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祁祥不提兰大 孙祁祥:国内有六大矛盾
主持人:有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CCISSR主任孙祁祥院长以“综合风险管理——十二五的新命题”为题发表演讲。
孙祁祥:各位尊敬的嘉宾,我不知道应该说是上午好还是中午好,我这个时间安排在吃饭的时间真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大家,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一会儿的午餐就在北大的博雅国际酒店,这个酒店的饭菜质量还不错,是五星级的酒店,我们餐的质量和数量都能够保证各位,所以我在这也得感谢我们各位理事会员单位,今天来了好多我们中心的理事会员单位的顾问、常务理事,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他们每年支持我们的论坛,包括李总、沈总还有很多没有到会的中国著名的保险公司等等,他们给我提供这样一些支持,使我们能够免费给大家提供北大赛瑟论坛的平台,政产学研的平台,刚才大家听到不管是从监管者还是政府官员还是各位老总都说,我们要借助北大赛瑟这个平台,包括我们的行业协会的领导者,都这么说借助这个平台,向社会呼吁,向政府呼吁一些问题。
我要感谢各位的支持,能够让我们坚持了八年做这样一个论坛,邀请政产学研各方的人士到这里来,分享大家研究的一些成果,共同为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再次感谢今天各位演讲嘉宾,以及各位参会的代表。
我参加过很多的会议,不管是国际会议还是国内会议,不管是国务院或者各部委的,还是我们一些行业的会议,我不谦虚地说,咱们这个会参会者的认真程度很少见,到了现在12点了,大家还仍然坐在这认真听取,很感谢各位。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我简单地介绍我这个演讲题目,以及我们今天北大赛瑟论坛主题的背景,我去年在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上,我做了一个发言,发言的主要内容,就是今天每人手上有一本北大保险时评里面有一篇,我主要的观点就是我们要从国家宏观经济或者社会这个角度,来建立这样一个综合风险管理的体系框架,来对整个宏观经济和社会风险进行综合管理。
所以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次的金融危机或者以往很多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实留给人类最重要的教训之一,不管是对一个企业来说,还是对一个行业来说,还是对一个国家来说,实际上经济学上讲到的成本收益分析,都必须建立在对风险源,风险的容忍度度以及风险的可控性基础上,这样你才能对全面社会的资源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一个分析。
然后最大限度地去运用好、配置好这个资源,去降低成本,我当时讲到六大风险源,在会上主持人也说,孙教授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中国风险管控问题,问题出来以后,引起大家的重视和议论。
我回来就跟我同事说,我们不能简单从一个行业来考虑问题,应该从国家宏观的层面,来全面地考量这些风险,所以我的同事郑伟博士,我们一块也讨论了一些问题,也形成了我们今天我演讲PPT的基本框架。我们这里提出一个基本的分析的思路和框架,实际上我们很多问题还觉得不成熟,我只是提出来供大家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是各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也有保险公司的高管,也有政府部门的一些研究人员,我觉得我们共同从保险这个角度,或者从风险管理这个角度出发,实际上我们研究的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风险问题,或者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的风险管理问题,而是国家一个综合风险管理问题。
这是我研究问题我们今年北大赛瑟论坛主题出台的背景,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今天主要想给大家讲五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这三十多年,我们把整个阶段划分了三个阶段,而且我们不仅仅只是从一个经济转轨这个角度来谈,是讲双转,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我们把这三十多年的时间划分了三个阶段,分别分析了这三个阶段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风险的特点。
第二个主要谈双转第三阶段的主要类型,因为前一二段是第三阶段的铺垫,到今天为止我们主要面对的是我们看到的第三阶段。第三个我们提出了四类风险和六大矛盾,要分析这四列风险和六大矛盾之间的关系。第四个我们要讲十一月期间对风险管理评估,最后我们提出一个风险管理的思路。这是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主要脉络和主要分析框架。
我们是分了三个阶段,双转我们讲的含义是什么,做了一个交代,就是一个经济体制转型它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从资源的配置方式,大家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我们讲到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从社会转型也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个是从封闭半封闭的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到开放的现代城镇转型,从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向存在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的后总体性社会转型,这是我们运用这样一个术语,把社会转型的特点做了一个交代。
