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传珠的第一任妻子 我的父亲赖传珠
父亲赖传珠严肃而又充满慈爱的目光,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带有浓重的江西乡音的谆谆教诲,常常回荡在我的耳畔……
父亲1910年4月3日出生在江西赣州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7岁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作为起义领导人,参加并领导了赣南暴动。此间,祖父因同情革命,捐款为父亲所领导的部队购买枪支,被国民党逮捕,关进赣州监狱,严刑拷打,惨遭枪杀,牺牲时年仅40多岁。
祖父牺牲后,祖母又被反动派抓去,严刑拷打之后,抛在雨里淋了三天,没人敢收留,含恨离开人世。在父亲当红军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我家亲属数十口,烧毁了房屋,刨了祖坟。
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父亲义无反顾,奔赴井冈山,跟随毛泽东、朱德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斗争,并以第一方面军红二师政委身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参与创建新四军,担任新四军参谋处长协助叶挺、项英,重建军部后担任参谋长协助刘少奇、陈毅、张云逸等领导同志,指挥部队驰骋在江淮河汉之间,为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一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政委,率部转战于华东、东北、华北、中南战场,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几十年的烽火硝烟,铸就了父亲坚定的信念、刚直的品格和忘我的精神。
父亲工作十分繁忙,却不忘对儿女们的教育。他经常把哥哥、姐姐和我召集到一起,讲旧中国的苦难,讲祖父母为中国革命事业英勇献身,讲先辈们在井冈山、在长征路、在江淮河汉、在黑土地、在琼州海峡的峥嵘岁月。记得有一次父亲从沈阳来北京开会,利用晚上空隙回到家里,把我们几个叫到跟前,讲起了长征途中,他率领的红五团在滇东为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脱离险境,同数倍于己的敌军浴血厮杀的故事。
就是在那次战斗中,他胸部中弹,子弹距心脏仅差2厘米。
身负重伤的父亲整整昏迷了四天。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伤口感染,只好用布条涂上凡士林,从前胸穿至后背拉来拉去,每次都疼得死去活来,但他挺住了,并顽强地爬过了雪山,走出了草地……他说:“人,要有信念;人,也要有精神。
”那天晚上,他讲得很多、很晚,我们听得无声、动情,仿佛自己也置身在那惨烈的战场,那撼人心魄的长征路。父亲的教诲,使我懂得,没有千百万先辈们的流血和牺牲,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今天。胜利的果实是来之不易的。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严格的。他在沈阳军区工作时,经常来信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人民、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对我们的缺点错误,他从不原谅。记得我刚上小学时,有一次把一位女同学打哭了。父亲知道后,把我叫去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并让我向那位女同学道了歉。
父亲不仅注意给我们以言传,更重视给我们以身教。他一生俭朴。身为将军的父亲,穿的竟是带补丁的衬衣,床上铺的竟是洗得很旧的缝着补丁的床单。他逝世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无不为此而动情。
父亲一生勤奋。战争年代戎马倥偬,环境极端艰苦,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却从长征的第一天起,直至逝世前,几乎天天写日记,落笔时间多在深夜,即使身负重伤,仍要追记。仅从1934年10月16日至1950年4月30日海南岛完全解放,就写了60多万字的日记。
1989年人民出版社专门出版发行了《赖传珠日记》一书。他虽有秘书,却始终坚持自己亲自起草文件和讲稿。他留下来的数百万字的日记、学习笔记以及大量的文稿、书刊、油印材料等,成为后人研究党史、军史的重要资料,更成为激励后人勤奋进取的精神财富。
父亲平易、豁达、乐观而富于感情。也许是因为战争年代血雨腥风的洗礼,外表看去,父亲总是一脸的刚毅和严肃。可窥其内心,却无时不荡漾着丰富的情感。他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更爱祖国、爱人民、爱我们的党。与他共过事的人,称他:“像兄长一样,严而有情,坦荡无私。
”不管战争年代情况多么险恶,也不管和平时期工作多么劳累,父亲总是乐观地对待。他喜欢吹箫和吟诵古诗词。小时候我们常常听他吹曲、吟诗。一曲、一诗曾引起我们无限遐想。
我曾坚信:他老人家的生命一定会活得很长、很长。刚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可当我们和母亲赶到沈阳,望着那么多悲痛不已的将军、士兵、职工、家属,和那么多自愿为他守灵的人们,我们才确信这是真的,内心里又为父亲的德高望重而感到慰藉。
父亲有着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也许是与他曾多年担任参谋长有关,紧张、细致、扎实、忘我,成了他特有的工作作风。他常对身边的同志(也对我们)说:“今天要做的事情就绝不能拖到明天去做。”他每天的工作总是安排得满满的,他的办公室的灯光常常是在下半夜才熄灭。
他的文件、书籍、笔记、日记及个人用品,任何时候都整整齐齐、井井有条,这些无不给我们以深远的影响,自然也成了后来我们工作中的一面镜子。他三次负伤,特别是长征路上敌人的那颗子弹没能夺去父亲的生命,可积劳却帮助了病魔。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开始发现患有糖尿病,可他并未放在心上,每日工作如故。1965年12月,父亲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一到沈阳,就埋头起草传达会议精神的文件,整整熬了四个夜晚,文件写完了,可是他却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年他才55岁。人们都这样说:“赖政委是累死的……”
不,父亲他还活着,他那崇高精神,他那伟人风范,永远光照着我们,永远激励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