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庄园纪录片 甲午之痛激活马氏庄园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无限感慨。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1894年、1895年那段岁月陌生而隐含耻辱,我们常有意无意地回避,不愿提及。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巨大的耻辱和痛苦从天而降,如尖刀割心,根本无法回避。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带给古老中国的震撼,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中国数千年累积起来的文化自信,因此突然崩溃,如葛兆光先生所说,“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心态仍从容淡定,“对自己的传统抱有希望,至少在民族自尊还能维持的情况下,他们还希望以先王之旧法开后世之新政”,所谓“西学中源”、“中体西用”,都是这种文化心态的体现。
即便已意识到中国危机的士人,也仍然有着很强的文化自信心。曾纪泽曾在香港的《德臣西字报》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虽然也用一个“睡”字承认中国面临的危机,但又列举了中国购买战舰、修筑炮台、保卫属国、抵抗外敌等事情,认为中国很快就会在西洋的刺激下苏醒过来,重新成为世界强国和大国。
但如葛兆光所论,甲午战争过后,这种从容和自信崩溃了。1894年,一向自居天朝大国的大清,被“蕞尔小邦”打败了,1895年,不得不向“倭人”割地赔款。在此之前,中国士人很少把日本放在眼里,甚至有些无端的鄙夷,在历史记忆里,“岛国虾夷”来中国都是纳贡和学习的。
但这次却被打败了,败得很惨,签订的条约更是极其屈辱。过去与英法等国签订的屈辱条约,不过赔千余万、增加几个通商口岸,这次却要赔2.3亿两白银,更要割去台湾。
听到这一消息,张謇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马关条约》)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听到这一消息,翁同 “涕泗横集”,以致在皇帝面前异常激动,与大臣争得“大龃龉”。
即便光绪皇帝,也是“宵旰彷徨,临朝痛哭”,愤然道:“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在那一刻,几乎所有关心时事的中国人,都被忧郁愤激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深深刺痛。
“不变法不能救中国”,也就是那一刻,极度震惊后的中国人,突然对自己的传统失去了信心,学习西方、革除积弊,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
对于马丕瑶来说,1895年也是极其痛苦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广东,他当即上《力阻和议折》,请求废约抗战,并“将李鸿章发交刑狱”。随后,他又多次上书,提出“言路宜广开”、“陆师宜精练”、“使臣宜博访”等十条变法措施。几个月后,心力交瘁的马丕瑶在愤懑郁积中死去,遗体被护送回安阳老家安葬。
马丕瑶的死,对安阳西蒋村的马氏家族无疑是天大的事,这个僻处中原腹地的家族,因此更深刻地感受到甲午之变。此后,马丕瑶的子女兴办实业,捐助教育,成为河南最先走出旧传统、寻找新方向的家族之一。
【马丕瑶临终上“十策”】
1895年9月,《马关条约》签订四个多月后,马丕瑶死于广东巡抚任上。关于马丕瑶的死因,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是“病卒”,二是“忧愤国事而卒”,三是被人暗杀。
暗杀之说,出自《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当时广东好赌成风,赌馆林立,因此引起的抢劫盗窃、斗殴伤人案件层出不穷。当地官府不思禁赌,反而征收赌馆四成收入,默许其存在发展。马丕瑶到任后,一方面整顿海防,防范近在澎湖列岛的倭寇军舰,另一方面大力禁赌,取消政府征赌税的老办法,推出惩治赌博“八规”,震动全省,一时赌风尽敛。
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说,马丕瑶禁赌甚严,既得利益者对他十分仇视,“阴使人以麦冬滤汁,澄清后煮饭令食。麦冬,凉物也,马又年老,迟之又久,遂患瘫软,未几卒矣”。
“病卒”之说,出自马丕瑶临终《遗折》。马丕瑶自述,他“体素充强”,在州县任职时,凡事亲历亲为,“风雨寒暑,罔敢即安,以致气血渐亏,为寒所中,遂有奔豚(古病名,发作时腹部绞痛,下腹气上冲胸部,直达咽喉)之证。”而此次因感冒“触发旧疾”,医治无效而生命衰竭。
