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行陈彼得一条路 《西安事变》 趟出戏剧一条路
因为,在一个时期,它开辟了甘肃戏剧的一代风气之先河。所以,那个时期,甘肃也被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大省。
本报记者 雷媛
1、“最大的一个戏”
房子里有些热,胡耀华扇着扇子,偶尔有一丝风从窗口进来,捎带着片刻的凉意。
这些年来,更多的时候,胡耀华不太想就话剧《西安事变》再多说什么。他觉得都过去了,而且也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再提起了。
也是,从1977年着手参与创作《西安事变》到今天,已经过去30多年了,当年正值韶华的他而今也已是两鬓斑白。
“1978年3月在兰州首演之后就进京了。”《西安事变》曾几次进京,不过胡耀华对首次进京的记忆尤为深刻。“戏剧家曹禺先生专程来看了,演出结束时,他老人家走上舞台,弯下腰,对在场演员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然后以一种很欣慰的口吻说‘这是我一辈子看的最大的一个戏’。”胡耀华说,当时他就在台下,看到这一幕时,他整个人都激动起来了。
《西安事变》第一次进京整整呆了四个月,胡耀华说,在这四个月里他重了好几斤,“吃得好啊,天天被招待,‘东北军’招待完了,‘西北军’招待。”胡耀华说《西安事变》受到了在北京的曾经当年参与过“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人们的热烈欢迎。
不过,尽管这样大受欢迎,事实上,《西安事变》的首次进京也还是受到了一些“限制”。“当时还有一股‘风’,我们这个戏在北京只能是内部演,有关消息不让登报。”胡耀华说,尽管有这样的限制,演出也仅限于内部,但是戏所产生的轰动是什么也挡不住的。
“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整个国家也处于刚打开对外之门的状态,当时内部电影有一部很轰动的,叫《叶塞尼亚》,不过,我们的《西安事变》比它更轰动,想看我们的《西安事变》,得用两张《叶塞尼亚》的电影票才能换一张《西安事变》的票,啥是一票难求?这就是!”
轰动北京之后,《西安事变》的足迹开始从北京延伸到全国,更为重要的是,全国各个剧团兴起了编排《西安事变》的热潮,一时间,出现了各种剧种版本的《西安事变》。
2、一个礼拜写出的戏
胡耀华一直坚持认为,没有程士荣,就不可能有话剧《西安事变》。“他就是伯乐。”
“有一天,他(程士荣)找到我问,总理逝世了,咱们要给总理写一个戏。你看,能不能写‘西安事变’?我就说了一个字:‘好’!”到今天,胡耀华依旧认为《西安事变》是专门写给周总理的!
胡耀华说,在运筹期间,他们听到一个消息,说是西安制片厂的郑重正在搜集“西安事变”的材料,准备写小说。当时,郑重的看法是这个题材没法写戏,人物太多,所以,准备写小说。
当然,后来,郑重也成为《西安事变》的五个共同执笔者——程士荣、郑重、姚运焕、胡耀华、黄景渊之一了。
随后,程士荣派胡耀华和黄景渊到北京去找正在那里收集材料的郑重,他们一起开始收集材料。胡耀华回忆,当时北京天很热,他们三人分头搜集资料,因为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只能手抄,早上去,晚上回来,中午就吃个馒头,常常把资料借到他们住的招待所继续抄。
胡耀华他们的忘我精神也感动了提供资料的人,他们主动提供了不少之前没有公开的秘密资料。“除了搜集资料,还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几乎把经历了‘西安事变’的活着的人能采访的都采访了。”
和胡耀华一样,姚运焕也坚持选择“西安事变”这样重大的题材进行创作,就是为了展现总理的风采,表达一种缅怀之情。
1977年,姚运焕也来到北京,进入了《西安事变》编创组。
“一个礼拜的时间,整个戏的结构就出来了——十几场戏,拉得很顺当。”很快就排出来了,程士荣请来了北京的专家,好像请了4个,有冯牧,其他几个名字记不清了,冯牧看完后,就说了一个“好”字!
1978年3月,《西安事变》在兰州的第一场演出大获成功!
