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掷弹筒 没有图纸 八路军如何制造掷弹筒
1940年8月21日至9月4日,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共缴获掷弹简57具,其中8月28日攻克寿阳东南落摩寺据点的战斗中一次缴获15具。由晋察冀军区俘虏的一个姓中西的日本土兵教授使用方法。
由于当时我军作战十分频繁,而掷弹筒及其弹药、配件只能依靠缴获。所以打坏一具少一具。
在根据地创立初期,部队大量扩充、严重缺乏武器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缴获不仅代价高昂,来源亦不稳定,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制造掷弹筒及其弹药。
1940年l0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鉴于关家垴战斗的经验教训。要求军工部尽快开展掷弹筒的研制工作。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样品的情况下,军工部部长刘鼎根据以前红军时期自制小迫击炮的经验,亲自绘出一门类似掷弹筒的小炮草图。工程处的唐成仪、石崇江等在当年年底手工制作出了样品。
此时,八路军总部送来一具缴获的日制掷弹筒,军工部随即决定由水窑一所(黄崖洞兵工厂)和高峪三所进行仿制.由于根据地处于毫无工业基础的农村和偏远山区,设备、材料奇缺,所以不可能照搬照抄。只能根据自身实际条件一边仿制一边改进,遇到许多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制造炮筒的钢管或圆钢。当时唯一比较稳定的钢材来源是铁路钢轨,刚开始是将道轨的底座煅成板条,然后卷成筒形毛坯。根据地没有电焊,板条间的螺纹形缝隙只能依靠锻接粘合,但这种方法制出的炮筒经受不住高压,打几炮后就胀裂了,于是改用热墩加工法,把道轨顶面截成一米多长一段,烧红后以人工锤墩成外径90毫米、长约420毫米的实心圆柱体,再将中间挖空,加工成炮筒毛坯。
这种办法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一天仅能做一两根,1941年上半年共生产炮筒225根。看来相继研制出滑轮吊锤、夹板锤和镗孔机等专用设备,制造炮筒毛坯的效率才得以大大提高。各根据地制造此类武器的材料也有例外,如晋绥根据地生产的掷弹筒多数使用熟铁,为保证强度,特别加厚了筒身。
此外有的根据地还利用弹花机、榨油机的轴杆作为制造掷弹筒的原料。第二个困难是八九式掷弹筒有膛线,弹丸上相应地有铜制的“弹带”,而根倨地没有加工膛线的设备,紫铜更是缺乏,于是决定改成滑膛式炮筒。
为保证射击和精度,同时弥补钢质不好的缺陷。将发射筒长度由日制的280毫米增加到400毫米,筒壁也相应加厚(膛口外径达到68毫米)。与之配套的弹药也取消了铜制部分,在圆柱形弹体上设计了与九一式手榴弹类似的两条突起弹带来闭气。可是因为弹丸不能旋转,出膛后就在空中翻跟头,打不远也打不准,而且部分炮弹在落地时因引信一端不能先行触地而不爆炸。
于是又改用定时引信,弹丸发射同时,重锤因后坐力而击发火帽,延期5秒后爆炸,提高了爆炸率,这种弹被战士们称为“翻筋斗弹”。为了增强弹丸飞行中的稳定性和提高精度,又将弹丸尾部加上尾翼,全弹外形类似迫击炮弹,这样基本上保证了飞行稳定性,射程也达到了500米,这种小炮弹被称为“远程弹”或“圆头弹”,而“翻筋斗弹”的射程在300米左右,相应地称为“近程弹”或“平头弹”。
在生产初期,两种小炮弹月产量达到2000发以上。虽然质量与缴获的日制掷弹筒弹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解决了“有”和“无”的问题.