不管马丕瑶死因如何,忧愤国事、心情郁结,无疑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
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心情”只是一个描述感性的词语,但“心情”如果成了社会上一种普遍弥漫的情绪,却是促成理性思索的背景。马丕瑶生前的几个月,“博采舆论”,苦苦思索中国的问题和出路,1895年6月,他上书皇帝,将自己思考的成果总结为“自强十策”,即“圣学宜懋修”、“民心宜固结”、“言路宜广开”、“政务宜崇实”、“疆吏宜慎择”、“将才宜豫储”、“水师宜巡洋”、“陆师宜精练”、“使臣宜博访”、“华商宜保护”等。
马丕瑶仍将坚持传统“圣学”放在“自强”的首要地位,但总的来说,他的“十策”相当开明和务实。如“言路宜广开”之策,他建议中国广开报馆,不仅可以使人知道“各国新闻”,“不出庭而天下利弊时如指掌”,而且还能实行舆论监督,“使内外臣工,群畏清议,贪酷之风,赖以稍戢”。
再如“华商宜保护”之策,认为“商富则国用亦富,商远则国威亦远。”主张进行正常的对外贸易,要求保护华商,特别是国外华商。当时国外华商人数众多,但时常受制于外人,忍受欺凌。因此,应“援请公法声明各国通例, 照会外部各处均设华商馆领事,令使臣加意保护”。对国内商业,他认为甲午战争后列强势力必深入内地,如果不尽快发展商业,华商将无立足之地,只能“坐视民穷财竭莫可知何”。
作为一个出身贫寒、靠才干从县令干到巡抚的官员,马丕瑶最大的特点就是务实,他认为务实是治国良策,中国“积弱之形皆由不实之弊所致”,应该要求“内外臣工戒欺求谦,一洗虚应故事之情,反璞归真,勿为粉饰太平之治,振起精神,力除浮靡……人人以不实为耻, 事事以核实为宜”。他认为,学习西方时只要大树崇实之风,政治就能清明,中国就会富强。
但当时的中国积重难返,忧急攻心的马丕瑶不久病逝,时年65岁。他的儿子马吉樟前往广东,护送父亲灵柩回归故乡,1895年十二月,马丕瑶被安葬在安阳西蒋村之南。光绪皇帝感其忠诚,特授“光禄大夫”、“振威将军”。
【兴实业办教育开风气之先】
马丕瑶的“十策”,不知道清政府接受了多少,但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思想光芒,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子女。
作为家族兴旺的肇始者,马丕瑶在家族内无疑有着崇高的地位,他的个性、他的言行作为,当被家人奉为圭臬。他去世时,大儿子马吉森39岁,二儿子马吉樟37岁,三儿子马吉梅30岁,都正当人生盛年,在父亲思想的影响下,他们走出传统旧轨,选择了新的个人发展道路,成为河南开风气之先者。马氏家族也因此长期兴旺。
马吉森曾在家乡组织民众开凿北天平渠,兴修水利,造福一方,又创设车马局便利交通,马丕瑶辞世后,经过数年的积累和准备,马吉森先后开办煤矿、纱厂,成为河南早期著名实业家。《续安阳县志》曾评价道:“安阳今日工商业,稍见扩展,吉森实创某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吉森倾尽早期积累,又联合几位当地士绅,在安阳县观台镇六河沟(现属河北磁县)创办股份制煤矿。六河沟煤质优良,既适合炼焦也可作为动力煤,早在明代就有开采,但直到清末,这里还是只有几家小煤窑,仍处于手工开采阶段,生产规模极小。马吉森等率先使用机械开采,并采用新式企业管理,注册名为“六河沟机器煤矿”,资本最初8.4万元,第二年扩股达到70万元。
六河沟煤矿临近平汉铁路(现京广铁路),煤质优良,价格适中,远销北京、天津、湖北、安徽、陕西等地,很快成为当时全国十大煤矿之一。由于创设之初马吉森等人即制定了科学的管理制度,这个煤矿长期兴旺,后来演变为如今的河北峰峰煤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马吉森又联合咸丰状元孙家鼐等人,集资200万元,引进西方纺织机械,创办安阳广益纱厂,规模为22344锭,占地330亩,房屋2724间。这是河南近现代最早的大型机器纺纱厂,居全国民族资本纺纱厂第六位,后演变为今天的豫北棉纺厂。
因兴办实业成绩斐然,清政府农工商部先后任用马吉森为四等议员、平粜局总办、矿务局会办等职,勘察矿产,兴办北洋官矿,马吉森勤勉能干,成为中国近代实业界的重要人物。
在马吉森影响下,马家老三马吉梅后来也创办安阳大中、大生、固城煤矿公司,成为安阳实业界重量级人物。
马家老二马吉樟虽在官场,却对兴办教育情有独钟。1905年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应运而生,马吉樟联合河南在京官员,筹集巨资兴办“豫学堂”,并被推举兼任监督(即校长)。后在湖北任按察使时,他多方设法,节省各种开支28万两,选送40名学子赴美留学。
马家小妹刘青霞后来兴办各种新式学堂,出巨资创办《河南》、《中国新女界》、《自由报》等报刊,这些作为,都可以看到乃父“临终十策”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