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简介 王若飞[“四八”烈士]

“四八”空难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道明了真相,让此事大白于天下。

在1945年国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我党开展工作。

1946年4月,我党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飞机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马上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

国民党当局得知这次飞行有我党重要的领导人物,为了破坏我党的工作,打破国共两党谈判的和谐氛围,制造事端以麻痹我党的谈判,于是军统特务就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行动。

军统的头目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就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于是这帮罪恶的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

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务懂得机修业务的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飞机上午准时飞离了重庆,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尽管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但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的影响到了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地作用了。

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飞机就偏离了航向,可见特务的磁铁发生了作用了。

而当时的情况是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为一个资深的飞行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在高度表上的磁铁也发挥了作用。就这样,搭载我党我军众多高级领导的C-47在一个特意的阴谋安排下发生了事故,多年来其真相鲜为人知。

“四八空难”发生后,新华社当年发的消息定性为“失事”。

1956年,叶挺的儿子叶正大从苏联留学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宴请他。席间,周恩来曾告诉叶正大:当年我们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但是没有证据。后来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国民党方面也答应了。

2006年,某家报纸发了篇文章,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制造的。文章称,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是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他得知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坐飞机时,向南京的顶头上司报告,军统方面安排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执行此次任务。他们派人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了这场空难。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终前,最终吐露了隐藏多年的真相。

当时很多媒体和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叶正大在广州也看到了。他到北京来眼睛的时候,把我和我哥、王若飞的儿子王兴、邓发的儿子邓北生一起叫到他的住处。正大大哥说:“事情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军统特务死前告诉媒体,是他们干的。”正大大哥提议我们出面给中央写份报告,然后在“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两个军统特务跪在他们面前的雕像,就像岳飞庙里的秦桧夫妇一样。

但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又觉得,还是应该把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为好。当时《新华每日电讯》也发了这个消息,我们找过去,对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华社发的,因为2006年是叶挺诞辰110周年,所以他们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转了这条报道。我们几个人分头查找写这篇报道的最原始出处,但是都找不到。而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询问,答案都是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其实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彼此行动都是透明的,父亲他们离开重庆,报纸都有公开报道,国民党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所以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了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这架C-47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我想国民党特务不会有如此胆量,连美国人也一起害吧!

所以应该说,“四八空难”还是场意外。

2005年的时候,我专门重访了父亲当年失事的地方——山西兴县黑茶山,那是一座2400米的山。我在山脚下的庄上村,找到了当年参加寻找飞机的民兵队队长张根儿。老人家向我回忆:那天天气很不好,山上下着雪,山下下的是雨。

下午两三点钟,有人听到巨大的飞机轰鸣声,然后看见一架飞机沿着黑茶山下的一条大沟,低空飞来,离地面非常近,好像是紧贴着树梢飞了过去,紧接着是剧烈的爆炸声。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了山,看到有一架飞机斜躺在一块凸出的巨石前约20多米的山坡上,飞机残骸四周的树木都被烧光。飞机机头朝上,螺旋桨已经摔断,飞机的碎片,还有文件纸片散落一地。

当天晚上,村干部们开会讨论此事,因为分不清敌我,大家决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尸体掩埋掉。会议开到一半,有干部匆匆赶到,告诉大家有一架载有重要领导和高级干部的飞机失事,正在寻找。黑茶山的民兵们得知此事后,吓了一大跳,庆幸没有掩埋掉那些遗体,否则就出大问题了。

原来,4月9日凌晨,美军观察组来电话:C-47失踪了,既没有到北平,也没有回重庆。他们准备派两架飞机到延安附近搜索。任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立即将这一消息向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做了汇报。中共方面给所有解放区发了电报,让军民们协助查找飞机。

第二天一早,黑茶山的50多个民兵们重新上了山,在失事现场附近,捡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虽然已被烧得一塌糊涂,但是依稀能辨认出“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样。除此之外,还捡到了两枚印章,一枚写着“秦邦宪”,另一枚是“黄齐生”。

贵州籍的黄齐生先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不但与黄炎培、马寅初、柳亚子是很好的朋友,国民党的何应钦等高官都曾是他的学生;国共重庆谈判时,黄齐生本来不需要去的,但他认为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不少人脉,可以做些工作,就随王若飞去了重庆,没想到一起遇难;父亲的政治秘书刘祖春临行前还问我父亲:“需要我也同去吗?”父亲想了一下说:“过几天我就回来了,你就留在这里吧。”这句话,救了他一命。

4月11日,晋绥军区政治部派来了裴周玉调查飞机失事原因。当时一致认为,因为当天延安气候恶劣,飞机准备返回西安。由于能见度差,加之飞机的导航设备比较差,在返航途中迷失航向,误入山区。为了寻找地面目标,飞机降低飞行高度,在浓雾中撞山爆炸坠毁。

失事的飞机上,包括机组成员在内一共有17个人。可据老人回忆,比较完整的尸体只有3具。晋绥分区陆续来人辨认遗体,当时也没有先进技术,只能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辨认。因为父亲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所以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凹痕的那一具,被确定为博古;还有一个脸部有白胡子根楂,就确定为年龄最大的黄齐生;剩下的一个是叶挺。

老乡们回忆,黑茶山地势很陡峭,他们费了很大力量才上了山。因为怕白天温度太高,他们就在晚上搬运灵柩,有时因山路太窄,二人不能并行,一个人背着棺材爬着前进。

灵柩运到岚县机场后,当时美国方面要求先运送那4位美国机组成员的遗体,但被中共方面拒绝;后来国民政府从重庆派来了两架飞机,一架运送中共方面的遇难者,另一架运美国人;第一架飞机降落到了延安机场,第二架在空中盘旋两圈后,飞到重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