军工部高峪三所第一批生产了40门掷弹筒,但部队在试用中发现,打过几发炮弹后,掷弹筒的射程调节杆就会卡死,这是因为调节杆由钢质较软的道轨钢制成的,发射几次后螺杆就会变形而导致调节失灵。于是,三所取消了调节杆,改为依靠仰角大小来调整射程。
这种结构的掷弹筒一直生产到1942年5月反扫荡为止。其后一所又参照大正十年式掷弹筒的结构,设计了一种泄气式掷弹筒,在发射筒的下端左右各开设一个椭圆形泄气孔,筒外设有一个带孔的套环,靠套环转动来调整泄气孔的大小,从而达到调节膛压以调整射程的目的。
1943年春,军工部决定掷弹筒的研制工作集中到梁沟四所。四所根据一所产品图和样炮做了进一步改进。一是取消了燃气调节装置,以简化发射程序:二是在发射筒下面安装有两脚架,支起后筒身即与地面成45度角。三是将加工难度较大的瓦形驻钣改成三角形底座钣。
不仅提高了射击时的稳定性,而且大大节省了工时和材料。四是在筒身右侧装设圆盘表尺,靠重锤摆针检查仰角大小,以确定射击距离。五是弹丸全部改为迫击炮弹式,可以外加药包,每增加一个药包射程提高150-200米。
这样一来,自制掷弹筒进一步脱离了日产八九式的模式,更接近小型迫击炮。结构也趋向实用化,同时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首批10具掷弹筒在20天内即生产完毕,得到了军工部的好评,随即投入批量生产。
掷弹筒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弹药的精度与杀伤能力。在掷弹筒弹的生产和改进工作中,逐步解决了两个“瓶颈”问题。一是弹壳的韧化处理。掷弹简弹与手榴弹不同,浇铸成形后还要经过车床加工,才能保证表面质量和尺寸精度。而且头、尾部还要加工螺纹,以便安装引信和药室。这种形式的弹壳一般需用钢或灰口铸铁来制造,但前者紧缺而且加工困难,而后者直到1947年我军才能自行炼制。
当时根据地的柳沟铁厂只能按传统工艺生产白口铸铁。这种白生铁质硬且脆。车床加工困难。经陆达等同志研究,决定把国外黑心韧化处理工艺与传统“焖火”技术相结合,自建火焰反射加热炉,将铸成的生铁弹壳埋入炉内,经长时间高温处理,使白生铁变成有一定韧性、可以车削加工的灰口铁。
开始这种方法尚不完善,存在弹壳表面软硬不一、粘连,弹壳发酥膨胀,氧化脱皮等缺陷,正品率也很低,一般只有50%左右,低的只有30%。即使采用这种办法,1941年还生产了4万枚掷弹筒弹,解决了部队的急需。
经过反复试验,直到1944年7月改进“焖火”工艺后,上述弊病才得以解决,正品率提高到95%以上,掷弹筒弹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了大幅提高。9月份即生产了3713发。
二是尾翼的焊接问题。由于没有电焊,翼片是直接铆接在尾管上,发射时容易松动和脱落,影响射程和精度。工人们动脑筋想出了“烧焊”的土办法。先用细绳把尾翼绑在弹尾相应位置上,在连接处垫一块涂有硼砂的小铜片,然后用细煤泥包起来用火烧至铜片熔化,出炉冷却并剥掉泥壳,这样尾翼就牢固地焊在尾管上了,射程一下提高到700多米。
此外,经过千余次试验后,最终确定了理想的弹体形状,引信减少了外露部分,防止因跌落碰坏或泥土进入造成瞎火。药室装药改为1.5克速燃无烟药。尾管内衬由纸制改为铜制,避免因压力不均而影响射程,同时克服了炸尾的弊病。
主装药起初都是黑火药,破片仅20到40片,1944年以后改为自制的硝化甘油混合炸药,每发装药45克左右,破片数达120-200片,杀伤半径达到10米。尾翼增加到6片,提高了飞行的稳定性,最远射程达到950米。
1944年6月,前方部队提出了希望掷弹筒的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要求。四所的技术人员将掷弹筒口径扩大到60毫米,其它零部件的尺寸也相应加大,弹体改成流线型,1945年春开始试生产。但因为重量较大,失去了机动性优势,所以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根据八路军129师炮兵团副团长赵章成的提议,郭栋才、封域中等技术人员还以掷弹筒发火机构为基础,设计出一套迫击炮可以平射打碉堡的装置。
晋绥根据地也是从1941年开始生产掷弹筒,次年4月试制出掷弹筒弹。1944年,温承鼎、吴奎龙等对掷弹筒进行了革新,将拉发式击发机改为按式发火机构,在筒身侧面增加了一个简易圆盘式瞄准器,上面刻有0-90度的分划,根据指针尖在圆盘刻度上的位置来控制角度。
这种新掷弹简稳定性好、射速快,在350米的有效射程上,命中精度由八九式的85%左右提高到94%。根据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同志提出的“谁发明就用谁的名字命名”的建议,将其命名为“鼎龙式掷弹筒”。它在1945年8月晋绥部队强攻神池县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期间,晋绥根据地共生产各式掷弹筒2806具。
