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的坎坷人生
1957年6月8日,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职的章伯钧,被宣布划为右派。从此,章伯钧这个名字,便永远与“右派”这个名词,与中国知识分子那段悲惨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我有幸采访了章伯钧先生的小女儿章诒和女士(时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政协委员,曾因父亲的株连被错判20年徒刑),这位迭遭厄运却坚强不屈的中年知识女性将我带到了她父亲不幸的政治悲剧和坎坷一生的氛围之中。
走出桐城乡间的草鞋才子
1895年农历十月初一,章伯钧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6岁那年,章伯钧的父亲不幸溺水身亡,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三弟章伯仁(5个月)由叔叔抚养成人。
幼年的章伯钧先入私塾,一年后才进入乡间的育才小学读书,他自幼喜欢作文,每日放学以后,便在牛背上吟诵华章、潜心写作。小学毕业后,他报考了省内有名的桐城中学,由于数学不及格,差点落榜,只是因为他的文章 写得漂亮,才被一位桐城派文人校长破格录取。学校离他家有九十多华里,章伯钧只能在校寄宿,他每月趁假日归家,肩挑大米、菜油长途步行到校。当时,他的叔父经济上也非常拮据,为资助侄儿求学,不断变卖家产,由此更加激励了章伯钧刻苦学习的精神。
1916年,20岁的章伯钧赤脚穿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时值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章伯钧的思想也受到了巨大的震荡。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用科学和民主的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就有他毕生视为知己的****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恽代英是江苏武进人,与章伯钧同龄,他早在武昌办起了利群书社、互助社、共存社,章伯钧常去书社读书,两人相交甚洽。经恽代英介绍,章伯钧又认识了湖北汉阳籍的萧楚女,他也是****早期的著名革命家。在恽、萧的影响下,章伯钧在武昌高师也发起组织了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了学生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作为武昌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锐意革新教育制度
1920年,刚刚从武昌高等师范毕业的章伯钧,回到安徽后立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不久,宣城师范改名为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章伯钧出任该校校长。
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章伯钧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他先后聘请好友恽代英、萧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到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长相等,亦大洋一百元。他们一起商议革新教育方针、内容及教学计划,决定先从教材入手,充实教学内容,用进步思想去影响学生,不仅使学生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还要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革命理想。他们利用课堂作宣传民主、科学思想的场所,还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社会,加强实践锻炼。有次,恽代英带学生到较远的黄山远足,沿途进行社会调查,数日未返校。学生家长见孩子不归,遂起疑心,纷纷围住章伯钧校长,指责他把学生引入“歧途”。章伯钧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被人告到芜湖市政当局和安徽省教育局,闹得满城风雨。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由章伯钧通过高语罕介绍到设在芜湖的省立第五中学教书。随后,章伯钧又邀萧楚女来校任教,萧楚女继续将课堂当作抨击封建思想、传播革命真理的讲坛,结果又被旧势力迫令去职。章伯钧见自己的教育革新理想难以实现,也愤然挂冠而去。但是,他在任校长一年中播下的进步种子却开花结果,宣城四师后来成为皖南新文化运动中心。
1922年,安徽省省长许世英以公费送章伯钧赴德国留学。到柏林后,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有幸与正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朱德相识,他们同住一室。章伯钧还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担任党小组副组长。1925年,著名政治家邓演达到欧洲游历,他与章伯钧一见如故,两人常促膝长谈,探索中国社会进步发展之路,章伯钧从此深受邓演达思想的影响。
章伯钧在柏林大学学习了四年,他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满辩证法的黑格尔哲学,获博士学位。章伯钧的奋发精神,也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作用。二弟章伯韬曾赴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加入中国******,后因为操劳过度不幸英年早逝。三弟章伯仁曾留学日本,后赴苏联,成为******员,继王明(陈绍禹)之后担任过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在斯大林时代的肃反中被错杀。
曲折的三次婚姻
章伯钧生前曾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是1921年,由他母亲作主,在安徽桐城老家给他娶了一位农家女林氏为妻,后生子章师明(曾为全国人大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组织部长)。
第二次婚姻,是在1927年,章伯钧与郭沫若一起参加北伐战争时期发生的。章伯钧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这时,一位名叫李哲民的年轻姑娘闯入他的生活。李哲民系河北怀安县人,她的父亲也是一位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当地最早兴办新式学堂、女子学堂,开教育之先河。李哲民从小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因而与章伯钧一见倾心,两人遂于同年结为伉俪。1932年,李哲民在北京女师大化学系任助教,兼附中化学教师,不幸患肺结核病逝。章伯钧与李哲民女士的婚姻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是幸福的,因为这毕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由恋爱,直到晚年,他还曾拿出李哲民的照片来给章诒和看,并说:“你好好看看,是你母亲漂亮还是她的姐姐(指李哲民)漂亮?”
