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是方以智 方以智向佛禅修经历浅识
浮山北麓,白沙岭,有方以智墓。墓碑两旁对联,简明、准确概括了墓主一生的成就与品格,令人寻味不已:
博学清操垂百世,
名山胜水共千秋。
方以智题"山高水深"
称作我国十七世纪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的方以智,又曾被时人赞为"合忠臣、孝子、才人而一人矣……诚古今第一奇男子","海内宗密之先生盖五十余年,博文大雅,高风亮节,为近代人文之冠",时至今日,已是享誉世界、妇孺皆知的顶尖级历史文化名人。
此盈彼亏,此显彼隐,若一个人在某方面的成就特别突出,则可能将其另一方面的成就有所遮蔽,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屡见不鲜。事实上,方以智在科学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使他晚年逃禅向佛的苦行僧的事迹以及对浮山佛教的贡献鲜为人论。
在《浮山志》 "法谱"之"正宗主持"中,方以智(1611-1671)被列为第十六代禅师,先生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其逃禅以后为了躲避他人的耳目,不断变换法名和别号,如弘智、药地、浮山愚者、愚者大师、极丸老人等,无可大师是其挂锡青原时所用的法号。
方以智身后除了浮山白沙岭的肉身墓葬和建于江西青原的衣钵塔外,还有建于华严寺后双桂下的爪发塔。建于寺院附近的卯塔一般是作为僧人特有的归宿,内葬舍利子、衣冠或爪发。我早年来浮山旅游,多次向他人询问、搜寻方以智爪发塔未果。遗憾华严寺早在清咸丰年间被毁于兵火,成为一片废墟,遗址上如今所取代的是一片空旷的校园——浮山中学。寺之不存,塔之焉附?令人产生一种沧桑失落之感。
英国作家萧伯纳有过这样的一句话:"生命中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不能从心所欲,另一种是从心所欲。"方以智的人生悲剧当属于前者,因为他在遭遇九死一生的患难之后不得不遁入空门。
方以智出生于仕宦之家,祖父和父亲都在朝廷身居要职,且学养深厚,方以智深受影响,幼年就智力超群,加上勤学好问,9岁能文,15岁博览群书,22岁即著书立说。他曾"接武东林"、"主盟复社",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明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于崇祯十三年(1640)考取进士。
虽然方以智秉承方氏家风,少时就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但他生于末世,有命无运。正当而立盛年,却遭遇亡国之痛,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流离转侧的苦行僧,从红灯绿酒到黄卷青灯,从入世到出世,经历了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明王朝灭亡后,方以智在战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曾携妻小移居在广西平乐西山,为了掩人耳目不得不削发易服为僧,终被清兵拘捕。后因清将为其浩然气节所震惊,允许他为僧,他便羁养于梧州古刹冰井寺。
方以智何以逃禅为僧?他曾在《象环寤记》中说:"以祗支(袈裟,表示为僧)为退路,即为归路。"这里指他在梧州为僧,其实际目的是为了回乡,而随后的事态的发展则是,他是以出家作为与环境作斗争的一种手段,以逃禅的方式以表明其不仕异族的决心。
顺治九年(1652)八月,方以智偕同友人北归,经至庐山然后于年底回浮山省亲。此间,方以智本想与浮山山水做伴,安安稳稳的过着平民化的生活,但安徽地方官反复竭力奏用他出仕为官,他以"匹夫不可夺志,出世人安往(往何处),不得涅槃也"为遁词和借口而婉言拒绝,随后不得不重去离别十年的金陵,皈依天界寺的觉浪道盛法师,被彻底地逼上一条不归的出家之路。
念想先生的这段经历,不禁感受到黑暗统治下善良百姓生存的尴尬与无奈,同时也分明感受到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不事异族的愤懑与决绝。
明清易代,江南一带的精英士人在清初曾表现一些近乎"自毁"般的极端行为,如焚儒服、哭祖庙、不入城等,另有一种孤独决绝的选择则是"托隐逃禅",他们穿戴袈裟、在身体姿态上蔑视异族统治,或是对满洲"削发令"的身体抗议,最低限度也是一种政治态度的伪装,如1645年松江被攻陷后,一度穿戴袈裟的陈子龙,再如本邑诗人名士钱澄之。
穷则变,通则活,方以智不愧为精通易学的高人,他与一般方外之人有所不同,他的出家不是一般被动的逃脱世俗,也不是一般的参禅苦修,而是致力于哲学的研究,即以思想学术的精神教化世人、拯救社会,把早年家传的周易象数之学与佛、道思想综合起来,"通相为用"。
觉浪是当时佛教曹洞宗的前辈,又是会通老庄的大家,方以智秉承觉浪的学养,在晚年出家时期先后写作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如《东西均》《药地炮庄》等。高座寺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方以智"闭关"高座寺的"看竹轩",写作《象环寤记》,以寓言体裁杜撰了赤老人(指祖父方大镇,代表儒教)、缁老人(指外祖父吴应宾,代表佛教)、黄老人(指王宣,代表道教)的对话,揭示三圣人所创之教各有其"偏",唯有三教归易,烹三教之旨于一炉,以炼成三教合一之"象环"。
