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人生的重大事件 爷爷董必武留给我的人生财富
1975年4月2日,我的爷爷董必武去世了,那年我5岁,懵懵懂懂的,只知道家里的一位老人不在了,对他的印象却极为模糊。上学后,我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了关于他的文章,心里除了有些小骄傲外,更多的是感到那是一段很遥远的往事。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关爷爷的故事我了解得越来越多,记忆深处的那个身影也慢慢鲜活起来、厚重起来……
不浪费国家一分一厘
每一位在爷爷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人,都对他的简朴和节约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一直坚持使用刚进城时分配给他的老式办公桌,几次搬家,工作人员都想换张新的,但他始终没答应。爷爷坐的是一把旧转椅,由于转轴松了,坐上去既不稳固也不安全,更别提转动了,可是他总不肯换,只是让人拆了底座,用木头重新做了4根椅腿,就这样一直坐到逝世前。
爷爷平时写字,多用毛笔,笔头掉了,就用线或牛皮筋绑紧继续用。他练字从来都是用报纸,写诗、写文章也是以头一年用过的旧日历牌和节目单等废纸作底稿。
董必武与幼时的本文作者
爷爷在晚年患有多种疾病,地方上的一些负责同志请他到条件好的地方去疗养,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总说:“我一走动就要兴师动众,给地方人力、物力增加负担。”
1972年冬,因爷爷身体每况愈下,中央批准他去广州休养。当时爷爷住在医院里,工作人员担心他长途旅行身体支撑不了,就提议坐飞机去,又动员我奶奶何连芝和子女一起劝他。但是爷爷坚持要坐火车,并且严肃地说:“这对我来说,是个原则问题!
”随后,他详细计算了坐飞机会消耗的油量,并耐心地教育大家:“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建设时期,油产量还不多,坐飞机是要用很多油的。而在火车上挂节车厢,既不影响铁路运输,又可以看看沿途祖国的大好河山,何乐而不为呢?”他还再三叮嘱:“我老了,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事了,所以今后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尽量少给国家和人民添负担。
”“我们的国家人多、底子薄,一穷二白的面貌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们要力求节约。”
爷爷在生活上厉行节俭,但是当把钱花在助力民族振兴、培养下一代身上时,他却异常大方。地处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的武汉中学,前身就是爷爷与陈潭秋等人于1919年共同筹办的私立武汉中学。当年,爷爷怀着唤起民众、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宏图大志,毅然当掉了自己唯一的一件皮袍,将换来的20元钱充作了办学经费。
如今的武汉中学,大门口矗立着一尊爷爷的雕像,雕像背后的墙上刻着4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朴、诚、勇、毅,这是爷爷当年亲自拟定的私立武汉中学的校训。
当年,这所学校的很多学生就是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成为忠诚无畏的优秀共产党员。1966年,爷爷在武汉接见武汉中学代表时,对他写下的校训又作了解释:“朴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和毅力……”
“朴、诚、勇、毅”这4个字深深影响着我,教导着我如何为人、做事。
把外汇用在该用的地方
1945年,爷爷作为赴美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收到了国民政府发放的一笔相当可观的置装费、生活费和交际费。他对这笔经费的使用处处精打细算,尽量节省开支。现在,爷爷赴美期间亲手记的一份收支账单依旧被保存着,从上面的记载看,爷爷在必须的情况下,才在住处附近一家成衣店花25美元买了一套西服,省下了1275美元的置装费。
在美国,他就是穿着这套俭朴而合身的服装出席联合国大会以及其他外交活动的。
另外,他除参加联合国举办的宴会和其他必要的宴请外,从不到大餐馆用餐,而是常与章汉夫、陈家康一起,到华人街餐馆用餐,或者购买简单的食物打包带回住处吃,因此又省下1240美元的生活费,还节约了200美元的交际费。爷爷将节省下来的置装费、生活费和交际费共2500多美元,都用来贴补公用。
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当时,爷爷在美有几笔较大的开支:一是在爷爷的主持下,由章汉夫、徐永瑛同志编印发行了《中国解放区实录》英文版小册子5000本,借以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揭露和驳斥反动派的造谣诬蔑;另一个是周恩来给爷爷去电,中共中央拟在上海筹办党报和通讯社,让他在美国订购印刷机器,爷爷就用省下的经费再加上部分华侨的捐款,为国内购买了3万美元的印刷设备及其他急需物资。
1954年9月,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爷爷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保加利亚国庆10周年典礼。东道国发给中国代表团每位团员一笔可观的生活费,用以让客人们买些日用品或纪念品。可是,代表团的活动日程安排得紧锣密鼓,根本没有时间把钱花掉。