第三次婚姻是与李健生女士结合。李健生原名李淑娴,1908年生,是李哲民的妹妹。李健生女士也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及良好的教育,在河北宣化中学初中毕业后即考入北京女师大附中,入学不久就提任了学生会《学生月刊》主编。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她仅带六枚桐板南下参加革命。李哲民临终前,曾将自己的妹妹托给丈夫,希望他们能结合。1933年,章伯钧正式写信向李健生女士求婚,当时李健生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三年级,她在异常复杂的心绪下,允诺了这桩婚姻,他们于当年暑假时在上海结婚,并生下章诒学、章诒和姐妹俩。
“福建事变”中的风云人物
1926年,在德国学成的章伯钧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回国。这时,郭沫若在中山大学文学院任院长,孙炳文与郭是同乡,船抵广州后,两人便去找郭沫若。郭沫若很高兴地欢迎他们,并聘章伯钧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哲学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块大洋。章伯钧将薪水中的二百块大洋每月缴了党费,八十块大洋自己用。当时在中山大学管理党费的徐彬如先生(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晚年时常对章诒和感叹:“你父亲这二百块大洋的党费,在当时可管用啦!”
北伐时,章伯钧从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九军党代表(军长是朱德)。大革命失败后,章伯钧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但只有很短的时间。不久,起义军受到挫折,章伯钧遂与郭沫若、茅盾等一起离开军队,他到了香港,过着流亡生活,从而脱离了******组织。
1933年11月,章伯钧到了福建,与国民党左派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人一起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蒋介石,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章伯钧被推举为政府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提出:“为完成农工民主革命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前途着想,应实行‘计口授粮’试点。”他的办公室也成为福建人民政府内最拥挤和繁忙的地方。正当章伯钧大展宏图之际,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下失败了,章伯钧被迫第二次到香港流亡。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第三者”
当章伯钧与邓演达第一次在德国见面时,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悲剧似乎就已经决定了。邓演达的思想,以及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观点,全部为章伯钧所接受,他们之间的私交亦十分密切。邓演达善于作鼓动性的演说,讲话时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吸引力。他从德国一返国,便与章伯钧一起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当时被称为继国民党、******之后的“第三党”,其主要骨干力量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另一部分是从******中分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等。第三党从建立那天起,就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视为讨厌的“第三者”。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戴季陶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而是邓演达这个人。”加之邓演达在黄埔系将领中颇有威望,蒋介石也很忌恨,遂于同年11月29日下令将邓杀害于南京。
章伯钧、李健生夫妇得知邓演达被杀害的消息后,十分悲痛。章伯钧将邓演达生前常戴的一只金表作为婚后最珍贵的礼物,赠给了自己的妻子李健生女士,他发誓说:“要像寡妇守节那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
邓演达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即“前资本主义”。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
邓演达的这一思想,不仅深深地影响了章伯钧,而且成为章伯钧毕生实践的思想出发点,也是他们共同创建第三党的思想基础。邓的思想甚至影响到章伯钧被划“右派”的政治主张。邓演达被杀害后,章伯钧一直继承着邓演达的这面旗帜。
1935年,章伯钧在香港时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建为农工民主党,同年,****中央发表有名的“八一宣言”,章伯钧的抗战热情被鼓动起来,他再次回到内地投身抗日,曾奔走于重庆、武汉及广东等地。1939年起,他开始筹建民盟。1941年,正当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第三种势力也获得很大发展,它在当时处于国共两党之间,能够起到一些调停的作用,为此,当时的“三党三派”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起来,于3月29日秘密组成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他们的宗旨是:“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合作。”章伯钧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
抗战胜利后,民盟为促成国共谈判、筹建政协奔走,章伯钧是积极的。1948年9月12日,章伯钧作为知名民主人士应****邀请赴东北,并于1949年2月25日抵达北京,参加人民政协的筹组工作。6月15日到19日,新政协举行筹委会,章伯钧是21名常委之一。从此,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作为民主党派,都成为中国******领导的人民政协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春风得意”到反右大风暴中的风云人物
