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夫人 苗振亚:看章乃器如何做人

   这个世界上,教人如何做人的人多,言行一致,不折不扣地实践自己做人理念的人,就不那么多了。而在一些特殊的时代,在面临天堂地狱的选择中,仍然能够坚持“做人”原则,那就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了。但民主党派的前辈章乃器算是一个。

   在章立凡回忆父亲的文字中,章乃器有一句话让人难忘,——“人总是要做的”。此话看似寻常,但在一个非常时期,敢于说,能做到,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57年8月15日,在粮食部领导干部会议上,章乃器有一个表态:“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 其时,他已受到点名批判,被毛泽东主席钦定为“右派的老祖宗”。

只是“右派”帽子还没有正式戴上,粮食部长、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等官帽和准官帽还没有宣布摘去。此时,他态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处理的轻重,这一点他自然不会不明白。但他这种不在乎官位,只在乎“做人”的表态,在他自己,是人格尊严的自然流露,在有些人看来,就有些挑战意味了。这无异于从道义上否定了这场“阳谋”运动,同时也把自己的官路彻底堵死。

   在后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谈到章乃器时,就很有几分恼怒。说他是“右派中间不愿意变的,死不投降的”,要把他“摆在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章乃器当然不能怎么办。但毛的恼怒,毛的这些负气的话,显然来自章的表态。不过,从毛说章是“右派的老祖宗”,也透露出他对章的看法早就埋在心里了,有新账,也有老账,已到了可以清算的时候。

   要清算就要有罪名。当时“右派”的一个总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这个罪名安不到章乃器身上。在“鸣放”中,他的确不乏惊世骇俗之言,但想从他嘴里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来,却并不容易。

原因是,章乃器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既然接受共产党邀请,与共产党合作,做了共产党的大官,不管他心里有着什么样的社会理想与政治追求,双方达成的共识他是会严格遵守的。那就是:一是要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二是要认同共产党的领导。

因此,尽管在一段时间里,众声喧哗,说什么话的都有,他只是遵从替共产党整风的宗旨,真诚地提出批评与建议;言论是自由的,但无一不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正是这个原因,对于那些颠倒黑白、捏造事实的发言,他理直气壮地给予反驳,对于那些诬蔑诽谤,人身攻击,地毫不留情地给予还击。

他既不让自己的良知受到委屈,也决不让歪风邪气得逞于一时。他这样做,等于在不断地鞭挞批判者的灵魂,宣布批判会的不义。如此,这批判会当然就无法再开下去,只得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

   1958年1月,章乃器的书面检查写了出来,长长的三万多字,题目为《根据事实,全面检查》。检查的最后写道:  “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已。

”  “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今天看来,这是两句既实事求是,又真切感人的话,作为一个人或一个政党,都应该这样做。然而,章乃器以这种诚挚态度对待检查,只可能被认为是抗拒,甚至会上纲上线到对党的诬蔑,对革命群众的诽谤,是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顽固不化。

我想,迎合需要的检查,可以换得从轻处理的检查,章乃器应当会写,但既然坚持“人还是要做的”,这样虚伪的检查他就不会写。

   章乃器如此坚持正直的“做人”,其代价很快就看到了。

   1958年1月,他的粮食部长、人大代表、政协常委职务被撤销,只给他留下一个政协委员的闲职了。此时,周恩来总理召见他,未承想,草偃木折,他人未见萎缩,凛然之气不减,说话依然不失锋芒。

他反问: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我是宁死都不能承认的。按照当时运动的逻辑,首先是因为你“反党”,你向党进攻,然后才是撤你的职,罢你的官,而章乃器却把这个逻辑翻了过来。

这段话,很有点戳穿西洋镜的味道。换了别人,心里即便这样想,嘴里也不会这样说,因为说了对自己决无好处。但章乃器大概不会想到什么好处不好处,他想到的应该是:“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他肯定失望了,但并不是失去了官位。

   过了半年,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谈到“反右”内容,有一段批判章乃器的文字。章乃器不顾已入另册的“右派”身份,也不顾对总理是不是有所冒犯,突然站起来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

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我们无法知道辩才无碍的总理,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或者根本就未置一词。

章乃器这话,当然是不可能被“考虑”的,但在“做人”上,他真的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对自己与对他人都是赤裸裸的真实。

   当章乃器身上只剩下一个政协委员的闲职,与一个连闲职也算不上的民建会员时,鉴于生存的困境,他“做人”的准则是不是要重新厘定,降低标准?不。章乃器一点也没有像有些挨过整的人那样,接受“教训”,从此关闭说真话的嘴巴,乖乖地做孙子。

   在1962年的一次政协座谈会上,他说三年经济困难的发生,并非一日之寒,批评“大跃进”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是头脑发热。针对《人民日报》上一篇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他激动地说:“作为执政党和本届政府,如果真正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发生错误、造成后果的原因,你《人民日报》作为党报,仅仅写一篇文章是不行的!

你应该写十几篇、几十篇这样的文章,才能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搞明白,真正找出发生问题方方面面的症结所在,老百姓也才能气顺,今后才不会再误入歧途,误国祸民。

”这种话,心中腹诽,背下议论,应该不乏其人,公共场合,如此直面抨击,慷慨陈词,除章乃器,历史上还真找不到第二个人。其代价是,他因此成了党外“右派”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典型。民建中央开除他的会籍还嫌不够,并致函全国政协,建议撤销他的委员资格。

   1963年3月,章乃器最后一顶“官”帽——政协委员被摘去。为此,章乃器给周总理写信,表示自己的愤慨:“民建违反章程,背着我毫无根据地用扣帽子的手法,开除了我的会籍。会籍本无所谓,再度诬蔑我反党是不能容忍的。

”而奇怪的是,民建违反章程的建议,竟获得政协通过,章乃器说:“这对政协来说,是很不幸的。”显然,章乃器连部长、常委都不当回事,更不会为民建会籍与政协委员耿耿于怀,他只是不能容忍诬蔑他反党,不遵守大家共同制定的章程。

   这就是章乃器。宁肯不做官,也不能不做人。

   自己如何做人与教导别人如何做人,这完全是两回事。章乃器不是一个喜欢教导别人如何做人的人,一辈子也不曾说过“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之类的漂亮话,可是,论及做人,论及言行一致,论及宠辱不惊,他绝对是难以企及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