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挑起淞沪会战 张治中将军与八一三淞沪会战不为人知的内幕

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划全国为几个国防区,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京沪区的负责长官。战备工作需要秘密有效进行,张治中就在军校办公室的边上设置了一个高级教官室,选调一批文武干部筹划一切。

“高教室”后来移驻苏州僻静之地狮子林,随着人员增多再移留园,改名“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继续掩人耳目。张治中率领第5军参加过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做起抗日准备工作用心良苦,他说:“我当时对所有的工作人员,有一个很严厉的规定,绝对不许对外泄漏工作的机密。因而,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这个小小的机构,竟是日后揭开全面抗日战争序幕的司令台。”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赶赴前线增援。

卢沟桥变起之时,张治中碰巧在青岛养病,急忙返回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指挥第87、第88师和江苏省、上海市保安团队等部枕戈待旦。不久,第2师补充旅到达苏州,根据上级指示,张治中下令该旅第658团改称宪兵第13团,进驻松江;第659团乔装为保安团,第1营进驻上海虹桥机场,第2营进驻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第3营和团部驻吴县。

8月3日,蒋介石明确指示“上海一切军事行动皆归张治中集中负责”。4日,蒋反复思考上海“应先取攻势之利害”。

消息灵通的日本驻沪海军听到风声,企图刺探军情,遂引发了虹桥机场事件。12日,京沪警备司令部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仍任总司令。13日,中日两军对垒,步哨上开始接触,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由此拉开帷幕。

张治中,安徽巢湖人。

张治中的首要任务是“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结果几天下来进展缓慢。军政部次长陈诚建议中央突破,先把日军截成两段,再分别扫荡。张治中采纳陈诚的意见,下令扩张战果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之”。但没有及时投入生力军,致使日军获得喘息机会,结果攻进去的部队仍是站不住脚。不久,南京公布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由南京、苏州转南翔,会同张治中“重商总攻部署”。

令人不解的是,张治中似乎并不了解战斗序列出现的明显变化,24日从太仓赶至嘉定,反而引起第18军军长罗卓英的疑问:“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据张治中的说法,仔细一问,他这才知道“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归十五集团军,由陈诚指挥了”。

于是又找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了解情况,岂料引来一场轩然大波。蒋介石在电话中质问张治中为何不在前线,跑到苏州后方?张治中本来一肚子气,声音也不小:“罗卓英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陈诚指挥了!”蒋介石越发厉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张治中再也按耐不住:“我到苏州与顾祝同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

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的陈诚。

怀着委屈心情,张治中“引咎辞职”,通过陈诚提出“调大本营朱一民(朱绍良)的缺(请调朱为黔省主席),或调黔省主席”。9月4日,陈诚电呈蒋介石,替张治中说尽好话:“文白兄两旬以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异常奋励,夜以继日,至为辛劳。惟因一切后方交通通信等机关组织,未臻完善,种种准备,未能周密,而成现在之局。职意用人在用其所长,(可否)使文白兄担任大本营总务部长。伏乞鉴核。”

张治中本人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恳切表示辞职的至诚,最初总是不蒙批准,说可以批准了,忽然又不准,为何如此周折呢?原来蒋介石嘱咐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电话询问顾祝同调张治中回京意见,顾祝同说:“现在乃整个问题并非某一人之过错,似可不必调回也。

”白崇禧视察前线,张治中又托其关说,白就以张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在前方指挥为由,说服蒋介石、顾祝同等,允许张请辞。22日,调令终于下来,张治中回到南京请求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蒋介石和蔼地说:“好,但你先就了职再走。”

淞沪会战中的上海保安团战士。

日本情报人员当时听到一些风声,乘机四处挑拨:“张治中的建议不被采纳,而且与陈诚闹意见,所以辞职。”幸好张治中心里明白:“我对于这些流言,始终不存芥蒂。”事实上蒋、陈对张确实存在看法,认为张过于“注重宣传”,“责其在前方屡向新闻(界)发表意见”,蒋为此专门通令前方各军官不得任意发表言论,并严戒通电招摇。另一方面,蒋亦不满张的作战部署,气愤之时甚至在日记责骂张“浮薄无识”、“怯弱无能”。

曾振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课课长,他晚年回忆说:“张治中在上海初期作战时,喜欢在报纸上发表战况,委员长见报,便屡次告诫,不要发表谈话,他哪里忍得住悠悠之口,而上海那些记者,偏偏每天必来。委员长来电话斥责,张在电话中答复说,报告委员长,我明天不说了。

但是第二天的报纸上仍然有张发表的谈话,这样一斥一答有好几次。”曾振同时也认为张治中确实辛苦,“整日忙于指挥作战,也没有理发,夜间睡眠不足,蓬头垢面,甚是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