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怀一颗感恩的心诗歌 新任央视台长慎海雄曾撰文:常怀一颗爱民之心
今天下午,中央电视台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组部、中宣部领导参加。会上宣布,慎海雄就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聂辰席卸任。慎海雄此前为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慎海雄,男,汉族,1967年2月生,浙江湖州人,198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8月参加工作,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记者。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党的十九大代表。
慎海雄长期在新闻宣传系统工作:1989—1999年,新华通讯社浙江分社记者,宁波记者站记者,分社农村采访室主任(1995.05评为主任记者;1997.11评为高级记者);1999—2001年,新华通讯社浙江分社采编室主任;2001—2004年,新华通讯社浙江分社党组成员、常务副总编辑。
2004—2008年,新华通讯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总编辑;2008—2010年,新华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党组副书记;2010—2012年,新华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党组书记,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总经理(其间:2010.07—2012.06,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12—2012年,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党组成员,上海分社社长、党组书记;2012—2014年,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党组成员,中国经济信息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2015年,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党组成员。
2015—2018年1月,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慎海雄
常怀一颗爱民之心
慎海雄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在新华社工作26年,成就非凡:30岁即破格晋升成为新华社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记者;荣获第五届范长江新闻奖。2003年,他应约为《新闻战线·名人专栏》撰写文章,字里行间体现出过硬的政治素养及惊人的敬业精神。
常怀一颗爱民之心
慎海雄
刚参加完今年"两会"报道回到分社上班,我就收到了一封浙西南山区缙云县26 位擦鞋匠寄来的信。信中说: "为了改变家庭生活拮据状况, 我们在2001年走上街头, 靠擦鞋谋生, 不怕被人看不起,不怕臭和脏,只顾谋生存。
现在却屡被城管部门追要高额管理费,我们送交‘申请擦鞋的要求’时,缙云县城管大队负责人告诉我们,每人每年要交720元,分两次交清,否则就不允许擦鞋……我们一天不干活,生活就会发生困难,所以一边是城管强行没收工具箱,一边是我们没日没夜地赶制工具箱。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有50多个工具箱被没收了……"
读着这封来信,我禁不住眼圈湿润了:擦鞋匠们的生活够艰难的了,为什么这些"大盖帽"还是不肯放过他们?这些人还有没有一点起码的良知?感慨之余,我结合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侵害困难群众利益的事件,采写了一篇时评《与"弱势群体"争利,于心何忍?》。
同时派分社记者继续与擦鞋匠们联系,做追踪报道。有关报道发出后,浙江省和缙云县领导高度重视,彻底解决了擦鞋匠们反映的问题。缙云县委有关负责同志专程到分社说明处理情况。类似擦鞋匠遭遇的事情,是我经手处理的诸多日常小事中的一桩。
我是1989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浙江分社从事农村报道的。10多年来,累计有30多条稿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不少报道直接推动了实际问题的解决和典型经验的推广。这些年,找我反映情况的群众越来越多,其中也有不少问题比较小,代表性不够,不适合发报道。
但我总想:老百姓好不容易找到新华社,把自己的一肚子委屈吐给你, 这是对我们的信任!老百姓反映的有些事情看来虽小,但对一户家庭、一村群众来说则是大事。对这种情况,我的做法是,把他们反映的情况进行梳理和初步调查了解,如果基本属实,就以我个人的名义给省委、省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写封信,附上群众反映的基本材料。
不少问题也由此迎刃而解。我深切地感到,能够以自己的工作为党和政府大政方针的决策作参谋,为普通百姓排忧解难,这是多么光荣的使命!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心里装着人民,不能成天泡在会议里,跟着老板转,不问人间冷暖,不摸黎民疾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但我们同样要看到,有些地方和干部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没有用心研究,片面地把市场经济的所有原则运用到政府管理中去。这种做法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那些在改革中处于弱势的群众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甚至得不到起码的生活保障。
"弱势群体"之弱,已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待遇上,他们的政治权利、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等也相应受到了侵害。比如我们曾经披露的残疾人无故失业的事件:浙江富阳市城管大队人员的一句话,一位大半辈子修车的残疾人就因为无法交足4000元"拍卖费"而丢了饭碗。
他一丢饭碗,一家人的生活就没了保障。如此盘剥,却是在所谓"经营城市"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推行着。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标准放在企业是可行的,一旦进入了政府管理范畴,那就乱了套。
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今天,各级政府完全有条件多考虑公平问题,多考虑"弱势群体"的生计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反复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正是看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看到了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作为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新华社记者,同样要关注民生,体察民情。
