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乐黛云 乐黛云与汤一介:非一般市井夫妻

84岁的乐黛云先生已经不怎么在未名湖边散步了,腿脚不好,即使走也只是在未名湖畔的居所朗润园附近走一走。而在汤一介先生还在世的日子里,两人一起散步的身影是北大学子们记忆深处的美好。汤一介曾写过《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其中深情地写道:“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

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这两只小鸟,就是汤一介、乐黛云这一对相携人生63年的知识分子伉俪。

在北大朗润园的住所,新京报记者拜访了乐黛云。汤一介编《儒藏》时的一张工作照悬挂在电脑工作台的上方,茶几处,汤先生的照片前摆放着鲜花,还有一对兔儿爷。两个人共同的著作摆放在沙发一侧,一切都在诉说着斯人已去,但影响依然还在。

几周前,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演讲上,临近结束,一位年轻的女士起身向乐黛云先生提问,女士问乐黛云,为什么不是从一位妻子的角度聊汤一介,而更多像朋友、像同行一样的角度来谈呢?乐黛云说,我不想以遗孀或汤一介的未亡人的身份来谈他,我更想从一位知识分子对另一位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谈,谈我们共同置身的历史,我们的周遭,还有我们共同知悉的知识分子的历程。专访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与汤一介非一般市井夫妻

他摘了两根小草装我兜里,说了一句话:“我这就交给你了。”我说:“那好吧!”我们就好下去了,非常简单。

新京报:那天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你的角度是从一个知识分子讲述另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用了这样一个方式来讲?

乐黛云:可能很多人会希望我讲讲家庭生活啊,爱情观念啊,可是我后来想想,我跟汤一介终究不是一般的市井夫妻。他写《人生要有大爱》,我们俩开始交往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不像一般的情侣之间送点礼物,他没有送过我任何礼物,订婚戒指也没有,结婚的时候还是我妈妈从贵阳给我寄来150块钱,买了那种苏联的花布,做了一条花布裙子,一个好朋友陪着我,就这么从北大沙滩走到他北海的家去了。

我之所以那么早结婚,就是希望很多同学都能参加我的婚礼,我们在毕业典礼的第二天就结婚了。

人家问我他怎么表示的,其实老汤从来没有直接表示过,我们那时候去南苑农场劳动,中午大家坐草地上休息,我穿了一个工裤,有个兜,他摘了两根小草装我兜里,说了一句话:“我这就交给你了。”我说:“那好吧!”我们就好下去了,非常简单。

结婚前他在家里住,我们后来决定不住在家里,因为要跟知识分子家庭划清界限。他当时工作在北京市委党校,分给他一间很小的小房子,我们就住那里,也没有买家具,都是配给的,很简单,无可追溯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经历,也有很多共同的思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呈现另一个知识分子,这样能讲得更加清楚一些,我更希望讲出他想写的东西。

《我们三代人》呈现历史真实面貌

老汤说我当时接触到什么,我就写什么,结果他写了一万多字。所以我想这也不必避讳嘛,他所接触到的真实的面貌,从他的角度写出来。

新京报:在你看来,汤老最想写的是什么?

乐黛云: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书(指《我们三代人》——编者按),就是要留下一点历史的痕迹,给后人看看那个时代是怎么过来的,也不要添油加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比如他书里对五十年代那一段的回忆,那时候我们俩都是很兴奋的,抗美援朝他都是“参军参干”,那时候心里非常感动,1950年、1951年,那时候刚刚解放,很短时间内黄赌毒都扫光了。

我们大一、大二的学生去八大胡同教化那些妓女,发现那些妓女也是挺好的人,生活所迫,当时有好些个妇女学习班,把她们组织起来学习,稍微培训一下技能。

赌也没有了。还有吸鸦片烟,北京旧官僚很多,是鸦片的重灾区,可是很奇怪,三年以内,黄赌毒全部绝迹,没有了,大家都觉得共产党的效率真高,真有办法。当时治理贪污,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很少的钱,而且是从根据地来的老干部,就枪毙了,那时候一方面觉得共产党非常正派,做的事都是对的,另一方面是效率很高,说到做到,知识分子很佩服的。

胡适派飞机过来接汤用彤和沈从文,飞机就停在东安市场,最后就只有钱思亮走了。汤用彤老先生那时候虽然和共产党接触不是很多,但看到共产党所作所为,特别是干部都很清廉,那时候是供给制,和大家拿的钱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是真实地呈现历史的面貌,比如说“梁效”,当时我心里想,(梁效)这最后也没有做结论,到底算什么性质?党没有做结论,老百姓也没有做结论,什么口径,你不好写啊!老汤说我当时接触到什么,我就写什么,结果他写了一万多字。

所以我想这也不必避讳嘛,他所接触到的真实的面貌,从他的角度写出来。那我就应该帮助他满足心愿。他写“梁效”这篇发了以后,也有一些人看了,有一些反应。有的人觉得你写什么呢,都过去的事情,老说它干吗,可是我觉得还是应该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有的人也觉得你根本不应该写,党都没有做结论,老汤说我也不是做结论,就是说事实。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他很想谈的。

回忆汤用彤,分析知识人思想历程

批斗工学院的教授,推过来推过去,一定说那位教授是亲美、崇美、媚美,汤用彤回来和汤一介说,这样做不对吧,不管怎么样,人都是有尊严的啊。

新京报:汤老的回忆录里也用比较大的笔墨谈了父亲汤用彤。

乐黛云:他为什么谈他的父亲呢,因为他很想分析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历程。他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那时候也还不知道马列主义是什么。抗美援朝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唇亡齿寒”简单的一句话大家就拥护了。汤一介的妈妈是个家庭妇女,没有工作的,她和贺麟的夫人在北大家属妇女会带头把家里的金银宝贝都捐出去,捐了一架飞机,挺不容易的。那时候大家是真心热爱这个国家。

新京报:汤用彤先生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吗?

乐黛云:汤老先生当时住院,晚上是我看护,因为他母亲身体不太好,白天他母亲在医院,晚上我过去,我们俩倒着班,他去世是1964年,早上六七点钟他妈妈来医院了,我就回学校了,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五一节万岁”。

汤用彤先生是个中间派,他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老汤书里讲的,最大的伤害是“三反五反”的时候,开批斗会批工学院的教授,推过来推过去,一定说那位教授是亲美、崇美、媚美,他回来和汤一介说,这样做不对吧,不管怎么样,人都是有尊严的啊。裂痕是这样一点点产生的。

“三反五反”中很多老先生被逼得很厉害,像我的老师唐兰,中文系非常有名的文字学教授,我们上一年级的时候就要上《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是古汉语的基础,唐兰亲自教我们,但是一年级什么都不懂,我那时候听不懂也不爱听,打瞌睡,老拿一本小说放抽屉里,但是对唐兰先生印象很好,胖胖的老先生。

后来土改我们在一个工作组,每天都在一块儿吃饭,有一次开会,路上一起走,我跟唐先生说:“唐先生,我上过您的说文解字。”他说:“你上过吗?”我说,“是啊。

”他说:“你净打瞌睡了。”我很不好意思,他都注意到了,他也不生气。三反五反的时候把他当成大老虎,说他是盗卖文物,住在学校里,不能回家,每天问他盗卖多少文物,也弄得很惨。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受伤是非常深的。所以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没有很好地用起来,批有很多负的影响。大事小事,汤一介有很多分析,我觉得很宝贵的是,它对于理解中国知识分子这么多年为什么这样子是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