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王家烈 末代“贵州王”王家烈
辛亥革命之后,贵州进入了地方军阀割据时期。从1911年刘显世登台开始,到1935年王家烈被蒋介石夺去军政两权结束,历经24年。在这段历史中,兴义系的刘显世、袁祖铭、彭汉章和桐梓系的周西城、毛光翔、王家烈,先后出任贵州军政首脑,叱咤贵州政坛,独霸一方,偏安西南。
虽然1926年贵州当局已宣称拥护国民政府,军队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5军,但实质没有改变,依然拥兵自重,对中央当局采取敷衍的态度,更拒绝中央的势力进入贵州。可以说,从刘显世到王家烈,这些一时权倾贵州的霸主,都是名符其实的“贵州王”。其中的王家烈,是贵州最后一个地方军阀,是一个备尝酸辣苦甜的末代“贵州王”。
从桐梓走出来的大个子
王家烈,字绍武,生于1893年,是桐梓县新站小水慈井台人。其父王大章是秀才,母亲赵氏,兄妹五人。全家全靠王大章教私塾维生,别无其他收入。王家烈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只留下几亩薄田,家境极其贫困。
王家烈长相特别,面方嘴大。他可把捏成拳头的手放进口中,人们都喊他叫“王大岔”。他也很吃得,三碗不过冈,及至当了省主席以后,他总是交待添饭的人“添满点,免得紧倒添。”他出生前,因其母梦见一颗星宿落入井中,故得乳名“王海”,又因为行二,因此家乡的人在他晚年时,都亲切地喊他“海二公”。他的个子也很高大,走到哪里,都有如鹤立鸡群,一看就非等闲之辈,非当官不可。
王家烈的青少年时代是很苦的,也因此使他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桐梓精英。他先是跟父亲在塾馆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父亲去世后,他离家就读于县城西街不要钱的向家义学。在此,他不仅培育了自己的文化素养,还结识了周西成、毛光翔、江国璠、何知重等“同学少年”。向家义学的这些莘莘学子,经过金戈铁马的锤炼,后来都成为了贵州政坛的要人。
从向家义学结业以后,据说他还参加了中国最后一期科举考试,但名落孙山。为了生存,王家烈只好到松坎去背盐巴,当盐巴老二,找点钱买米糊口。贵州人吃的盐,从来都靠从四川运到赤水河沿岸,再发至各县。松坎位于川黔要冲,是一个盐的集散地。
从松坎背100斤盐巴到桐梓县城,可得两块川板大洋。年轻的王家烈,个子髙,力气大,比别人多背一半,也比别人多得一半钱。他从小水到松坎背150斤盐巴到县城,绕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往返120里,飞起脚一天跑完,得三块川板银元的“脚力钱”。
沿途要上下石牛栏、闷头箐、祖师观、楚米铺,中间只吃几个从家里带来的苞谷团充饥。他发迹以后,知晓他这段艰苦历程的人,都饱含况味地说他是“背过盐巴的省主席”。
穷困总是伴着羞辱,王家烈也不例外。他十九岁时,娶赵家姑娘为妻。一贫如洗的王家烈,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穿着当新郎,只好向别人暂借。这在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事,但那时在穷人中却并不新鲜。只是借衣服给王家烈的老板,过分缺德,当王家烈穿着借来的衣服去迎亲时,这位老板却当众逼他还衣服,让王家烈尴尬得无地自容。
不久,他去石场坝赶场,脚下的草鞋鼻子把别人的油箩带翻,油流得满地都是。因为穷,赔不起人家,被当街吊打。一个姓何的富人见此,替他赔了油钱,这才了事。他当省主席以后,为了报答这位姓何的恩人,给了何氏一顶乌纱帽。但何氏不愿当官,不久就辞官回故里了。
