担任了秘书长、参谋长之职。1938年2月,他又接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职务,专门指挥对日作战。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10年11月25日第6版,作者:王信霞,原题:《钱大钧的三次撤职:“钩大钱”》
钱大钧(1893~1982),字幕尹,江苏人,国民党陆军上将,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他,为黄埔建校初期的老牌教官,是蒋介石黄埔嫡系中最亲信的干将之一。钱大钧在蒋介石手下20多年,历任上海警备司令、武汉军官分校教育长、保定行营主任、侍从室主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市长以及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等军政要职。声名显赫,不可一世。
钱大钧,一贯沉默寡言,总显出一种很周到的谦恭风度。作为军人,他雅驯有余,刚毅不足,很少有人见他发怒骂人。钱在旧文学方面颇有基础,善写铁线文碑帖,字体清秀,又善驾驶汽车,步枪射击及器械体操等技艺也都很好,在“八大金刚”中他算得上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角色。
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好色贪财,平生着意追求物质享受,在上海、南京、苏州均建有豪华的私邸,尤以苏州之私邸为最。当时有人形容钱府院子之大时曾说,从钱府门口至客厅,即使是汽车,也要行驶15分钟。正是由于他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屡犯蒋介石忌讳,所以在蒋手下地位时有起落。
1932年春,钱大钧调任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负责指挥汤恩伯的八十九师和孙元良的八十八师,驻防武汉。其时,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计划、方略、命令均出自钱大钧之手,而且他所辖的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也是“围剿”苏区的主力。接着,蒋介石又派钱大钧充任河北保定行营主任兼保定编练处处长,从十三军军长,一跃升为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指挥五个军的队伍,与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并驾齐驱,可以说,这是钱从北伐以来最得意的时候。
但这时的钱大钧却只知一味追求物质享乐,他在北京、保定时,两处都置有豪宅,一切设备应有尽有,经常乘用特备专车,偕其爱妾欧阳生丽(钱大钧妻妹)来往于北京与保定之间游乐。钱贪爱钱财,常以馈送河北各将领为词,在行营开支特别费,每次总是数万元。
据记载,钱仅在特别费一项内即贪污10余万元。杂牌队伍总指挥孙殿英到保定述职时,钱也曾接受了孙馈送的名贵貂皮多张。由于钱贪财肥私,保定行营的一些人将“钱大钧”三字颠倒,将“钧”改为“钩”,讽之为“钩大钱”。
钱大钧爱财如命,又贪得无厌,其时有人向蒋告密,蒋介石听到之后大怒,对钱甚为不满,下令将其撤职查办,后经何应钦说情,才免去查办。其后不久,钱大钧的胞兄钱体声因贪污渎职案,被蒋介石执行枪决,时人皆认为蒋此举含有杀鸡吓猴的意思。
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改组,钱大钧首任改组后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曾随蒋介石指挥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时,钱曾被蒋介石一度误会,但当蒋介石看到钱身上的那块因替他挡子弹而留下的枪伤时,反而更加信任他。
担任侍从室主任期间,钱大钧依然没忘记“钩大钱”的机会,加上他得罪的人太多,蒋介石不得不将他调离了侍从室。这时,由于有宋美龄的支持,钱大钧捞到了航空委员会的一个肥缺,担任了秘书长、参谋长之职。1938年2月,他又接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职务,专门指挥对日作战。
1939年初,钱大钧又因私分军火被人告发,遭撤职查办处分。客观上说,这次的账是不能全怪在“钱主任”身上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39年夏,蒋介石要调空军保卫重庆,可钱主任却报告说无机可派,蒋勃然大怒,查问政府划拨的几千万购机专款都哪里去了?钱默不作声。
蒋因责他贪污,交付禁闭,并责令将对其从严惩处。钱本以为这次他肯定是难逃一劫了,谁知,过些日子后,竟无“下文”。后据知情人透露,航委会购机专款其实是通通被宋美龄动用了。钱大钧虽居航委办公厅主任名义,而大权却握在秘书长宋美龄手里,因而他只能替蒋夫人背背黑锅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上海市长一职炙手可热,派系之间竞争极为激烈,各党政大员都想吃这块“肥肉”,但最终蒋介石还是指派钱大钧担任了,这也许是因为钱过去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缘故。此外,钱市长还兼任淞沪警备总司令,一身兼军政重任。
其时的市政府各局局长都有奥援与社会地位,非市长所能指挥,而市府本身的实权操在秘书长沈士华之手,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则完全由副总司令李及兰主持,钱大钧对此也完全不加过问,只管一个劲地“搂钱”。
老蒋对此无可奈何地说:“钱大钧一贯贪污成性,不足道也!”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偏偏不争气,干了不到两年,再次因贪污被人告发。当时,国民党官员在接收中,大搞贪污活动,霸公产为己有,其中以上海市市长“钩大钱”为甚,据称他私卖敌伪物资竟达42亿元。蒋不得不将其撤职,由素有“廉洁”清誉的吴国桢来接任上海市长一职。
对第9战区司令部的这个安排,张发奎没提什么反对意见。不过他也留了一手,就是计划在沿江滩涂被突破后,在一线和马回岭之间的黄老门这个地方,设立带有纵深性质的二线阵地。这当然是可行的。但这个计划他没报给第9战区的陈诚,蒋介石当然更不知道。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上海市长一职炙手可热,派系之间竞争极为激烈,各党政大员都想吃这块“肥肉”,但最终蒋介石还是指派钱大钧担任了,这也许是因为钱过去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缘故。此外,钱市长还兼任淞沪警备总司令,一身兼军政重任。
其时的市政府各局局长都有奥援与社会地位,非市长所能指挥,而市府本身的实权操在秘书长沈士华之手,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则完全由副总司令李及兰主持,钱大钧对此也完全不加过问,只管一个劲地“搂钱”。
不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何应钦率军政大员到机场欢迎,蒋介石对他也表现得非常亲切。此后蒋介石在各种场合都说到,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都是因为何应钦施加军事压力的结果。这一次,蒋介石并没有像第一次下野之后那样彻底撕破脸,但在心里的芥蒂自然更深了。
从此以后,何应钦虽然担任了军政部部长、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等职务,但都是位高而无实权,再没有能够执掌真正的军权。
蒋介石半信半疑:“孙立人是一个军人,既然要搞兵谏,却又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参加,完全是一帮低级军官在下面串联瞎胡闹,这也未免太儿戏了吧?”
6月26日上午,坐镇南昌指挥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在陈诚、罗卓英和卫立煌的陪同下,按计划前往南昌讲武堂检阅部队。从江西大旅社到讲武堂,沿途道路两侧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他们一个个手持武器,如临大敌般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