双转这个特定的时空背景,决定了我们进行社会风险分析的起点,我们分了这三个阶段,划分主要是依据中共中央它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样一个规定时点,比如从78年到1992年,完成了双转政治准备,在第一阶段是探索性的,渐进式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双转第一阶段,我们谈到的主要是放权让利,释放经济活力。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四大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到2002年,这个时候经济方面的特点就是结束了我们长久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样一个短缺经济,任务在十四大也提的非常明确,主要任务是加快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加入以主流文明为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我们讲到保险是排头兵,从社会转型这个角度来说,是已经开始强调法治与社会参与,不同阶层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形成,我们今天看这样一句话,可能感到不到这句话的含义,你不同阶层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怎么会形成?现在讲我们什么都可以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你有互联网,你有微博,有博客诸有此类的,但是回到九十年代那个时候,你如果再往前退回到八十年,七十年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我95年在美国学习完了以后,曾经被美国(福论社)邀请演讲,讲中国的一些问题,讲经济讲社会的形态以后,底下这些高管人员他们问我最多的问题,在中国你能否自由言论?你能不能自由表达你的一些思想,或者你的言论,97年诉求表达机制形成了完善。
在第三阶段全面深化阶段是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主要是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任务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和化解在市场化过程中遗留的各种问题,确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好、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我们按党发的三个重要文件,把我们的双转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及三个阶段主要的特征。
从我们这个阶段来看它风险的含义,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试点探索,从社会生活的质量、安全性、和睦程度等角度看,这一时期都实现了帕累托改进。第二个我们叫重点突破阶段,长期高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使得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尚处于可控的范围内。
总体来说,人们对于当时的社会还是应该说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认同感,因为他总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了,收入效应,使得人们对社会总体状况,特别是不好的东西他有一个在可容忍的范围内。第三个阶段,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一些深层次矛盾迅速呈现并构成了现实威胁,各种利益摩擦和冲突逐渐从以前的隐身状态到非常明显的阶段。
我们主要含第三阶段的主要风险类型,我们把它概括为四大风险类型,金融风险,三农风险,生态风险,公共风险,我觉得这样一个理解大家都没有问题,从它本身的风险源来说,只要这些制度存在,它对于经济社会产生各种的影响就会存在,它的风险就会存在。
比如金融风险它是一个双刃剑,你搞得好的话,对于经济巨大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由于它这样一种高度的复杂性,如果说稍稍有一点慎,很小的一个纰漏可能就会造成系统崩溃,这样的情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呈现,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恐怕也是要去吸取这样一种教训,获取很多的经验,怎么处理好在目前发展阶段上,怎么发展金融的衍生品,怎么去进行金融创新这样一些问题,特别是建立防火墙。
三农风险,这也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中国无论从产值占到10以上的农业产值,以及七亿多农村人口这样一个人口规模,从哪个角度来说,它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既然是这样一个特点,农村它和其他产业一样,也会受需求供给的影响,价格的波动,国际各种市场风险的影响以外,它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个特点非常明显,这是它和其他产业不同的地方所在。
我们为什么说中国的三农风险特别突出和严重呢?我们讲到农业特点以外,特别是农村人口这一块,一个是贫困人口的数量相对比重均超过城市人口,第五次人口普查已经表明乡村人口65岁以上的比例都要高于城镇和城市,再加上大规模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年轻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迁徙,进程来当农民工,留在农村大量的老弱人口,造成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巨大挑战。
如果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巨大的乡村负债等这些问题不能尽快解决的话,由此所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会非常严重。
生态风险,这点也是我们感觉特别明显的一个问题。有很多的数据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对于环境的过度开采以及破坏,导致自然对于人类的报复这样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十年自然灾害所发生的频率以及由自然灾害引发的损失的严重程度都大大高于前五十年、一百年,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明显。
因为西方国家已经走了这一步,我们说的先污染后治理,经济已经发展一定程度,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向共工业化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大量跟环境有个互动,要开采很多资源,可能对环境有很大的破坏。
特别是西方走经济与环境发展的时候,更多是环境因素,而中国由于政策的失效或者失败,像我们经济发展增长的方式以及我们所讲到的对环境成本的外部化,以及其他方面很多的原因,导致我们环境破坏问题和治理问题恐怕比同时期的西方国家还要严重。
公共风险,也是我们感受非常深的一种风险源。双轨的历史进程走到今天以后,我们在座的以及我们普通的民众感到这个社会张力现在非常强,很多地方弥漫着这样一种对于政府,对于不同领域或者不同行业一些问题的不满,所以这个看到的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以及参加人数的规模都呈现增长的趋势,这也引起社会高度重视。