在家乡的各种遭遇,让年轻的王家烈痛下决心,不能继续在乡下搓泥巴果果,一定要离乡别井,闯出一条路来,改换门庭,以雪奇耻大辱。
他先到遵义,学着经商,但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弄得债台高筑。此路不通,他又把从父亲那里和向家义学学来的知识当本钱,在龙坑一个姓姚的人家去教私塾。据说在此期间,他还用锅烟抹了脸,像李逵一样地去抢过人。此事败露以后,姓姚的东家还打了他一嘴巴,然后扫地出门。
后来他当了省主席,派人来接姚东家去贵阳玩,吓得姚东家赶忙给家里交待后事:“当年我打过他的嘴巴,此去怕是有去无回,我死了以后,一定要把我抬回来葬在祖坟山上。”谁知到了贵阳,王家烈以德报怨,把他当作上宾款待,还说:“没有你那一嘴巴,我哪有今天!”虽是传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家烈为人念旧,知恩图报。
种田不行,考科举不行,背盐巴不行,行商不行,教书不行,打家劫舍也不行,走投无路的王家烈,只好做个丘八,吃粮当兵,投军图存。在他21岁时,也就是1914年,他在遵义加入了贵州陆军步兵团,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开始了他戎马一生的征程。
跟随周西成南征北战
王家烈入伍以后,正值兴义系军阀王文华在军中设模范营,培养军事骨干。王文华抽调各团小有文化的兵士,到模范营中轮流受训,在提高政治素养和军事素质之后,分到各团任下级军官。王家烈读过私塾和义学,有幸被抽调到模范营接受培训。不久,他又进入了贵州讲武堂。这些军事训练和理论学习,对他日后由一个普通士兵升到中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意义。
在他入伍不到两年时即1916年,就在戴戡的率领下参加护国战争。他所在的部队,在松坎与綦江之间与北洋军恶战。这场战斗,贫富悬殊很大。北洋军身穿呢子军服,脚踏皮靴,有点像电影《列宁在1917年》中的沙俄军队。
护国军却衣着寒酸,脚穿草鞋,谈不上军容,有如长征中的红军。但护国军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正义之师,他们喊着“发洋财”(“洋”指北洋军,“财”指北洋军士兵都有很多“袁大头”)的口号,激战五天五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王家烈第一次参战,是他在几十年血雨腥风中横刀立马的开端。据说他在这初试锋芒在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表现极为勇敢。
护国战争胜利以后,王家烈所在部队,随戴戡入川混战。他同周西成一道,在成都皇城激战十三昼夜。戴戡被迫退出皇城自杀身亡后,他与五百黔籍兵勇在周西成的率领下,像叫花子一样地回到贵阳。不久,所部又奉命进驻正安、铜仁。
为了提高部队素质,周西成在铜仁办了个特殊的“学习班”,王家烈有幸进入此班学习。王家烈曾进过“贵州讲武堂”,但此堂只办了一期就换主易名了,待王家烈毕业时,讲武堂已变为“贵州讲武学校”。周西成在铜仁办的这个班,完全按“贵州讲武堂”的课程讲授,王家烈真正成为了这个不是讲武堂的讲武堂学生。当然,此时的王家烈,已经不再是普通一兵,而是一连之长了。
王家烈入伍的第二年即1915年,就与周西成在同一个营,周西成是营副,他是排长。直到周西成殒命镇宁,他都是周西成的一员猛将,并在南征北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命见贺龙,设宴诛二匪,轻取南川县,涪陵刼弹药;消灭王华裔、板桥杀“二余”,血战凉亭坳、重兵守黔东。
由于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其官阶也升到旅长、“会剿”总指挥。遗憾的是,他个人在这烽火岁月中的诸多往事,没有记录下来,少有人知晓。即使在杨隆昌、胡大宇先生的《周西成与桐梓系军政集团史话》这样资料详实的专著中,王家烈这段军旅生活的细节,也只有一些影子。