值得一提的是,方以智晚年驻锡青原的经历。青原山位于江西吉安,海拔320米,峰峦连绵10余公里,山上古木蓊郁,奇葩芬芳,碧泉翠峰,被誉为"山川江西第一景"。青原山还是禅宗七祖行思禅师得法之处,有佛学的圣地、禅宗的祖庭之称。
这是1664年11月,方以智遵照觉浪法师之嘱,接继笑峰大然禅师主持青原山净居寺,在他新到寺里的几天里,就发生了奇迹:千年前曹洞开山者七祖行思倒插的一根枯荆,竟忽萌出三枝新芽,且时值寒冬万物枯眠之时。
接着他重新整顿净居寺:不准门徒四出觅财,亲自带领僧众事农生产,并以个人的影响,不断获得仰慕者的自愿捐施。此间的青原有"荆杏双修"的特色,即一处丛林既是弘扬佛法的道场又是研讨儒学的场所,方以智在此一方面广交僧俗宦儒、遗民隐逸,一方面兴修佛堂、复兴书院,同时掀起了一股三教并弘的学风,以方氏的的象数易学思想作为其"三教会通"的思想基础,因此声誉日隆,凡事路过青原的硕儒志士,无不前往禅门拜谒,向他求教,一时门庭若市。
方以智出身于以忠孝传家的名门世家,曾祖父方学渐制定的家规以及要求子孙绝对忠君报国的思想和训戒,自幼就烙印在他的心底,使他须臾不敢或忘。他曾经对着先人泣誓:"退藏于密,水火中行。家风律律,忽忘折肱。"因此他并不仅作寺庙里一个冷眼观世的高僧,或者一个夸夸空谈的法师,而是时刻不忘反清复明的决心。
当明亡南奔时,他曾参与了拥立永历政权的活动,当清兵大举南下时,他曾联络东南抗清力量抵抗,并与钱澄之秘密去南京,偕钱谦益共作反清活动。
在住持青原其间以及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方以智还在南方部分省份秘密组织发动"天地会",用以反清复明,参与这一活动还有他的几个儿子。他后来牵连于"粤案"事件,虽说曾经有人附会为他是受了仇人诬陷,实际上确实与他从事这一系列活动有关。
在浮山"正宗主持"及"名门宗宿"中,方以智是唯一生于浮山长于浮山的方外之人。浮山西麓,丹丘、墨立两岩之下,现名陆庄,旧名在陆居,全称在陆山庄,由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于明代万历年间初建,后方大镇移居白鹿山庄,便将此山庄授予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
方以智出生于在陆居,从小在浮山长大,丹丘、墨立两岩都由他题名,今人常称丹丘岩为其读书处,在浮山山中另有他多处题留的石刻。他在为父庐墓期间,曾陪同三五好友在浮山览胜,并写作了游记。因此方以智对浮山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浮山是他身在异乡梦魂萦绕的乡关。
康熙七年(1668年),安徽官宦及诸多乡绅,邀请方以智来浮山华严寺住持。早年,方以智的外祖父吴应宾作为浮山佛教的护法,曾联合多方力量恢复了浮山的"一寺五岩"。吴应宾自号"三一老人",主张三教并弘,方以智一直继承发扬这一思想,与之有一脉相承的因缘,因此很久就有着弘扬浮山佛法的愿望。
面对各方诚挚的邀请,方以智深感盛情难却,但又一时不能摆脱在青原的事务,于是提前安排高徒山足来华严寺监院,并再三嘱托他为编修浮山志并为华严寺建造藏经阁。
康熙十年,计划来年春天回归浮山华严寺的方以智,却受到粤难的牵连而被捕。在从江西押往广东的途中,方以智殉难。清康熙《浮山志》中有一段关于方以智之死的文字记载:"十月初七至万安县,师问曰:此什么处?众答曰:万安。师曰:住。命水沐浴,端坐谓众曰:去罢。众茫然请偈。师答曰:平常。言讫而逝。时大风作,江涛汹涌,竟日方息。"这段记载中虽然没有投水殉节的表述,但可以看出是因为特殊原由而刻意回避的。
风雨如晦,方以智早已就置死度外,早已萌生了死志,只是如果死非其时、其地,则易滋人误会,以为畏罪自尽,这是他所决不甘于忍受的方面。这回他因不愿"对簿虏廷",也不愿牵累家人,所以视死如归。净居寺门横额"青原山"三字为文天祥手书,正气凛然,方以智久慕文天祥的高风亮节,曾多次寻找文天祥墓,所以他这次自裁于惶恐滩,乃是早经选定的毕命之地。大师殉难于"粤案",但死得其所,死得悲壮。
《桐城耆旧传方密之先生传》评价方以智"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棋、技勇,无不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名流海外"。因此今人将他比作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的李叔同。
李叔同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中国近代艺术文化大师,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而且在佛学律宗的研究与弘扬上有着巨大的贡献。但是若严格地比较起来,李叔同是无法达到无可大师所拥有的高度与广度,毕竟方以智出身在与"曲阜孔氏"相并列的浮山方氏家族,而且自幼生长在钟灵毓秀的浮山怀抱里,况且方以智所具有的高尚的气节与品格他人也难以企及,尽管这包含有时代造就的因素。
所以方以智的一生,令人叹息,也令人仰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