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么是玄学 最近经常的听到“玄学” 可是什么是“玄学”?
“玄学”是风行于魏晋时期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
这种哲学思想,开始于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创始人是何宴、王弼;发展于西晋元康年间(公元291~299年),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最后完成于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代表人物是向秀、郭象。
这些人生活于魏晋之间,他们的思想代表着当时的主要思潮,因而“玄学”又往往称为“魏晋玄学”。
魏晋时期,黄巾起义的革命风暴刚过,曹氏和司马氏不同豪族集团的权利之争又激烈展开。统治阶级需要防范农民革命再起,又要适应政治舞台上攘夺纷争的局面,极力寻求一种新的思想工具。
东汉风行一时的“谶纬之学”,以神学来解释儒学,经过王充等人的批判,已经失去原来的迷惑作用。朝廷提倡的经学,也已经发展成为僵化的章句之学。这种繁琐经学,很难再适应魏晋时期的动荡形势。于是,坐谈玄理的“玄学”便应运而兴了。
所谓玄学,就是玄虚之学。
它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玄学家们认为,万事万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都产生于“无”。这个“无”很神秘,看不见也摸不着,“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
可见,这是精神性的东西。但是“无”又神通广大,能产生一切,又主宰一切。很明显,这种“贵无”论,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
“贵无”论体现在政治上,便主张“无为”,或曰“自然”。玄学家们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老百姓也要无为而处,一句话,不要打乱门阀士族的现成统治秩序。汉初黄老思想也讲“无为”,着重讲统治术。
此时玄学所说的“无为”,重点却在讲处世术,玄学家们想要寻求一条顺时应变的处世之道,在乱世之中,保全自己,当然也要保全门阀地主的腐朽统治。对老百姓,则要求他们放弃一切欲望,“顺天知命”,安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不要再起来造反。
玄学家的这种说教,对于防止黄巾再起,解除人民革命思想武装,反倒能有所“为”。无怪它会受到当道的欢迎,而大力提倡了。
玄学家们又从“无为”出发,为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辩解。他们说“名教出于自然”,或“名教即自然”。就是说,封建的尊卑、上下关系,合乎自然,生而固有,不能否定。这个论点,把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结合一体,反映出魏晋玄学的特点,正是糅合儒道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玄学家推重“三玄”,指的是道家名着《老子》、《庄子》和儒家经典《周易》,也是儒道之说并蓄。正因有此特点,玄学比起两汉时期的单纯儒家说教,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在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前后,不同政治集团互相杀伐,政局复杂混乱。因此,那些世家大族为了明哲保身,逃避现实,走向坐而论道,整日谈说玄理。于是,玄学就具有了“清谈”的特色。一般谈玄之士,口锋犀利,滔滔不绝,但是内容玄而又玄,不着边际,极力不涉人事。
司马昭论到玄学家阮籍,说他是“天下之至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其实,这正是大族地主所需要的全身之道。于是,清谈之风,便弥漫于上层之间,越来越厉害。
这些人,过的是大族的声色犬马生活,唱的是“无为”的高调,一个个标榜“清高”,以参与俗务为耻,以无所事事为荣。他们平日讲究漂亮的容貌,潇洒的风度,使人“望若神仙”,整天的装腔作势,挥麈谈玄。由于门阀地主的极端腐朽,精神空虚,清谈便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玄学家们还千方百计为门阀地主的腐化糜烂生活进行粉饰。向秀、郭象便宣传“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就是说,既享有“庙堂”之上的尊荣,又有山林隐士的美名,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圣人”。
汉代独尊儒术以后,早期的玄学,对于打破经学对思想界的禁锢,起过一定的作用。嵇康就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怀疑已处一尊地位的儒家先圣。但是玄学的“虚无”、“无为”之说,毕竟是一种欺骗人民的唯心主义说教。尤其发展到后来,更直接为门阀地主腐朽统治辩护,其反动面目暴露的就愈来愈清楚了。
魏晋当代,有不少进步的思想家,出来反对玄学谬论,反对清谈歪风。扬泉指斥玄学的“虚无之谈”,“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唯物主义思想家鲍敬言,提倡“无君论”,认为人在社会上天然平等,“本无尊卑也”,只是到后来才出现君臣关系和为它服务的“君臣之道”。这便从理论上直接打击了玄学家炮制的“名教即自然”的谬论。
玄学和清谈,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风行于魏晋时代而不衰,和门阀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有密切关系。当门阀地主逐渐走下舞台时,玄学也必然要跟着衰落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