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和的父亲 张允和的母亲 我的妻子张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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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 口述 李怀宇 整理 1933年4月30日,是我和张允和结婚的日子,即使我已一百多岁了。每年的4月30日。我仍然会想起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 我的老伴张允和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孩――“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

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我就是那个幸福了一辈子的人,因为我娶了张允和。

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 那时,我们两家都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张允和父亲办的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他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很早我们就到他们家去玩了,所以他们家长很早就见过我,我不是特意去拜访的。

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她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己决定,父母不管。

”她父亲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这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办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也是自由主义,请来的老师只要教书好,政治背景不管。当时也不知道,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他也不管。

每到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和他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经常从阊门到虎丘,有时步行,有时坐船,还骑车,骑驴,很好玩,又没有危险。就这样子一步一步,认识得深了。

我到上海读书,一段时间后,她也到了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了杭州,她也到了杭州。这样常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就慢慢地、自然地发展起来,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那时张允和还在上海,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我写了一封信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他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问她收到了没有。这是一封很普通的信,却是我写给她的第一封。

虽然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她还是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同样大年纪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说这个信很普通,你不复他反而不好。自此我们就开始通信。其实那封信是我有意写的,但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就是自然而然地写的。

后来张允和也到了杭州。杭州地方比较小,周围景致也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 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

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的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

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有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也一下子就讲出来,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

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小时候古文比我读得多。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她的读书时代比我晚一点,因此比我更自由。

她读了许多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等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典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

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她对西洋音乐不像我这么有兴趣,我对中国音乐不像她那么有兴趣。

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她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了,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只请了上海青年会,花了很少的钱。 她生产时我不在她身边 她婚后主要是教书。但她写文章也很有才气,当年有报纸请她编副刊。她有一篇文章传播得比较广――《女人不是花》,因为那时女的_T作还是很少,机关里若有一个女职员就会被叫做“花瓶”,编副刊是她的副业,她把写文章当成一种兴趣, 1933年,我们一结婚。

立刻就去了日本留学,因为我们都觉得时间是耽误不起的, 到日本刚一年,张允和就怀孕了,要回国生产。

那时从日本到上海方便得不得了,坐一晚轮船就回来了。她回上海后,那里的亲戚朋友照顾她,我们是1933年4月30日结婚的,巧的是,我们的儿子是第二年4月30日出生的,刚刚一周年。

张允和生孩子时,我还在日本,第二年才回来。当时亲戚们叫我不用回来,说他们在上海照顾得很好。 我从日本回来后,想找个工作。那时我并不打算长期在中国,而是预备到美国去读书。

当时张允和在光华大学实验中学教书,因为这样的关系,光华大学希望我到光华大学去教书,于是我就没有另外找工作。我们一面教书一面准备留学的事情。后来打仗了,打仗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我去了重庆,她去了成都。

成都成立了光华大学分校,她就到成都教书去了。 在四川,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周小平(周晓平),女儿周小禾,女孩后来真是很悲惨,得了盲肠炎,打仗的时候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就死了,这是一个打击。

我的老伴在成都教书时,那里生活条件比较好,在家里还有小花园,一个流弹打进花园,打在我儿子的肚子上面,穿了五个洞。也算运气好,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美国的空军医院,我们一个朋友跟空军医院有联系,很快送我儿子到空军医院去抢救。

开肚子把子弹拿出来,总算捡了一条命。小平好了以后,我们请医护人员吃了一餐饭。 打仗很残酷,我们像所有老百姓一样经历了那个动荡的年代。 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去了美国。 在美国,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周末我在大学里听课,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我内心很矛盾,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当时我在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是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张允和在Illinois大学读英国文学。在外国读书,选课很自由。我们的小孩没有同去,我主张中国青年要在中国大学毕业后才到美国去留学,否则中国文化水平不够,单是外国文化就不好了。

所以把小孩留在中国,我的妈妈也不愿意到美国去。 我们在美国生活很好,也很紧张,特别是星期天,常常自己买了菜,做中国菜。中国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是老舍,他常常到我家来吃饭,还有罗常培、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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