章伯钧参加人民政协以后,立即被中国******委以重任,在筹组阶段,他负责参加起草著名《共同纲领》,这实际上是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章伯钧先后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组织部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这时候的章伯钧,真是春风得意,他每年都要赴各地视察、出国,还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大会。
可是,在1957年夏季反右斗争风暴中,章伯钧却成为第一号右派分子。章诒和女士坦率地客观地叙述了这个过程:“开始,我的父亲对1957年******主席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是非常兴奋的,他认为这个思想的提出,是******对自身理论的突破,他曾对人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
“父亲当时对即将来临的大风暴似乎并无预感,当中国******提出以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时,父亲是真诚地相信******的。”
不久,中央统战部召开整风座谈会,要民主党派负责人给******提批评意见。****中央统战部一位领导还亲自打电话给他,希望他在会上一定要讲讲。1957年5月21日下午,正患腹泻的章伯钧乘坐吉姆轿车前去参加会议,在车子里还在思考给******提什么意见,想着想着,想出了一个“政治设计院”的方案,据1957年有关报载,其内容大致为:
——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
——鸣放,并不影响******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的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问题,多听听多方面的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的这一篇发言,终于成为他划为右派分子的重要定性材料。很快,上面对他从政治上进行了处理,他所担任的职务一个个被撤销,保留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头衔。不过在生活上,他受到了宽容的对待,国家分给他的三套三进三间住房未动,工资虽然从三级降到七级,但还被允许保留了警卫员、秘书、司机、厨师、勤杂工、保姆……
章伯钧在政治上则从此丧失了许多权利。他再也无权在会议上发表正式演讲,无权著书立说,无权看高级干部阅读范围的文件,无权参加游行、集会等群众性欢庆活动。他的政治地位从原先的高峰一下跌入了深谷,并多次检查、接受批判。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就如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篇著名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描绘的那样。只是因为他过去有名望,又系知识分子,因此 ,他才被冠以“右派”而没有被定为“******”——而实际上,“右派”就是******。
寂寞而悲惨的归宿
划右以后的章伯钧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人们只在需要反面教员时才提到他,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整天看到的是头顶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昔日许多朋友不敢再登门了,一些过去非常亲密的人,这时见了他形同陌路,对他不理不睬;敢登门的也就是那几个右派“同类”,如罗隆基、龙云、黄绍竑、陈铭枢、陈铭德、邓季惺、冯亦代等。但是,有几件事却使章氏家人难以忘怀:
1959年,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观看演出,章伯钧无意中发现他的座位与梅兰芳先生紧挨着,出乎意料之外,梅先生一看见他,便立即起身主动和他打招呼:“章部长,你好吗?”这一句很普通的寒暄,却使章伯钧大受感动,他立即向梅兰芳回敬亲切的问候。坐下后,他想买一张说明书,谁知一掏口袋,发现竟没带钱,梅兰芳马上又替他买了份说明书。回家后,章伯钧激动地对家人说:“许多昔日故旧,不及梅先生这样素无交往的人呵!”
1962年的一天,章诒和陪他父亲去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忽然,章伯钧被一个大汉从背后抓住,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田汉先生。章伯钧想与田汉问候一下,就返转身离去,谁知田汉却将他拉到东安市场开阔的人行道上,说:“伯钧,我们就在这里谈一会吧。”结果,两人便畅谈起来,章诒和在旁足足等候了半个小时。可以说,从1957年划右以后到他逝世,在公众场合见面后与他主动打招呼的人仅此而已。
六十年代前期,有人劝他写回忆录,章伯钧看到有的人在回忆录中有文过饰非的情况,便对女儿说:“这样的回忆录我永远不会写。”
划为右派以后,章伯钧无权在重大政治活动中露面了,但他对共和国却充满感情,每年国庆节那天,他都要早早起来,刮好脸,衣服穿得端端正正的,以示对共和国的尊爱。妻子和女儿认为这是他对共和国的诞生,曾经倾注了一份心血的缘故。
在“大跃进”的年月里,到处都在欢呼“一天等于二十年”,“提前进入”********,章伯钧对这种浮夸风气深感忧虑。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上下处于个人迷信的颠狂状态,章伯钧心情沉重地对女儿说:“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浩劫开始了。”
当时,章伯钧内心还有一个深深的隐痛:他觉得自己对数十万右派分子,感情永远无法摆脱歉疚。在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等人相比,他的“认错”、“认罪”行动是最早的,他对家人说:“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为此,他下了决心检查认错。