新四军活动的华东、华中等地与北方各根据地情况有很大不同。由于离上海等工业城市较近,无缝钢管等材料来源比较方便,因此以生产适合南方使用的抢榴弹筒或小口径迫击炮为主,掷弹筒生产数量较少。抗战期间,只有四师生产了300具,掷弹筒弹的产量只有2.3万发,另外七师也曾试制了11具掷弹筒和50发炮弹。四师的产品与太行根据地的结构相似,但产品质量要比北方各根据地好一些。
在今天看来,抗战期间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条件简陋到了难以想像的地步。在敌人重重封锁和频繁的“扫荡”之下,材料、设备、技术都极度缺乏。生产初期,车床甚至是靠人工摇石磨盘来带动的。但兵工战士们克服了生产中的困难,掷弹筒及其弹药的试制不但取得了成功,而且在生产过程中逐步改进、完善,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成为深受战士信赖的一种有力武器。
从1940年下半年到1945年8月,仅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各厂就生产掷弹简2500具、炮弹198020发,共装备近30个团,129师等主力部队基本做到每个战斗班配备一具,显著提高了第八路军的战斗力。
1944年,冀中部队的战士进行掷弹筒操作训练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的掷弹筒
1945年8月15目,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中国人民久盼的和平并未真正来临,三年内战随即开始,掷弹筒再次被交战双方推上了战场。
1946年以后,出于内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党控制下的各兵工厂继续生产二七式掷弹筒。1947至1948年,兵工署化学兵司还生产了一批特种掷弹筒弹,包括第二十三厂和第六十厂生产的三十七年式化学弹,第四十四厂生产的烟雾弹及信号弹,以及第六十厂生产的照明弹等。
普通掷榴弹主要由第三十厂一分厂生产。1948年4月至第二年5月即生产了38.8万发。此外,1947年西北机车厂还试制成功一种掷弹简的衍生产品-75毫米“飞雷”发射筒,次年即生产了1.5万具。这些武器在国军中使用相当广泛,对解放军造成了一定威胁。
掷弹筒的别名又叫超轻型迫击炮,主要装备二战中的纳粹德国和旧日本军队,口径在50MM以下。单兵携带,不占编制。德国掷弹筒口径50毫米,弹头重1千克左右,射程250米左右,射速25发/分,杀伤半径在5米左右,日本掷弹筒口径50毫米,有两种型号,主要区别在于抛射筒长度,侵华日军主要装备抛射筒为254毫米的掷弹筒,每个日军步兵小队(相当于中国的排,人数在50人到70人之间)都配备一个机枪小组(有二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小组(有二个掷弹筒)和二个步枪班。
,因为发射准备时间短,还被广泛用作指挥部自卫火器.弹头重800克左右,射程300米,射速30发/分,杀伤半径5米左右,掷弹筒重量相对德国的要轻一些日本掷弹筒除了发射专用榴弹外,还可以发射制式手榴弹----此时要加装发射药盂,且因为手榴弹作为炮弹使用闭气型不好,此时的射程大约在200米左右在实战中,日军往往把毒气弹和榴弹混合使用,给中国抗日军民造成很大的杀伤。
中国共产党军队缴获掷弹筒后加以仿制,因根据地条件限制,无法给抛射筒刻上膛线,因此采用滑膛结构,为了不影响射程,抛射筒加长至400毫米。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曾大量仿制这种掷弹筒,给日军造成杀伤。它可以用来填补迫击炮与手榴弹之间的支援火力空白。
日本掷弹筒除了发射专用榴弹外,还可以发射制式手榴弹,此时要加装发射药盂,且因为手榴弹作为炮弹使用闭气型不好,此时的射程大约在200米左右。从图1中可以看出,该掷弹兵手上的是一个手榴弹。这就是二战日军手掷和掷弹筒两用91式手榴弹,下面加装的就是发射药盂。
其实图上的是咱们自己制造生产的二七式掷弹筒,与日军十年式外观上的区别就在于驻板:二七式是以类似于角铁的结构,尔十年式是一半圆形的……其实二七式构造、维护都比十年式简单,二者的掷榴弹还可以通用,很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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