李祖铭先生在写《黔军史》时同王家烈接触很密,他对我说,王家烈记忆力惊人,他对多年来每次战斗的来龙去脉、人员调配乃至不打眼的山川地名,都记得清清楚楚,讲起来如数家珍,简直是一部桐梓系军阀驰骋疆场的活档案。
李祖铭先生说,如果王家烈有机会用文字把这段军旅生活记录下来,绝对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抖。可惜,由于各种原因,王家烈只留下《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和《回忆我驻湘西和回黔主政后与何键的关系》两篇文章,概述了这段军阀混战的部分历史。
他的《征尘诗抄》,我在读大学时曾有幸拜读,其中虽有相当篇幅再现这段生活,但此诗稿早已遗失。研究桐梓系军阀的专家,虽写有不少这一时期的文章,但又都着笔在周西成身上。王家烈的这段军旅生活,只留下模糊的概貌,其战斗身影已湮没在历史的荒烟蔓草之中。
值得一说的是,在这段金戈铁马的征程中,他在铜仁讨了花容月貌的才女万淑芬为妾。正是这个内助,帮助他运筹帷幄,从一个方面成就了他的事业。纵观他戎马倥偬的一生,他与铜仁的确很有缘分。他不仅率部三进三出铜仁,还在铜仁受伤挂彩,当上“贵州王”以后,他又不顾桐梓系的传统,重用铜仁精英。铜仁这个风花雪月之地,既让桐梓系的第三号人物江国璠在此陷入桃花窝,受到惩处,也给王家烈予厚爱,让他一生都有浓厚的锦江“铜”味。
1925年周西成执掌黔政以后,王家烈与毛光翔成了周西成的左右膀。在此期间,在以下三个方面,突出地显现了王家烈的事迹。
一是他在辅佐周西成王朝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周西成倚重。由于毛光翔,能力有限,虽然是排序上的第二把手,却是个不太扶得起的“太子”。1927年周西成应邀援滇,派毛光翔为总司令,一是报滇军祸黔的仇恨,二是想扶毛光翔去当个“云南王”。
谁知部队到了安顺,就停下来了。因为毛光翔娶了几位老婆都未生男孩,毛母怕这一去凶多吉少,要他在出征前再娶一妾。毛居然遵了母命,驻下军来度蜜月。据说他还像和坤那样,按八卦安床位,请算命先生确定行房时间。
由于毛“受母命纳妾”,贻误了战机,令周西成未能如愿而摇头不已。为让他扩大视野,周西成派他出国考察,他却借机在广州、香港大饱艳福,一步都未跨出国门,这也让周西成很失望。也因为这些事,周西成从心里对王家烈更为倚重。当蒋介石命令贵州协同制裁杨森时,周西成便把前敌总指挥这一重任交给了王家烈。
二是在周、李大战中,英勇奋战。1928年,在蒋介石的阴谋支持下,李晓炎率兵进攻周西成。周西成令王家烈率部赴黔东,截堵李晓炎。李晓炎兵围铜仁老城,王家烈动员民众,坚守铜仁老城28天,使李晓炎的部队尸横遍野,遭到惨败。
李晓炎贼心不死,再攻铜仁,与周西成的部队大战于凉亭坳,四天四夜,枪声不绝,双方死伤数千人。王家烈也在此战中,打仗不怕死,勇敢无畏,把李晓炎赶出了贵州。王家烈在此战中因中流弹身负重伤,为周西成王朝献出了他的热血。
三是为保卫桐梓系江山,他以大局为重,支持了桐梓系的承传安排。李晓炎惨败之后,逃往云南。后在龙云的支持下,1929年龙云、李晓炎联军进攻周西成。由于遭副官暗算,周西成死于镇宁鸡公背,命归黄泉。龙、李联军占领惊惶不安的贵阳,李晓炎终于当上了贵州省主席。
周西成殒命,但部队尚存。毛光翔和王家烈,分别从黔西和铜仁率领他们的部队赶到遵义,与从贵阳逃出来的桐梓系官员会合,商议对策。在这个遵义的“流亡政府”中,以熊逸宾为首的人,主张军、政分治,王家烈对此坚决反对,维护了桐梓系军政合一的传统。
同时,为了桐梓系的团结,尽管他实力雄厚,但在这紧要关头,还是以大局为重,拥戴毛光翔独统贵州军政。他在遵义开了誓师大会,喊着赶走滇军、打倒李晓炎,为主帅复仇的口号,率部反攻贵阳。