激浊扬清、爱憎分明、为民说话是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崇高使命。我们完全有责任通过舆论手段为群众鼓与呼,而人民群众也能从我们的行动中体味党和政府的温暖。一次,浙江青田县北山镇农民徐志张因为从自家的番薯地里拖回一条奄奄一息的狼狗(狼狗后死在徐家),狼狗的主人———当地一霸吴某竟然不问青红皂白,带人把徐家砸烂,并在徐家中堂挖了一个坑,要拖徐志张陪死狗一起殉葬。
后经村里百姓苦苦哀求,吴某在徐老汉拿出部分赔款并签下赔偿书后才扬长而去。
这样一件典型的犯罪案件,居然因为吴某在当地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长期未得处理。老汉夫妇因无钱继续"赔偿",在外流浪了3年!我闻知此事后,经过仔细调查,采写了内参和公开报道《青田"狗案"何时能了?》,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
在领导同志的督办下,犯罪嫌疑人吴某终于落入法网,徐老汉回了家。老汉还用我送给他买食物用的200元钱买了一面锦旗送来,并连连感叹:"共产党的天还是亮的!"老汉的这句话深深印在了我的心中。是啊,在人民群众眼里,我们就是党和政府的代言人。我们一定要珍惜党和人民的信任,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争光添彩。
威信来自公正廉明
——我写舆论监督报道的点滴体会
舆论监督报道是党的新闻媒体中的"利器", 特别是反腐败报道, 由于有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新华社独有的内参"绿色通道",往往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尤为各地干部群众所看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反腐败工作任重道远。新华社地方分社的记者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时刻经受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的考验和反腐败艰巨性的挑战。
最近10多年,随着反腐败工作的不断深入, 一批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纷纷落入法网。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信息,1992 年至2002年, 全国各级法院共判处腐败分子17.39万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2万多人, 厅级干部1000多人, 省部级以上干部20多人。
应当说, 在查处的这些干部中, 有不少就是新华社记者通过内参等形式予以揭露后受到惩处的。我本人就在总社和分社历任领导的支持下, 先后通过采访调查, 使原龙泉市委书记、原富阳市委书记、某市中心血站站长等一些贪官现了原形, 上述3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无期徒刑和死缓。
近年来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无论是查处的结果还是力度, 人民群众都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对反腐败还存在着诸多意见, 腐败问题在一些领域中还比较突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两大祸患时刻会沉渣泛起, 让一些地方的群众苦不堪言, 严重败坏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新华社地方分社的记者, 有条件也有责任拿起手中的笔, 刚正不阿,勇往直前, 为反腐败的深入开展,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鼓与呼。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认为, 我们在从事舆论监督报道,特别是反腐败报道的过程中, 必须牢记两条: 一方面, 要严把事实关,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 研究问题, 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 另一方面, 我们要时时处处谨慎从事, 千万不能被批评对象抓住任何经不起推敲的把柄。从我10多年的采访实践看,至少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舆论监督报道必须出于公心。不可否认, 某些腐败案件的暴露, 是利益群体或个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引发的。某些举报人也不完全是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有的甚至曾经是为虎作伥的一员。当我们获得举报并着手调查时, 举报者的线索固然重要, 但绝对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
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 我是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负责来调查的, 我不是举报人的代言人。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的监督报道就可以防止成为某些利益群体斗争双方的工具。
二、舆论监督报道必须"避嫌"。新华社的内参报道之所以有分量, 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们记者的采访调研有水平, 没有被人家抓住"小辫子"。在"避嫌" 问题上, 我总结出粗浅的几条原则:一方出资包吃包住的批评采访活动决不参与; 当事一方与分社记者如有亲朋好友关系的, 不准这名记者参与采访和写作, 更不得署名; 批评报道发出前后, 当事双方任何形式的吃请等不得参加,涉嫌邀功请赏之类的东西绝对回避。
三、舆论监督报道必须留有余地。我认为,"痛打落水狗"的做法在内参报道上必须慎重, 因为我们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 即便是个别敌我矛盾,也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感情用事。比如, 对人定性的语言在使用时要千万谨慎; 在法院判决之前, "巨贪"、"受贿" 等结论性用语最好不用, 而是用事实说话。
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 一般不在稿件中出现;如确需在稿件中反映的, 还应说明"未经证实" 这样的意思, 以防止误导。
反映的问题如果确实是地方党委、政府自查中发现的,也不要心存"贪天之功", 大笔一挥,转为"记者调查"; 地方已经引起重视或开始着手调查的问题,同样要在稿件中反映。虽然有的记者认为这样做, "战斗力" 弱化了, 批示也可能会少了, 但记者报道的生命是事实, 如果对事实竟然不顾, 还谈何权威性和影响力?
"笔下有人命关天"
——采访一起案件的追记
一名全国优秀森林警察被杀死在自己家中,凶手竟然是她下岗的妻子以平时省吃俭用的钱雇来的。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名戴着许多光环的派出所所长被杀的原因,当地的"官方"结论与我事后的调查居然完全相反。当时作为凶手的死者妻子等3人在当地领导"从重从快"的指示下被一审判处死刑,要求立即执行,而且已经进入二审阶段。但在调查到了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证据后,我吃惊地发现:黑白被颠倒了!
