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对大学的定义 胡军:蔡元培大学理念的现代意义
就其实质而言,上述的新人生论就是一种新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哲学主要就是关于人生观或世界观的学问。所以将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生论概括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并不为过。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蔡元培就是从世界观与人生观,或者说是从哲学入手来进行北京大学改革的。
以人生论为核心的哲学思想
早在1912年冬,蔡元培尚在德国留学其间,他就写下了题为《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文章。出掌北京大学之后,他在北大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是依据上述文章的基本思想提出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一系列措施,就必须首先清楚地知道这篇文章的思想主旨。
在文章中, 蔡元培说,要确定我们的人生观,就必须先有自己的世界观。其时,蔡元培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他认为我们的意识是由物质与形式这两个元素组成的。而物质与形式又是相互对待的。于是,在物质与形式之上还必须另有自在者。
蔡元培指出这样的自在者就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于是吾人得以意志为世界各分子之通性,而即以是为世界本性”。他认为,作为世界本体的意志是没有目的的。或者说,本体世界为“黑暗之意志”、“盲瞽之意志”,但处在现象世界的人类是有其意志的。
正是在这个大意志的推动之下,宇宙及其中的万事万物也就处在不断的进化途中。通过蔡元培对于进化史的一些言论,我们可以推断出蔡元培的两个基本思想:第一,肯定了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是一种进步;第二,蔡元培通过对进化史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即整个世界以“合”为最终或最后之“鹄的”。
如“无机物之各质点,自自然引力外,殆无特别相互之关系。进而为有机之植物,则能以质点集合之机关,共同操作,以行其延年传种之作用。进而为动物,则又与同种类间为亲子朋友之关系,而其分职同功之例,视植物为繁。”
考察进化史得出的结论引导蔡元培看清楚了世界的“最后之大鹄的”是“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关,无复有彼此之差别,达于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相交之一点是也”。
世界的通性已如上述,那么人类的通性又是什么呢?为了说明人类的通性,蔡元培首先批判了老子的思想。众所周知,老子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是一种“小国寡民”的状态。但是蔡元培却指出,老子所谓的理想社会仅仅着眼于当下的幸福,没有看出人类真正的通性。
那么人类所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呢?蔡元接着说道:“自进化史考之,则人类精神之趋势,乃适与相反。人满之患,虽自昔借为口实,而自昔探险新地者,率生于好奇心,而非为饥饿所迫……文学家、美术家最高尚之著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后,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辍业。用以知:为将来牺牲现在者,又人类之通性也。”
人类的通性是否就是为将来而牺牲现在,依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蔡元培是确信这一点的。而他之所以如此确信,完全是由于在他的哲学世界中,本体的意志要高于现象的意志,而现象的意志必然要回归于本体的意志,从而成就一个“本体世界之大我”的哲学思想。
从这样的世界观进一步推导,蔡元培也就自然而然得出如下的人生观:“循是以往,必有菽粟如水火之一日,使人类不复为口腹所累,而得专致力于精神之修养。今虽尚非其时,而纯理之科学,高尚之美术,笃嗜者故已有甚于饥渴,是即他日普及之征兆也。
科学者,所以祛现象世界之障碍,而引致于光明。美术者,所以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性。人类精神之趋向,既毗于是,则其所到达之点,盖可知矣。”“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较著也。”这就是蔡元培的新人生论及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论。
细查蔡元培的学术思想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关注的是以人生论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所以他在出掌北京大学之初,就力邀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众所周知,陈独秀当时就是以积极宣传一种新人生论而为当时的社会所关注。实际上,蔡元培的人生论是与陈独秀等人极力提倡的新人生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对陈独秀的邀请也就是要以这种新人生论来影响北京大学。
“学术至上”的基本原则
上述的新人生论也使蔡元培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科举取士的弊病。此种弊病在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之前就严重地存在着。在人们眼中,当时的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只不过是变相的官僚衙门,人称之为“官僚养成所”。毕业学生的理想就是去做官,学生就是候补官僚。也正基于此,当时预科毕业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很少,入理科者更少,其原因在于“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
对于此种状况,蔡元培当然很不满意。所以在上任伊始,他就明确地提出改造北大的三项任务。这就是,一曰抱定宗旨,到北大来就是研究学问,而无其他任何旁的目标。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