王部渡过乌江,打过沙子哨,到了鸭江寨。这时,滇军因内乱突然受命撤走,王家烈收复了贵阳。李晓炎当了十八天省主席后,狼狈逃走。在王家烈的拥戴下,毛光翔按序接班,当上贵州省主席和25军军长,王家烈也升为25军副军长。
王家烈从普通一兵,经过15年的南征北战,当上了副军长,出类拔萃。有人说他是英雄,这可能有失偏颇,因为他虽然勇武过人,但没有符合历史发展的信仰。他也不是枭雄,因为他性格耿直忠厚,不玩弄阴谋诡计。当然,他也不是普通的市井百姓,因为他凌驾于千军万马之上。应该说,他什么都不是,他就是王家烈。
四面楚歌中的“贵州王”
毛光翔上台,王家烈内心是不服气的。他认为毛光翔的实力和功劳,都不及他。毛光翔对此也很明白,执掌贵州大印以后,也不让王家烈染指军政,把他调离贵阳,去黔东、黔南收拾赖心辉,借此削弱王家烈的实力。这一切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用对王家烈封官许愿的办法,扩大毛、王矛盾,最后终于导致王家烈于1932年拥兵入筑,逼迫毛光翔交出贵州大印,当上“贵州王”。
吴道安先生说王家烈一上台,便同时娶了孙、梁两个女人,在老东门修建“虎峰别墅”,过起了“贵州王”的生活来。其实不然,他的这个“贵州王”当得并不轻松。上台难,执政更难,他将面临的是“末代王朝”的艰难与尴尬。
王家烈此时39岁,接近不惑之年,正是一个人的黄金年代。可惜他不具备周西成军政双全的优势,在桐梓系中有君临天下的霸气,也没有毛光翔临危接班,一致对外的天时、地利与人和,两个月便可以让贵州安定下来的运气。从他坐上贵州第一把交椅的那天起,他就成了众矢之的,进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
首先是狼烟四起。毛光翔没有太大的野心,又是一个不太喜欢战争的人,下台以后就准备在赤水享天福,不问世事。但他的一班旧臣,尤其是犹国材、蒋在珍等人,却不满王家烈拥兵夺权,便鼓动起桐梓系的部分将领,在遵义开了个“讨王会议”,并于王家烈当上“贵州王”半年时,同室操戈,举兵攻下贵阳,把王家烈赶到黔东一带。
虽然由于讨王阵营贻误战机,王家烈卷土重来,反攻得手,重回贵阳,但桐梓系争权夺利、分崩离析的局面已非常突出,这让王家烈极为头痛。
其次是“政不出门”。王、犹之战虽然平息,但黔军各地的军阀却各自为政。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蒋在珍占领乌江以北,侯之担雄霸黔北,车鸣翼盘踞黔东,只剩下黔南十几个县是王家烈的势力范围。他只能在这些地方行使权力,其他各地的官员任免、行政管理都由当地军队主持。尤其是他们的所有税收均不上缴,致使王家烈的财政入不敷出,连省府官员的薪水都不断拖欠。
第三是左右不是人。贵州是内陆省份,只有与周边的川、滇、湘、桂等省搞好关系,才不孤立,也才能与外面的世界联系。鉴此,王家烈派出代表,到川、滇、湘、桂联络,以修好四邻。他的想法很好,但由于王家烈派出到各省交好的人不适当,致使处处碰壁。对此,王家烈在解放以后还自责当时用人不当,费了力,别人却不领情。
第四是上下不讨好。为了运出“特货”(鸦片),换取货币,购买军火,王家烈与广东、广西订了个“粤桂黔三省合作联盟”。此事被蒋介石侦知,对王家烈联桂反蒋,很气愤。反之,当王家烈同意宋思一来贵州办中央军校分校时,李宗仁又认为王家烈联蒋反桂,很生气。
王又只好拒绝宋思一来黔办分校,这让蒋介石更加愤怒。尤其是交通部长王文华要从重庆经遵义来贵州视察交通状况,王家烈怕王文华在遵义出事,为了安全,便电请王文华绕道广西来黔。当王乘船返回南京时,所携带的毒品被查收,并因此丢了乌纱帽。王文华便怪罪王家烈,并在蒋介石处说了许多王家烈的坏话。从此以后,王家烈就很难接近中央。
在这样一种四面楚歌、上下皆敌的环境中,王家烈可谓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对贵州的建设,既无暇顾及,也没有经济力量。尤其是他在位期间,大小战斗连年不断,实在不可能静下心来理政。据吴道安先生说,有政务上的事请示他,他总是站着随便说几句话,以后再也不问,可见他无心于此。