尽管章伯钧已经在政治上被****了,但是悲剧命运仍没有放过他。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的家就被抄了,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一个单位来抄。最后,他的家也被造反派红卫兵占领,成为“联络站”。他家多年积累、收藏起来的二十万册书籍、六千件历代字画被抄没,另有古董、瓷器及其他名贵物品被搜去,至今,这些物品一件也未归还。由于过去章伯钧身兼多职,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得接受多家单位的轮番批斗。他整天穿着破旧衣服,被撵在原来警卫员居住的小屋子里栖身,工资也没有了,每月仅发给生活费十五元。这时,他开始学着给妻了补衣服,补上了一个破洞后就像小孩子那么高兴,精神状态实际上已经麻木了。讲到这里,章诒和女士唏嘘掉泪,她悲愤地说:“像我父亲这样有漫长经历的人,人格上的污辱比肉体上的折磨更加难熬啊!”不久,身心备受摧残的章伯钧患上了多种疾病,由于他的医疗关系已从北京医院转到了人民医院,他无法享受过去的保健医疗待遇;但人民医院在那样的环境下,也不敢收治这天下第一号右派。万般无奈之下,李健生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送到中南海北门,在严寒的风雪中站了两个多小时,恳求警卫能把信送进去。警卫被李健生的恳求感染了,他们安慰她:“请你放心,我们一定负责为你把信送到!”后来,估计周总理看到信有所指示,人民医院很快收治了章伯钧。但是在那个残忍、疯狂的年代,章伯钧的病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彻底、有效的治疗,他终于在1969年5月17日带着人间深深的不平,带着内心无限的悲怆、愤懑,含恨去世,享年74岁。
章伯钧病逝那天,李健生从医院料理完有关事宜回家,路上遇见梁漱溟、张申府,他们关切地问:“李大姐,你到哪里去了?伯钧好不好?”李健生哽咽着回答:“伯钧刚刚咽的气——”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梁漱溟仰对苍天,悲凉地说:“死了好,免得再受苦了。”
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章伯钧,身后没有追悼会,他的骨灰与普通去世的人的骨灰一样,寄放在老君堂内,李健生对此并不计较,反而说:“他和普通人在一起,非常好。”比起死后连骨灰也找不到的罗隆基来,章伯钧还算不幸中之大幸。
1980年,****中央决定给反右扩大化而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改正。经过复查,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五人外,其余被错划的数十万右派均获得改正、平反。中央统战部领导召见了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和女儿章诒和,传达了中央关于章伯钧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的决定,并说:“当年给章伯钧先生划右派的材料许多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轮流坐庄’则是××先生在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算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主要用的是×××的揭发材料,即章伯钧说的:‘******是一个上帝加三百万清教徒’等材料。”对此,李健生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
不久,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将章伯钧的骨灰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章伯钧在地下终于获得最好的归宿。
“李健生教育基金会”
李健生女士不仅是章伯钧的生活伴侣,她生前也一直是位很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从年轻时起,她就参加了革命活动。
李健生一生中受两个人的思想影响最大,头一个当然是她的丈夫章伯钧,另一个人就是邓演达。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到达北平,他听说李哲生的妹妹在北大医学院读书,便马上去看她。他见李健生宿舍里堆满医学书,便问她:“你是否想成为一个名医?”李健生说:“我只想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部报效国民,服务社会。”邓演达说:“你的志向是很好的,但对于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但天职是革命。中国革命的道路漫长、曲折,从而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这个使命,作持久的奔跑。”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健生跟随章伯钧南北奔波,成为章伯钧在事业上的助手。“福建事变”时,李健生为了帮助丈夫做好“计口授粮”的试验,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她安排伙食、接待来访、拟通知、作记录,天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不叫一声苦。1949年9月,李健生于40岁盛年之际,带着两个女儿从香港到达北京,应邀与丈夫一起参加了全国政协。
建国后,李健生担任了北京的卫生局副局长,她在这个岗位上卓有建树,受到市民和北京市领导的好评。李健生女士还是民盟成员,在盟内分管妇女工作。1956年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她率先提出社会人口问题,建议适当提高妇女婚龄。1957年,章伯钧被划为右派,有人动员她离婚,她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离婚,绝对办不到。”第二天,这段话上了北京各大报,她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顶右派帽子。
“文革”后,李健生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副主席,1990年病逝于北京。1993年,章伯钧先生的三位子女共捐款人民币二十万元,在李健生女士的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用以奖励该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
章伯钧作为一位对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卓越贡献的职业革命家、视天下为己任的优秀知识分子,却落得如此悲惨结局。极“左”岁月留给后人的思索是沉甸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