3、发出的生机
“它的产生和出现,应该说是改革爆发出来的一种生机。”姚运焕说,话剧《西安事变》的出炉,不仅仅在于他们编创者的大胆创作,更是基于一个时机,一个改革的时机。
“应该说我们当时的创作是担着风险的,特别是对‘延安会谈’的揭秘。”姚运焕说,正是因为大胆地将“延安会谈”这样真正反映“西安事变”的绕不开的“死结”展现在创作中,才使得他们的创作没有陷于表面。“这也就是后来人们评价《西安事变》成功所指的一个因素——敢为人先吧。”
同样,在胡耀华记忆中,话剧《西安事变》也有一件敢为人先的事。“记得《西安事变》在广州演出的时候,团里有个同志画了一张周总理和蒋介石握手的宣传海报,这样的‘内容’在当时可不得了,到底能不能挂出去,团里有的反对有的支持。
最后,团里就请示了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部长吴坚同志。”胡耀华说,是吴坚部长的一句“我看可以”,让团里吃了定心丸。“那张海报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当时不少人从香港专程来广州就是为了在那张海报下拍照。”“应该说,《西安事变》能有那样大的成功,离不开当时省上很多领导的大力支持。”胡耀华回忆说。
当然,大胆创作的同时,改革开放的时机也是《西安事变》出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的戏剧始终跻身于全国戏剧的先进行列,在各个时期均有优秀作品风靡国内剧坛,屡获国家级大奖。“在甘肃戏剧大省萌生、发展和壮大的主要三个阶段中,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00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成长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甘肃舞台艺术重放光彩,经历了严峻考验和锻炼的艺术家们,释放了十年的苦闷和压抑,将长期蕴积在心底深处的创作激情喷涌而出。仅1978年3月至1979年5月间,我省戏剧就开一代风气之先河,相继推出话剧《西安事变》、京剧《南天柱》、舞剧《丝路花雨》,引起全国剧坛的强烈震动。
”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杨建仁说,“这一时期,甘肃戏剧的题材和风格趋于多样化,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显著提高,呈现出多元共存的蓬勃态势。”
在姚运焕看来,艺术家们在释放压抑了十年的激情的时候,老百姓也同样在期待这样的“释放”。“甘肃能成为戏剧大省,它不仅仅有历史文化积淀,更有广泛的爱戏剧的观众基础。”姚运焕说,解放前,兰州城就有两个专门的话剧团——西北长官公署政工大队和九一军天山话剧团。
还上高中的他就是通过这两个话剧的演出,看了《雷雨》、《日出》等十几场话剧。“加上兰州也是大后方,从沦陷区来的一批文化人士,同样也带来了文艺创作的勃勃生机。应该说,话剧观众就是在那一时期培养起来的,当然,不仅仅是话剧,其他的不少剧种也是如此。”“所以,话剧《西安事变》能在兰州首演就获得成功,不是没有理由的。”
4、“趟了一条河”的意义
“甘肃粮食没上去,甘肃的剧本上去了。”可以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这个说法曾在全国戏剧界广为流传。言下之意,已是不言而喻。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胡耀华,对这个话理解深刻。“不说其他,单说我们团,我们的老团长程士荣就是个重视创作和重视人才的人,在他当团长期间,我们一个团就有7个专职搞创作的,团里平均四年出一个戏,在当时省一级的剧团里,我们甘话搞创作那是名列前茅的。”
甘话“永远的女一号”——赵祖国是《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的扮演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一年几乎要演四部戏,“都是剧团创作的。”赵祖国说,现在一个演员像她这样一年演四部创作戏的几乎没有。
《在康布尔草原上》、《极光》、《黑雾》等多部剧目,姚运焕的创作,似乎完全可以用丰厚一词来形容,创作了一辈子的他,时常以“因为没有违背艺术的创作规律——深入生活,相反始终遵循这一规律”来总结自己。“从第一步作品《在康布尔草原上》开始,为遵循深入生活这一创作规律,他在甘南草原上整整生活了三个月。
”对于《在康布尔草原上》获得的成就,姚运焕以“因为忠实于生活,所以生活给了我们回报”来理解。“写了一辈子,也体味了一辈子,也就明白了一点道理,有了生活,真正的美就会印在每一创作者每一演员的心中。”
“我省具有良好的戏剧创作传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逐步建立了一支德艺双馨的戏剧工作者队伍。多年来,广大戏剧工作者薪火相传,淡泊名利,坚守信念,视戏为命,将自己的满腔热血无私地奉献给甘肃的戏剧事业,勇于担当起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情的神圣使命,使我省戏剧创作生产始终保持了蓬勃向上的势头。”杨建仁如是说。
“《西安事变》通过‘兵谏’的情节发展,刻画了杨虎城将军的深谋远虑和张学良集国恨家仇于一身,义无反顾的果敢精神,表现了他们爱国主义的豪情。而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则突出表现了共产党人不计私怨,以国家民族为重的凛然正气和周恩来运筹帏幄的雄才伟略。
《西安事变》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在艺术地处理史与戏的关系及刻画人物形象上,都有成功的突破。”编剧杨晓文认为,上世纪70年代末,我省涌现出的一大批戏剧作品,尽管从艺术角度来看,不是很完美的戏,但是以话剧《西安事变》为代表的作品,开了新时代戏剧的先河,突破了禁区——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毛泽东、第一次出现了国民党、第一次出现了蒋介石……“它走了一条没有人敢走的路,趟了一条没人趟过的河,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的出现会带来大半个中国的移植和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