他虽然在1934年4月时,提出了四条整顿庶政的方针,即“缩编军队,以节库帑;整顿团务,以清匪患;澄清吏治,以肃官方;整理交通,以资开发”,但第一、二条都是空话,只在任免官员上,打破了过去只用桐梓人的传统,也能避亲,比如他就认为他的亲哥不宜当官,只写了个条子,让他到各县去玩。在整理交通上,他下了力气,有所贡献。
一是修建了贵州第一个飞机场即清镇机场。在此之前,贵阳团坡的跑马场曾当作过飞机场,后巢也有过飞机场,但都不是正式的飞机场。当时这两个地方,根本不能叫机场,比如在场内立一根木柱,柱顶扯块白布,看白布飘的方向和高低,以此来确定风向和风力。
又如在地上铺上白布,用它来指引飞机降落。王家烈用了两年时间修建的清镇机场,是基本上符合当时的机场标准的。蒋介石几次来贵阳,飞机都是降落在清镇机场。同时,他还在他力所能及的地方,修了贵阳团坡机场、都匀机场、榕江机场、独山机场和毕节机场,并开辟了贵阳到重庆的航班,每周两班,当日往返。在贵州历史上,这是第一条航线。
二是修筑公路780公里。据桐梓系研究专家杨隆昌、胡大宇两先生统计,王家烈所修的公路包括:修文到狗场的15公里、定番(惠水)公路50公里、清毕公路213公里、桐崇公路85公里。这些公路,尽管质量不高,但对改善贵州的交通条件,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尤其是连接四川的公路,对几年后的抗日战争,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是在公路的养护管理上,出台了新的规定。在此之前,贵州公路的收费,是往返一次,收大洋一元,很不合理。王家烈时期颁布了《贵州省公路征收全省长途公路通过捐暂行办法》,改为分段收款。同时在各路段配备养护人员,以捐养路。这虽然并非什么大事,但对公路建设的发展,却具有不小的推动作用。
王家烈在省主席位上时间名为三年,但可以用来建设乡梓的时间实在有限。他1932年4月当上省主席,11月初,毛、犹就讨伐他,冬天即被赶出贵阳,直到1933年初才打败毛、犹。是年秋天,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就开始在沿河活动,并接着创立了黔东特区。
1934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王家烈一直受命在同红军战斗。能在这样几乎无一日无战斗的环境下,在四面楚歌之中,对乡梓建设做出了上述的一点贡献,客观地说,已很不容易了。
在他主政期间,他对政敌的态度,泾渭分明。对于政客,他毫不手软,比如怒杀傅长民,因为傅是一个阴险的小人(见吴道安先生的《解放前贵州政局演变概述》)。但对要赶他下台的江国璠和犹国材,就不一样。当他听说江国璠要计谋他的位置时,他只对江说:“兄弟,你想搞哪样?”江国璠无地自容,只好远走高飞,从此离开军界。
犹国材把王家烈赶出贵阳,当王家烈又反攻打败犹国材时,幕僚们要他趁势追赶,捉住犹国材,他却说:“算了,捉住了难为情。”同样都是政敌,同样都是桐梓人,有的杀,有的放,他有他的标准。在这后面,可能隐含着一些传统价值观的意念。
至于王家烈这位“贵州王”的日常生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一定是挥霍无度,盛气凌人。其实不然。据王家烈的侄孙王同星先生说,他当省主席时,一日三餐,每餐不准多于四菜一汤。每天只喝二两酒,三烟不沾,更不吃零食。
衣着也很简单朴素,布衣布裳,勤俭朴实,从不闹排场。也不摆架子,他向下属学“易”,从来都是拿着一个笔记本,亲自登门请教,谦恭谨慎,尊师重道,不以势压人。生活也很有规律,黎明即起,晚上绝不灯红酒绿,按时入睡。
