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防三国志神何进 参加何进的项目会 我学到了什么?

      认识何进是在一次秘书长班的培训中。作为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官员,他负责资助中国文化和教育领域的项目,在十五年的工作中,他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有人说,把何进的经验形成理论推广是很难的,因为何进不可复制,就如福特不可复制一样。

然而,作为他的学生和未来的同事,我还是很想尝试去做一些记录和整理,或许,在这难以复制的类似“匠人的手法”中,也有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

       参加何进的项目会也有几次了,这次2016年5月在湖南召开的一系列项目评估会,是在何进退休前,邀请第三方参与、对福特通过何进在湖南资助的所有项目进行评估,意义就更有些不同。他的“实事求是、创新、可持续、宜推广、参与式”十五字方针,是如何渗透到资助活动中的呢?

一、借事练人、带团队

    我观察到负责何进项目的执行团队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光是湖南的项目团队就有好几种形态:一种是基本没有专职人员的纯粹的志愿者组织;一种是有行政关系的校领导和老师组成的项目组;一种是由各路神仙组成的杂牌军“做过何进项目的人”似乎成了一个符号,有这个符号的人,都知道团队成员彼此平等、自主参与,事儿都是我们的事儿,不是何进的事儿。

(女书展示,图片来源于网络)

      比如致力于传承保护湖南女书文化的“江永女书项目组”,这是一支由政协主席、宣传部长、大学教授、学生志愿者组成的跨界团队,原本很有些根植于大脑的上下级和官本位思想,而何进是一名仅仅参加几次会议的外来者,他凭什么能让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思想各异的人组合成能协同工作的团队?据我观察,那就是何进首先带入了“平等”和“参与”意识。

从会议制度到吃饭排座,何进抓住细节,渗透“平等”和“参与”。

比如每位参会者都要做自我介绍,发言顺序和时长都一样;吃饭开会不排序、随便坐;谁都可以直呼其名;何进的发问更是不会放过每一个参会者,尤其是年轻人……看似小事,却让原本板结僵化的思维开始松动,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谁都不是旁观者,讨论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紧张很投入,而团队内部的人际关系在平等和参与意识的主导下又很简单轻松。

(蒲公英项目报告会,图片来源于网络)

      关注少儿美术教育的“蒲公英行动”的谢老师,原本是一名艺术家——她自嘲为“独行狭”(独来独往的狭隘),而多年的公益行动,让她成长为一名“知道他人的价值,也更尊重自己”的开放包容的项目负责人。

来自湘西的龙老师则是“蒲公英行动”项目试点的一名普通教师,也通过参与项目,成长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他在会议上说:“作为土生土长的湘西人,我天然对本土民族文化有亲近感,通过这个项目能为民族文化传承做一些事情,我感到很自豪”。

      影响形成一支这样的团队需要多久?说出来有点吓人,常常需要三年。也就是说,从提出想法、申报项目到拿到资金、启动项目,何进花了三年的时间去陪伴,我能想象,何进如何在无数次的会议争吵中、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中,保持着巨大的耐心,冒着中途夭折的风险,推动、支持、陪伴、等待、静观其变,直到形成真正的有核心凝聚力的团队。

然而,一旦团队形成、项目启动后,何进就基本不太过问了,因为团队形成后,“一切有你们,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二、“为什么”帮你发现真相

      几乎所有参加过何进项目会议的人,都有被何进提问的遭遇。看似顺理成章的观点,会被何进的“为什么”搞得哑口无言。哑口无言之后,会是长时间的思考,一旦思考形成习惯,提出的想法就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清晰的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么。

      比如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儿童美术教育的“蒲公英行动”。在多年的合作过程中,项目申请团队接受过何进无数次的发问,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常常令人无法回答。

       “为什么要支持美术,而不是音乐或体育?”、“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孩子们没有美术课吗?”、“没有美术课,孩子们是没饭吃还是没衣穿?”、“你们解决了十所学校,能解决一百所一千所吗?”、“这个项目带来了什么变化?本人、团队、孩子、老师、政府,谁变了?变了什么?”“方案可持续了吗?是资源可持续,还是钱可持续,还是人可持续?”……被提问者可能是领导,可能是志愿者,回答不出的时候,多少感觉有些尴尬和紧张,但在何进“实事求是”的坦诚和坚持下,参与者必须主动思考,把潜伏于水底的真相一步步挖掘出来。

接近真相的时刻,都是令人兴奋的,难怪参加何进会议的人,没人打瞌睡,据说“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一次次的“为什么”,让原本模糊的意识越来越清晰,“我们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如何去解决”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团队成员的热情和能量也被调动起来。

      在这些追问中,“蒲公英行动”通过多年的探索,在国内率先提出“民间美术进课堂”,明确了“蒲公英行动”是为了解决“教育公平和文化传承”这两大社会问题,而非一门学科的发展问题。

三、资助,绝不仅仅是钱

      在何进就职于福特基金会的15年里,他经手完成了四千多万美元的资助项目,这些项目推动中国的文化和教育领域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变革。但最重要的是,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很多都组建了自己的团队,找到了新的资金,开展了新的项目,他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把学习到的思想、方法不断的扩散、传播,这种巨大的影响力,我想是很难去监测、评估的。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的孟科因“蒲公英行动”接触公益,他通过这个项目获得了实践经验,个人也成长为一名敢于探索和创新的文化干部——在自己的家乡番禺策划并完成了“新风计划”。

该计划历时3年多,用了60多个星期天,组织了番禺80多位画家,到大番禺的220个村写生、送画给村民、举办画展。对孟科来说,做新风计划更大的领悟是,钱很多时候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做事不在钱多少,而在你为啥做事。”

   “做过何进项目的人”,都把这些项目比喻成孵化器、助推器,因为这些项目,结识了更多伙伴,成就了更好的自己,知道了未来要如何去做。

       湖南的蒲公英行动项目组负责人,与何进开展合作时只有53岁,今年已经65岁,何进也从中年步入退休,我很难想象这十三年里,资助官员与项目组成员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产生了什么连接……过去的十三年,中国的公益行业经历了巨大变化,有很多基金会倒闭,也有很多基金会开张,能持续三五年的项目已经算稳定长久,而福特资助官员和项目成员这持续十三年的合作、友谊和持续的影响力,还在继续。

     到目前为止,我参与筹备的建辉基金会,已经花了近十个月组建理事团队和研发项目,身边的朋友鼓励我说,你们准备了这么久,一定能够一鸣惊人。但几场项目会下来,我为自己捏把汗,做一家卓越的资助型基金会,你准备好了吗?如何通过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培育团队、发现问题?遇到冲突如何冷静的面对,而不是回避?……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如果只有钱,基金会只是转手交易,它自身的价值又在哪里?

   看到满头白发依然精力充沛的何进,我了解了一家组织是如何成功的。有挑战的资助,是让捐助者的每一块钱能起到最大的作用;是甘愿冒一点风险,去做别人做起来有困难的事,是去探索一种可复制、宜推广的模式。我不再急功近利地想找到一招鲜的策略,而是和我的团队一起,勇敢地探索,以期深入地解决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