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诗歌特色分析
谈及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我们自然会想起《现代》杂志诗人群,其成员包括戴望舒、施蛰存、李金发、何其芳等人。此外还应该包括《水星》的主要诗人卞之琳、废名、李广田等人。在这些现代派诗人中,卞之琳是不可忽视的一位。
卞之琳的特殊性在于,首先是其对现代派诗歌诗体建设的卓著贡献,其次是其对现代诗歌语言艺术形式刻意的和不懈的探索。有人评价卞之琳说“由于将西方的和中国的传统的诗歌艺术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已成就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中国诗人之一”[1]。
但在后来现代派出现了分化,卞之琳倾向于“主知”一边,戴望舒则倾向于“主情”,值得注意的是,卞诗在30年代中后期以《在异国的警署》为界,其诗思与诗风大为转变,其诗歌有了“大我的寂寞”,注重于表现“大我”的主题,卞诗中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和对个人命运的独特感悟显得更深沉而又凝重。
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被王佐良先生称之为诗人艺术高峰期的最好作品《尺八》,因为这首诗不只是反映了当时现代人的思想与情绪,而且对于当下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也具有相当重要的警示作用。
一、《尺八》创作背景
至1935年,日本已强占了我国东三省,并意图侵占整个中国。这一年卞之琳因工作需要东渡日本,在东京住了5个月。然而,刚踏上日本土地,卞之琳便经历了一次令人不快的审问。再有正值溥仪访日,卞之琳被盘查。在极其愤慨的情况下,卞之琳写下了《在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