王同星先生在文末还说,他的记述“断无夸张虚构”。笔者的姑父、周西成政府的秘书长曾训武先生,给我父亲的信中曾说过“绍武喜读书写字,隶书尤佳。”曾训武先生以魏碑名世,桐梓周西成祠的长篇碑文就是他的手笔,能得到他的美言,可见王家烈的书艺不低,情趣不俗。
当然,对王家烈这个“贵州王”的评价,最突出是他对红军的立场和态度。王家烈没有他的前任幸运,周西成和毛光翔对外只有个如何面对蒋介石的问题,而王家烈除此之外,还有个如何对待红军的问题。对待蒋介石,由于军力、财力都不如南京,加上周西成时已承认归属中央政府,省级军、政的任命名义上也由中央下文,王家烈只能表面服从。
对于红军,由于他和红军都是蒋介石要剪除的对象,他既遵蒋之命征剿红军,还杀了很多红军,又同情红军,甚至希望利用红军的力量来来遏制蒋介石,这很难用几句话说得清楚。在此只能概而言之,他对红军的态度就是当年的绝大多数军阀对红军的态度。
被迫弃位,别妻离子,远走他乡
1935年初,红军冲破王家烈的锦屏、黎平防线,攻克遵义,占领大半个黔北。蒋介石派薛岳领中央军入黔,进驻贵阳,不费一枪一弹,端掉了王家烈王朝的首府。薛岳进城以后,不提追剿红军的事,倒是把王家烈的卫戍司令撤了,换成了郭思演。
按说王家烈在“会剿”红二、六军团时,一次就残杀红军600人,在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以后,他的部队又打死了红军的团长、师长、军参谋长,还把解放后当了贵州军区司令员的钟赤兵打成独腿将军,他理应得到蒋介石的“嘉奖”。但蒋介石既要追剿红军,又要趁机剪除地方势力,王家烈在劫难逃。
不出所料,不久之后,薛岳就断了王家烈的财源,也不发25军的军饷,弄到堂堂的“贵州王” 囊中羞涩,只得向吴奇伟借5千元“吃饭”。正在王家烈焦头烂额之时即1935年3月,李仲公又奉蒋介石派遣,逼他在贵州军、政之间选择一职。
王家烈自知大势已去,发电向蒋介石请辞省主席一职。随即,蒋又以重金收买他的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让二人怂恿部下“闹饷”,逼迫王家烈再辞军长职务。至此,王家烈这个末代“贵州王”便彻底下台,终结了他在贵州叱咤风云的历史。有人说王家烈的名字没有改好,果然“亡家业”了。
蒋介石不愿意王家烈长留经营多年的贵州,给了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头衔,令他与张学良同机赴汉口。飞机在他所建的机场上滑翔一阵之后,载着他离开故土,远走他乡。不久,即受命到南京陆军大学学习。之后,虽任过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行辕高参、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军政部参事、西南绥靖公署副主任,但都是闲职,挂名而已。解放后,王家烈出任省政协副主席,1966年8月10日病逝,归葬贵阳周家山。
要全面了解王家烈,还不能不说一说他的次妻万淑芬。
万淑芬是铜仁姑娘,出身官宦之家。1921年,周西成驻军铜仁。时为周部八连连长的王家烈托当地士绅为媒,娶了23岁的万淑芬。从此开始,万淑芬跟随王家烈南征北战。万淑芬是小脚,在军旅中出入不便,就用棉花塞在靴子里,穿着靴子出入公共场所。
每当王家烈行军作战,她总是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乘轿随行。王家烈当上省主席以后,由于王家烈长于主军疏于主政,她便“母仪天下”,为王运筹帷幄,出谋献策。是她冲破“是官皆桐梓”的传统,大量使用新人,其中就有不少铜仁人,因而出现了贵州政坛的“金克木”现象(铜仁的“铜”为金旁,桐梓的“桐”为木旁)。
这位“末代王妃”,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皆出于万氏之手。
