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五个老婆 『转载』章乃器之子章立凡:我的“低种姓”生活见闻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

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母亲的两位老同学黄瑞华和周国德,一住京师,一居沪上,都是被抄户。后来两人多次到“抄家物资清理办公室”查询,永远被告知“还没查到”,穷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没领回一钱一物。

本校军代表曾找我谈话:“听说你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我回答:“不是。”我从内心认为,从广义的角度,大家全是受害者,包括这个做我“思想政治工作”的军代表在内。所谓“反动路线”,根本与“资产阶级”无关。自从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就开始向人本主义回归,否定给活人贴标签的哲学。我时常和一些朋友同学讨论历史、哲学和文学艺术,并换阅被禁的书籍,也“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本校体育老师赵晓东(我同班同学的父亲)跳楼自杀,头触在阶角上摔得粉碎,遗体惨不忍睹。不久我被揭发出有反动言论,于1968年12月被关进了“群众专政”的“牛棚”。

“牛棚”坐落在本校西侧,系由自行车存车棚改造而成,顶部覆盖一层瓦楞铁皮。所谓“改造”,只是用红砖砌上墙壁,再分隔成单间加上铁门而已,脚下仍是泥土地面。棚内有两张木板床铺和一个课桌,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炉火,黑暗阴冷无比。

看守的“革命群众”开门的时候,借着室外的光线,可以发现铁皮棚顶挂着白霜和冰凌。我从被关的当晚开始受审,被要求交代“恶攻”罪行。连续审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个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级出身好的“革命学生”。

三四个人围着我,前后左右同时拳打脚踢,口鼻很快流血,头发被揪得一把一把往下掉。过去看漫画有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的画面,小说中也有这类描写,总觉得不可理解,这次却亲身体验到了:拳头耳光交加之时,确有金光从视野闪过。

由是可知,耳光的“光”字概源于此。清晨回到“牛棚”时,腰已被踢得直不起来了,头皮上满是揪出的血泡。我曾两次从“红色恐怖”中侥幸脱身,但这次不行,白天铁门锁闭,夜晚小院内探照灯恍如白昼。

时值隆冬,室内温度几乎与室外无异,几天下来,两脚冻得肿起,连鞋都穿不上了,遑论逃跑。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队”,连打三天收效不大。“军宣队”的军代表来看我,他定了调子说:“你老子反动你也反动,是现行反革命。

革命群众动了你几下,是出于革命义愤,不好好交代问题别想出去。”我知道这次在劫难逃,无理可讲,把心一横,要来纸笔,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写了出来,索性当他一回“反革命”。

过去校领导整我,我给校领导也贴过大字报,如今轮回到同一地狱。校长万邦儒和被迫揭发我的同学都关在这里,同我关在一个“棚间”的难友是副校长韩家鳌。韩校长是个温文尔雅的人,颇有知识分子风度,此刻却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耳廓长着半圈冻疮,每天外出与万校长等“专政对象”一起“劳动改造”。

他对我很照顾,我被打得一连几天起不了床,天天给我打饭、打热水。我为自己过去的冒犯向他致歉,韩校长则向我透露了以往校领导整人的内情,并表示自己也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牛棚”的饮食以窝头为主,平时只许吃最便宜的素菜,我们有时只好搞“精神会餐”,各自详尽描述自己吃过的好东西。

1969年1月,毛泽东发表“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最新最高指示”后,“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开始实行“人道主义”,室内安了一个煤炉。

我俩最惬意的享受,就是烤窝头抹臭豆腐,室内空气就顾不了许多了。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看守的人不爱开门进来了。不久又进一步“人道”,迁入有暖气的宿舍楼,只好与这种享受彻底告别。

我的冻脚随着恢复供暖迅速恢复,不久被责令与韩家鳌一起参加“劳动改造”,去扫厕所并为锅炉房运炭渣。烧锅炉的师傅对我们很和气也很照顾,最重的活他总是亲自干,我俩只要搭把手就行。看来身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未必革命得“铁板一块”。

“专政对象”中还有几位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我们每天在押送之下,列队到食堂打饭。我们打饭总是被安排在最后,好菜基本上卖完了,有时能买到一份有肉末的菜。

春节食堂供应饺子,韩校长和我想买,押送的人没有异议,不料被一位中年“工宣队”师傅一声断喝制止了。他声称:“旧社会劳动人民过年都吃不上饺子,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还想吃,没门儿!”于是只好各买一份白菜捧回,心中琢磨着若是那位女工在场,这顿饺子还是能吃上的。

搬入宿舍楼后,实行早晚“请罪”制度。“牛鬼蛇神”们横列一排,在伟大领袖像前低头肃立几分钟,类似追悼会的默哀。早“请罪”毕开始劳动,晚“请罪”毕开会“斗私批修”,说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终于有一天开大会宣布“落实政策”,韩校长和两位同学被宣布“解放”,对我的处理是“反革命 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以观后效”。

从1966年到1969年的三年中,中国政坛的巨变影响着每一个家庭。

报纸不时发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彻夜敲锣打鼓的游行来庆祝,预示着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产生,人们开始厌倦这种“不断革命”的生活。那些曾经风头十足的红卫兵领袖,他们引以为荣的父母也成了运动的对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杀,有的“靠边站”。

“血统”的优势一旦被剥夺,人也变得气势全无。政治轮回如此迅速,使“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充满了怨愤,于是组成“联动”炮打“中央文革”。他们的反抗很快遭到镇压,我曾亲见清华大学“井冈山”攻打本校宿舍楼,抓走红卫兵领袖卜大华的场面。我发现周围的人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我几乎不再被视为“另类”,因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亲不过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

台上干部的子女,继续耀武扬威;而倒台干部的子女,仍保留着攀比父母级别的习惯思维定式。因父亲过去曾是四级“高干”,于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为同类,但丝毫不感到有与荣焉,反而觉得哭笑不得。有些“老兵”也主动与我攀谈,发泄对这场运动的不满,怀念起当初一起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日子,甚至称赞我对本校“揭盖子”所拔的头筹。

但我对此已无兴趣,内心不断反省自己以往的荒唐,同时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运动。记得某日与一位“老兵”在“水木清华”后面的小山上闲聊,碰巧有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女大学生低头走过,“老兵”悄悄问我:“你知道她是谁?”我答不知,于是他告诉我:“她就是刘涛。

”刘涛乃刘少奇之女,运动初起时与贺龙之子贺鹏飞同为清华大学革委会负责人,此时父亲已被打倒,她的利用价值也因此耗尽,在校形单影只,人人视同陌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2004年2月29日风雨读书楼

[作者简介]

章立凡,1950年生,近代史学者。现居北京。其父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经济学家。抗日时,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5年发起民主建国会,反对一党专政和内战。1949年以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粮食部长等职。

1957年就民主和法制建设、阶级关系及个人崇拜等问题提出意见,遭到批判和罢职。后因批评“大跃进”,1963年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1977年在北京逝世。遗著有:《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激流集》、《论中国经济的改造》、《章乃器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