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严复 严复出版《天演论》

《天演论》,书名。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25―1895)的一本论文集,严复选译其中的前两篇,定名《天演论》。严复(1854―1921),初名传初、体乾,又改名宗光,字又陵,入仕后始改名复,字几道,晚号??老人。

福建侯官人。清同治五年(1866)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十年以优等成绩毕业,在军舰上实习5年。十三年日、美侵扰台湾期间,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至台测量海口,筹备海防。

光绪三年(1877)到英国留学,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期间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表示倾慕,并留心观察,潜心研究,广泛涉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之异同。光绪五年(1879)归国,就福州船政学堂教习。

次年,调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会办、总办。自此,在这里任职达20年之久。中日甲午战争后,在战败的刺激下,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论》等重要政论文章,呼吁维新变法;同时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

首译《天演论》,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2月)在所创《国闻报》上发表,次年三月(4月)正式出版。严复撰写了《<天演论>自序》,又在译文中以按语的形式,附加了他自己的许多见解。

所以严复不单纯是翻译《天演论》,而是对赫胥黎的原作加以取舍、改造和评论。《天演论》既吸收了赫胥黎阐述的达尔文(1809―1882)生物进化的观点,也吸收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同时灌注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

概括其内容,主要有:一、确认进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说明生物不是自古不变的,而是沿着进化的道路不断发展变化的。严复据此阐发,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原作《导言》中说:“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严复的按语说:“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

”“来者方将”,即后胜于今,即进化论。原作第一节论述自然界的变化说:“不仅植物界,而且动物界;不仅生物,而且地球的整个结构;不仅我们的行星,而且整个太阳系,……都在努力完成它们的进化的预定过程。

”严复的译文则把自然进化引入人类社会,认为“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

”“天演”,即进化。可见严复是把进化当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曾摧毁了唯心主义的上帝创世说和生物永恒不变论,给宗教界以严重打击,成为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一。

严复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并将其引入人类社会,是为了宣传发展变化的观点,打击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提供理论基础。但是,赫胥黎主张的是一种“渐变”思想,其《导言》说:“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严复更接受斯宾塞庸俗进化论思想影响,反对“骤变”,主张温和改良。

二、大力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适用于人类社会。

赫胥黎原作阐发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中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生物之所以进化,是由于存在着“物竞”和“天择”的自然现象。所谓“物竞”,即生存竞争,亦即生物对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的竞争;“天择”,即自然界对生物的选择,意即自然淘汰。

竞争的结果,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就呈现了生物界的不断进化,所谓“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按照赫胥黎原书的看法,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因为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这种先天“本性”就是存在于人心之中的主宰人们行动的一种“天良”,人的这种天良驱

使人们“保群”,使人们能够相亲相爱,互敬互助。所以人类不同于动物,社会也不同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用生物界的生存竞争来说明,而只能用伦理学来说明;伦理学不能等同于生物进化论。这是赫氏原著中后半部的基本观点。

所以原书名题为《进化论与伦理学》,“进化论”讲的是自然界,“伦理学”讲的是人类社会。严复反对赫胥黎后半部的观点,他受斯宾塞的影响,认为自然界的进化规律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他通过按语的方式批评赫胥黎的上述观点,认为人类的天良、同情心、团结互助等特点并非人类的天性,而是“天演”的结果和产物。

他解释说,按照物种起源的学说,人与禽兽本来是没有区别的,都是由低级生物逐步发展而至高级动物,最后发展到人类,形成社会。

这正是“天择”的结果,而不是一开始就有与动物不同的同情心、“天良”等心理。可见自然界“物竞天择”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正因为严复反对赫胥黎后半部书的观点,所以书名只翻译了一半,认为《天演论》既可包括生物界,也可包括人类社会。

根据这个观点,严复认为人类社会中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同生物界一样,是个生存大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强者、智者获得生存;弱者、愚者要被淘汰,因此弱肉强食是普遍规律。

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到处侵略,即因其不断自强,成了竞争中的强者、智者;美洲、澳洲土人所以日衰,即因其浑浑噩噩,不知自强。中国再不能妄自尊大,高谈什么“夷夏之辨”了。要老老实实承认,侵略中国的,正是竞争中的优者、强者、智者;而中国正是劣者、弱者、愚者,以致成了强国欺侮的对象。

他告诉人们,“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中国如果不变“弱种”为“强种”,就只有亡国灭种之一途!“存亡之间,间不容发”,何去何从,应该有所抉择!

赫胥黎原作的后半部用伦理观念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否认阶级斗争,是一种唯心史观(毛泽东曾说,赫胥黎此书前半部是唯物的,后半部是唯心的);而斯宾塞则是用生物学的生存竞争学说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也否认阶级斗争,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曾遭到恩格斯的批判。

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有二重性:斯宾塞作为帝国主义思想家提出这种理论,其目的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而严复是在中国面临瓜分危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上提出这种理论的,与斯宾塞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完全不同的意义。严复的出发点是呼吁人们:中国不应自甘做劣等民族,而应赶快起来变法图强,否则就无法逃脱“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亡国厄运!

这就是严复翻译《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的动机和核心!三、宣扬“任人为治”、“与天争胜”的思想。

这一点,严复与斯宾塞不同。斯宾塞强调生物现象中的自然淘汰,主张“任天为治”,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政策服务的;严复则强调生物现象中的“人工淘汰”,认为“人工淘汰”可以抵制、克服“自然淘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依靠人的主观努力,“任人为治”,“以人持天”,生死存亡,其权在我,目的在于激励弱者与强者竞争,使人们相信事在人为,只要中华民族振作起来,奋发图强,中国不但可以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还可以逐渐走向独立富强,祖国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在19世纪末叶,正当中国民族危机严重、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际,严复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并以“任人为治”、“与天争胜”、“自强保种”的思想激励国人,对中国社会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人们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所以《天演论》出版后,立即轰动一时,风行全国,在思想界

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宣传维新变法,也讲“变”,讲“进化”,但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系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今文经学“三统”、“三世”说附会而来;而严复则根据伟大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的科学理论,使其维新变法宣传建立在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从而大大增强了变法理论的科学性和吸引力,使人们感到耳目一新,连康有为都承认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所以严复译《天演论》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事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最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成为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爱国走向革命的理论基石,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进化论一直是中国人民从事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有力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