尤其是她极擅辞令,为王上下串联,八面玲珑,异常出色。为联系中央,她奔走南京,拜谒蒋介石、宋美龄;为加强与广西的联盟,她走访李宗仁、白崇禧;为联络境外,她飞赴香港,拜会胡汉民,与港商谈判购买军火。
由于她出色的外亊活动,被仰慕者誉为“外交夫人”和“第二宋美龄”。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之后,她还在当时的贵州报纸上开辟专栏并为之写稿,提倡礼义廉耻,宣传传统美德,改变不良风气,希望以此谋得蒋介石对王家烈的好感。
万淑芬对王家烈王朝的忠心,在王家烈王朝行将崩溃的前夕,表现得极为突出:
1934年夏天,由于王家烈政府大量使用桐梓系之外的人,遭到桐梓系主将们的疯狂反对,说王烈是“败家子”,大有倒王之势,万淑芬在顺城街即现在的护国路袁宅,召开过一个下游各县军政人员的短会。据参会的王天锡说,她在会上说:“……桐梓人对王军长极不满意,说败坏了桐梓团体。
他的处境很困难。据我观察,他可能有被他们谋害的一天。我们为了维护他的地位,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不能不事先有个准备。万一他被谋害了,我与万秘书长(万稚新)主政,王处长(王天锡)主军,万军需处长(万载之)管财政,以免仓猝,群龙无首。”与会的二十几人还在红纸上签了名。万淑芬为维护王氏江山,未雨绸缪,忠心耿耿。
1935年初,红军初进贵州时,王家烈自知挡不住红军,如让中央军进黔,又恐失却权柄。对此,李宗仁提出了黔桂联合抵抗红军,不让蒋介石兼并西南的阴谋得逞之策。但王家烈拿不定主意,吃不准是“联桂抗蒋”好,还是“弃桂拥蒋”好。
在此关键时刻,万淑芬自告奋勇,奔赴南京摸底。她谒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受到了热情接待,并受赠德造连响枪两打和5000元的旅费。虽然因蒋介石、宋美龄讳莫如深,她未能达到此行的目的,但为了王家烈王朝不惜奔走的忠诚,昭然若揭。
1935年春末,薛岳进占贵阳,王家烈处于穷途末路之时,万淑芬在仓后街一个部属家里召集部分将官开会,决定把所部拖到广西,使被收买了的何知重、柏辉章成为光杆司令,进而联桂反蒋。参会者除黔军一些旅团的代表之外,还有广西的两位代表。会上大家共饮生鸡血酒,盟誓“协力同心,对抗老蒋,不当卖客。”令万淑芬遗憾的是,还等不到她行动,身在前方的王家烈已向蒋介石辞职,并立即得到蒋的批准,未能如愿。
王家烈带着他的小妾梁氏远走他乡之后,万淑芬还留在贵阳。接任省主席的吴忠信,借口检查枪支,派人到万淑芬住的“虎峰别墅”抄家,不仅将蒋介石和宋美龄送的两打德造连响枪拿走,把值钱的古玩器皿掳掠一空,还把两个管家枪毙在老东门。
穷途末路的万淑芬,只好在落日的余晖中,带着小孩,凄凉地离开了贵阳,避居铜仁老家。抗日战争末期,王家烈接她到遵义老城同住,但因失宠,心情郁郁不乐,病逝于遵义。这个曾为王家烈王朝四处奔波的“第二宋美龄”,甚至可能催生一个“铜仁系”军阀的才女,在贵州的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之后,永远地离去了。
据说,每到三月清明七月半,王家烈总是要一个人到万淑芬的坟上,去凭吊他患难与共的贤内助,缅怀他的这位精明练达的如夫人。
后记 红军在一年的长征中,有将近半年在贵州苦战。随着长征史诗的弘扬,时为红军对立面的王家烈,在全国的知晓率,超过了民国时期贵州的任何一个军阀。但人们大都只知道他围追堵截红军,不知道他的尴尬与无奈;只知道他是指挥“双枪兵”的武夫,不知道他当过塾师,喜欢书法,爱听京戏,是诗、书、艺兼好的儒将。
历史上的一切风云人物,都远比历史书中的褒或贬要丰富得多。惜乎岁月如灰,知情者大多辞世,加上篇幅有限,不能全面地记录下一个有恶有善、有血有肉的王家烈。
(摘自贵州政协报)
图为王家烈故居——贵阳老东门虎峰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