表面上看,这三项任务是并列的,但其实质上就是一项,即研究学问。比如第三项任务的实质是要为研究学问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氛围。而第二项,据蔡元培本人的解释也是为了学问的研究。在他看来,新型大学的理念只有一条,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现在看来,此番讲话并不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在当时却预示着整个北京大学的性质将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蔡元培看来,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最高学府,应该成为研究学问的所在,而不是官僚的培养所,也不是传授谋生手段或技艺的地方。他“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蔡元培的这种“为了学问而学问”的思想明显来源于他对在《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中所指出的人类通性的看法,即牺牲当下的功利而为了将来的精神享受。
总之,北京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在,是纯净的独立的研究学术的象牙塔。因此,北京大学精神首要和基本的含义就是维护学术尊严、强调学术至上。正是在蔡元培的积极推动之下,北京大学逐渐地形成了当时人所说的“学术第一”的传统或精神。
这种“学术第一”精神理念在北京大学管理制度层面的落实,就是要以学问或知识来决定有什么样的学者进入北京大学。学者能否进入北京大学,首先要审视其学问和知识,这是最高的准则,而且在蔡元培长校期间也应该是唯一的标准。
在他的眼里,其他的种种如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生活小节等与学术研究并无紧密、必然关系者,都“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在“学术第一”的精神指引下,评判、录用教员的标准也就当然以教员的学术造诣为主,甚至成为了唯一的标准。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园内聚集了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背景的学者,有自由主义者,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复辟主义者。作为校长的蔡元培真正做到了“宰相肚里能撑船”,容下了各色不同的学者。
上面的叙述表明,北京大学历史上的此种“兼容并包”局面是在蔡元培“学术第一”的精神之下形成的。“兼容并包”须以学术、学问为前提条件的,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进入北京大学这一块学术圣地。“兼容并包”实质是不问教师的思想立场、意识形态,只要教师有学问、有知识,都可以有机会在北京大学这一舞台上一试身手。
如辜鸿铭能够进入北京大学,不是因为他脑后拖着辫子、眷恋旧帝制的封建遗老遗少心态,而是他对传统国学的精深研究,才有资格在北京大学占一席之地。可见,“兼容并包”并不是第一位的,而是从属于“学术之上”这一基本原则的。对于北京大学而言,离开了“学术至上”或“学术第一”的原则,“兼容并包”也就毫无意义了。
学术的独立重于政治的独立
蔡元培大学理念的核心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我们应该细细玩味这句话的真实确切含义。
所谓“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应当有这样几个含义。
第一,蔡元培的意思是,来北大者,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均要以学问为第一要务。学问是本位,知识是主体。北大人当以为学术而学术,而不能有其他任何目的。
第二,所谓的“高深学问”指的是学,而不是术。蔡元培对此有明确阐述。他在《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一文中明确指出:学与术有别,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学之与术虽密不可分,但终要以学为根本,学要重于术。
那么,什么是学呢?他答道:“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求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学如此,那么术有何所指呢?他说:“法、商、医、农、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
蔡元培主张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所在,要偏重于纯粹学理之文、理之研究。这并不是说蔡元培在各学科之间硬做前后轻重的区分,他之所以有学与术的区分,完全是从大学的功能着眼的,也借鉴了国外著名大学的成功理念。
蔡元培长校之初,北大有文、理、法、工、商五科。他根据上述学与术的区分,对北大进行了改制。事实上,将文、理视为大学的核心或“魂”,是目前世界著名大学的惯例,如哈佛大学便是如此。但在中国教育史上,只有蔡元培、蒋梦麟等人有这样的眼光。
社会将文、理边缘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社会毕竟是具功利性者多。但不可理解的是,在高校内部,文、理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在不断地被边缘化。关心高等教育发展的人对此不能不痛心疾首,百思而不得其解。
蔡元培所谓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具有强烈的反对仅仅因为当下的功利性目的而牺牲将来的超功利思想,他认为人类的通性是牺牲现在而为了将来,牺牲现在的幸福而为了将来的幸福。什么是将来幸福呢?蔡元培认为,将来的幸福不是为了口腹之欲,而是为了致力于精神的修养、精神的享受。
学与术的关系既如上所述,那么大学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发展学问或者学理,而不应过度地倚重术。有了学必然也就会有术,其间的关系很明确。如果径直从术入手,结果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既无学,也无术,不学自然无术;再一个则是不惜用重金向外国人购买术。
不幸的是,回顾我国一百多年来的教育,由于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实质认识不清,我们走的是重术而不是重学的路数。不重学,其结果也就必然是中国永远不可能走上学术独立的道路。学术不能独立的国家谈不上真正的独立。
从这种意义上说,学术的独立,其意义有时要大于国家政治的独立。或者说,国家的政治独立要依赖于学术的真正独立。政治上的独立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独立则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所谓“礼乐之所兴,百年积德而后成”。
中华民族素来没有作纯学理研究的思想倾向,而中西文化冲突以来,先辈们错认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引进当下西方的术。这种思路只能导致我们在西方人之后亦步亦趋。蔡元培思想远远超越其先辈与后来者的地方,就在于他清醒地看到了纯粹学理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可惜的是,后来者未能继承蔡元培的思想,致使大学过分看重极具实用性的术,而置纯学问的研究于不顾。这一现象固然对于大学是可悲的,对于民族、对于国家来说均是极为可悲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