在我连续发了多篇内参和公开稿件后,案件引起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和浙江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专门派负责妇女儿童权益的专家约见我,了解情况。最终,包括死者妻子在内的2名即将押赴刑场的被告人终于被改判成死缓(其中死者妻子已改判为无期徒刑), 只有一名主凶被执行了死刑。
那是2000年初的一天,我去杭州近郊的临安市采访农村基层组织。当地同志漫不经心地谈起县城一名森林派出所所长被妻子杀死在家中的事。我当时心里一怔,立即私下向我在当地的朋友询问,得到证实。次日,我找到市林业局,林业局的领导坦率地承认发生过这件事情,但明确表示:这个所长是个英雄,上面已经有了调查结论。
在问到死因时,林业局的领导认为是其妻子为另觅新欢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到了市公安局,局有关同志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说上级领导同志已经批示从重从快,而且从内部了解的情况看,二审肯定维持原判,建议新华社作为典型宣传一下这个牺牲的所长。随后,我又看到了这个所长追悼会的录像,一派庄重。
按说,到了这里,此案并没有多少悬念了。但是,我在吃饭时从朋友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却十分惊人:那个死去的所长平时拈花惹草,虐待妻子,是个戴假面具的人!那位朋友还补充一句:临安复杂,这话说了不算数。可我急了:这样重要的事情如果不算数,岂不把人命当儿戏?在我再三要求下,这位朋友向我介绍了了解情况的孙某。
孙某经过思考,认为要讲真话。她还叫上了几个伙伴,要我多听一听。不深入不知道,一调查吓一跳。据反映,那个所长经常混迹于娱乐场所,并先后换过几个"女朋友"。
1994年12月,妻子得知丈夫在于潜招待所内与他的一名所谓的"女友"堂而皇之地同居时,赶到房间当场抓到了俩人。那张"从今后不再与晓萍搭界,一刀两断,一切好好过日子"的保证书也被我拿到了。而这名所长动辄打骂、虐待妻子的行为更加令人发指,临安市妇保所的刘医生把这位所长的妻子小便有多个" "的血尿报告也找到了。
听说新华社记者要查清事实真相,许多与他们熟识的同事和妇女到我住的招待所来反映情况。据派出所部分干警向我透露,这名所长在家里对妻子极其残忍,在单位却是另外一副面孔。他处处表现出一副工作积极,在家受气的样子。
每次领工资,他都要自嘲似地说,都得"交公"啊!但大量的证据说明,妻子下岗后,这名所长自己在外花天酒地,对妻子却分文不给。据反映,1997年, 此人得知组织上在考察他,准备提拔他当所长时,生怕妻子将自己的恶行和丑事抖出去,就突然改变态度,对妻子大献殷勤,甚至跪在地上请求原谅。善良的妻子再次上当,丈夫当上所长后,等待她的是变本加厉的摧残。
此人的质变也深深刺痛了女儿的心。正在上初中的女儿鼓足勇气告诉我:"当我读小学时,幸福就离我而去。母亲经常在深夜里抱着我默默地流泪,有时还说,‘莉莉,爸爸不要我们了。’……爸爸由经常深夜不回发展到动不动就对我妈妈大打出手。
我亲眼看到妈妈被打得鼻子出血。去年暑假,妈妈的耳朵流血,她说是爸爸打的。还有一次我父亲把母亲的头发抓住往阳台门上撞……"
值得深思的是,对此人严重的虐待行为和生活作风问题,他的妻子曾经多次向临安市林业局、公安局等部门反映,但全无回音。记者追问,对方都承认是多次反映过,但"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样一名问题颇多的派出所长,还居然被推举为全国优秀森林警察。正是在绝望之中,妻子出资3000元雇人"教训"丈夫,结果酿成悲剧。
由于时间紧迫,我在调查之后立即赶写了一篇《浙江临安200多妇女强烈要求"刀下留人"拯救叶玲爱》的稿件,经分社领导审定后,我自己拿着稿件送到省委、省政府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领导秘书那里,希望能够马上送到领导手上;然后我又在总社内参上连发了2篇稿件,后又发了几篇公开稿。这批稿件发出后,立即在各界产生强烈反响。
如今,这名受迫害的弱女子保住了性命。每每想到此案,我真是感慨很多。南振中同志在《记者的发现力》一书中指出:"事件发生现场的东西,不一定全是真实的。现场采访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分辨真伪。"他还指出,"对现场采访中的‘证伪’,要注意分析现象同本质的矛盾运动。
在对‘现象’发生原因的分析上,应该客观准确,谨防犯‘想当然’的错误。"是啊!如果当时听风便是雨,拿着官样文章抄一抄,把虚假的现象当成了本质,岂不是为虎作伥?由此,我对"笔下有人命关天"这句话,也体会更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