我讲第三个问题,这四大类风险,我们看看它背后的风险因素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讲风险管理,增加或提高这个损失发生概率的一些因素,我们看是什么,我们总结了六个方面的矛盾。第一国强民富的矛盾,第二是先富与后富的矛盾,第三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第四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第五是经济建设与建设的矛盾,第六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矛盾。
这里我简单说一下,我们很赞同滴流经济学这样一个概念,按照一般滴流经济学理论,国强以后应该自然滴流到全体老百姓的这样一个结果。实际上从中国来看,这种现象并没有如理论上或者主流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一种情况,从中国来说,虽然整体实力,从经济规模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还有结构性矛盾特别突出,并没有惠及到全体老百姓,虽然我们不否认这三十年的改革,总体老百姓的财富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可以有先富与后富这些具体的情况和数据,就不说了,还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以及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
第四个我想讲一下十二五期间宏观经济社会风险预估与评价。我们有一个图可以描绘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我们用星图来表示它的矛盾,三个星比较严重,四个星相当严重,五个星表示极为严重。先富与后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是极其严重的矛盾,还有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这是属于相当严重的两个矛盾。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国强与民富是比较严重的矛盾。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在座的有没有给我们更多的评论,以及给我们更多的指点,在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上。
它的风险特征有交叉性、综合性和动态性,前面几位专家特别像张总也提到,我特别欣赏他的观点,我们现在社会的特点,高风险与低风险管理这样一个矛盾。所以从我们的分析来说,交叉性、综合性、动态性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就不具体解释了。
最后如何去建立综合风险管理基本框架,我们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一个是尽快建立国家层面的宏观综合风险管理体系,要建立一套风险指标体系和风险预警的管理系统,你在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有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来建立这个子系统,去建立一套风险的评估预警体系,从而目前为国家发展规划与决策提供系统的思维框架和可靠的科学依据,这不是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行业来做,必须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协调,来组织各种力量来做。
第二要深入研究各类风险的形成机理,加快推动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着力化解中国双轨进程中日益凸显出来的六大矛盾。我们认为从十二五来看,这四大类矛盾和风险和六大类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关系的处理,是十二五期间风险管理非常重要的方面。
从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来说,我们觉得除了要继续推动党政分开、政府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之外,新时期还必须格外注重推动公共政策决策机制改革。到了今天,双转的第三阶段,矛盾已经比较显性化这样一个阶段,而且很多矛盾到了不解决恐怕难以有进一步突破的阶段,如果再不根治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话,我们经济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
从政策决策公共体制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工作来做。
一个是决策主题的清晰化,第二就是决策机制的监督要完善化,第三就是你的政策制定目标指向要相对一致,要有协调性。因为现在政府的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缺少明晰化,有听证会之类,但如何使它更有效率,这是需要做的工作。
第三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各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需要协调这个问题,在目前中国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很多政策相互打架。比如我们最近一方面说要限购,限行,对于我们现在的车辆、房屋等等出台了很多的政策限制,另一方面又出台很多的政策跟这个是相违背的。
具体的例子我就不说了,在这个方面,政府的公信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提出来一个政策让老百姓来接受,你是否能够体现你的公信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报道,我想在座的恐怕也有人听过这个报道,我是第一次才听到,说是有一个小学生他用农业大学的设备去检验北京市场上的蘑菇,随着检测了以后,他说北京市场上有很多蘑菇是有一种剂,荧光剂,这个报道出来以后,北京市质监局马上做了澄清,说是大部分蘑菇是合格的。
著名作家郑渊洁发了一个网上投票,有3052名网名投票相信小学生的检验,99%的投票率是投给了这个小学生,1%的投票率是给了北京市质监局。我看到这个报道以后,如果咱们政府的公信力像这样一种情况,将来的公共决策能否让我们这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达到它预期的目的、预期的效果,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地把我们最新研究的东西,主要是思路提供给各位,希望大家对我们这样一种分析的框架、思路提供你们的一个意见。因为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提出一些供国家决策部门来进行思考或者进行决策依据一些新的东西,从行业的角度来把我们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问题搞得更有特点。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