个别团员要求给点自由时间去一趟当地的百货商店,对此,爷爷不仅没有同意,而且还在代表团工作会议上和大家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这笔钱。他建议把钱留给我国使馆作为公用,可是有位团员不同意,说按照财务制度,使馆恐怕没有这个收入项目,担心不好办。
爷爷立即向在场的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询问,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他二话没说,带头把自己的钱留了下来,代表团其他成员见此情形,也纷纷把钱留给了使馆。
坚决不给家里人“捞好处”
新中国成立初期,爷爷在红安老家的一些亲友看他当上了政务院的副总理,认为他做了“大官”,陆续写信给他提出安排工作、调动工作、照顾生活等请求。对此,爷爷一律回信婉言拒绝,同时还向他们讲清不能给予照顾的原因。
他在回信中说:安排、调动工作应向组织请示,不能向他个人请示;鄙视劳动、想不劳动或少劳动就有较好的收入和享受,是陈腐的甚至是很坏的旧观念;做工作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的个人利益也就解决了;决不能把干革命、入党当作为个人谋利益的手段……
后来,爷爷干脆写了一封通函,打印出来,分别寄给家人和亲友,对他们进行事先教育,打打“预防针”。
我的奶奶何连芝1933年入党,是一位老红军,土地革命时期打过仗、负过伤、参加过长征,在陕甘宁边区做过基层工作,抗战时期跟随爷爷辗转武汉、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并肩作战应对敌特包围和白色恐怖。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爷爷办公室的秘书,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尽职尽责,从没有想过凭爷爷的关系捞什么好处。
董必武在写字
1956年,爷爷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这一年,正赶上国家机关干部调整级别。在人事部门拟定的提级名单中,也有奶奶的名字。
奶奶当时的级别是行政13级,并不高,提一级完全合情合理,名单也已由最高人民法院党委讨论通过,只待院长最后审批。爷爷看过名单后,对其他同志的提级均表示同意,却唯独提起毛笔把奶奶的名字勾掉了,还特地找到有关同志嘱咐说:何连芝的级别不要提了,要提就先提别的同志吧。
1969年下半年,我父亲董良翮到河北晋县(今晋州市)下乡插队劳动刚半年,当地党组织打算发展他入党。爷爷听说后,立即让奶奶给那里的党组织去信:“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这么快地吸收他入党,一定要让他再磨炼一段时间。”过后,他还是放心不下,又让奶奶亲自去晋县向当地同志再三强调,千万不能因为孩子是干部子女就讲情面,要严格要求,只有真正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才能吸收他入党。
唯独买书大手脚
爷爷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过:董必武老师一生的嗜好就是“读书与革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爷爷的生活状态。爷爷一生不抽烟、不喝酒,工作之余,就是爱好读书、写字和吟诗。
革命战争年代,遇到敌情严重部队必须撤退转移时,爷爷的衣物都可以丢下,唯独书籍必须带走。长征途中分配给爷爷使用的马匹,除去用来给伤员和病号乘坐外,基本上都用来驮书了。
爷爷买什么东西都要精打细算,却唯独在买书上舍得花钱。在南京时,他经常兴致勃勃地跑到夫子庙逛旧书摊;在上海时,过不了多久就要去一次商务印书馆。那时,尽管出门之前需要稍加化装,但他也乐此不疲。他到旧书摊或书馆,总是先认真地翻看各种书籍,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挑挑拣拣,最后再买下自己喜欢的。
爷爷买的有些书已是破旧不堪,甚至看不到封面了,身边的工作人员问他:“您买这种破本本干啥?”爷爷说:“别看它是旧书,里面可有宝哩!现在国家处在动乱时期,这种破书都不容易买到呢。”
爷爷对历史很感兴趣,有时一口气就能买上几十卷线装书。一次,他淘到了一套《资治通鉴》,高兴得不得了,但老板开口就要500万法币。工作人员嫌贵,可爷爷却坚持要买。在回办事处的路上,爷爷兴奋地说:“这书难得呀,这次让我碰见了,真怕他不卖给我们。”工作人员说:“他不卖?不卖我们就去买新的!”爷爷摇摇头:“在这年头,还有谁会新出版这些书呢?即使有,恐怕也不会比这便宜吧。”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爷爷的藏书量相当可观,其中还有不少珍贵古籍。他在世时曾多次讲过,这些书要送给家乡的人民。爷爷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这些藏书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爷爷爱买书,也爱学习。为了方便在工作中阅读外文书籍和资料,爷爷一直坚持学习外文。他先是孜孜不倦地攻英文,之后又兼学俄文。一遇疑难,他总是虚心地向身边外语好的青年同志请教,从不觉得难为情或“掉架子”。为了学好外文,爷爷还亲自写了很多小纸条,一面是外文单词,一面是中文解释和音标,用皮筋扎成一捆,外出时放在兜里,稍有空闲就拿出来背诵,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前几年。
爷爷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如今,国家的实力日渐雄厚,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足,客观环境变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严格要求身边亲属子女的优秀传统不能丢。我们要学习爷爷的优秀风范,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