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基博 钱基博是否被打成右派的争议

[摘要]钱老的学问在他的晚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近年来,随着国内几家出版社系统出版规模庞大的钱基博作品集,以及《钱基博年谱》等研究专著的陆续出版,一个“诂经谭史、学贯四部、著作等身、成就非凡”的国学大师已被重新发掘出来,有关他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开始不断深入,但在钱基博1957年是否被打成右派这一问题上,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1949年钱基博决意留在大陆。此后,他一直在武昌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大,期间有几次更名)历史系任教授,经历了学校由私立改公立的全过程,对学校有着很深的感情。去世前,他把藏书及私藏二百余件文物全部捐给华师,还亲自撰写了几万字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陈列品研究报告》,为华师历史博物馆的建成奠定了基础。

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很多老辈知识分子一样,他抱有热情和期待。他的学生吴忠匡说,“1949年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日隆,先生常喜形于色”。注1

1951年10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钱基博罕见地以十天时间通读全书,着重“观其会通,以籀其成功”,并在扉页写下心得,对毛之思想不无溢誉之辞。1952年6月至8月,华中师院“思想改造”运动开始。

面对自己,他真诚“检讨”,写出了两万多字的《自我检讨书》,顺利过关。从1953年(67岁)开始,他的身体转差,说话已有困难,不再去教室上课,很少参加会议,基本上是独自读书、治学,也帮助指导青年教师,提些建议。钱基博当时在华师是得到相当尊重的。直到1957年,形势变化,他的命运才发生了急转。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3月,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于12日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在会上进一步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绝大多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少数对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但还是爱国的,抱敌对情绪的是少数),并且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提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帮助党整风,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很多民主人士给共产党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社会各界人士也陆续开始了“大鸣大放”。

这一年,作为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中共“鸣放”号召,“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喻枝英语),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后被人称为“万言书”的信。信中提出了很多事关党和国家建设大计的真知灼见。

如,他认为党应该顾念民生,体谅人情;党应该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他对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过多表示了不满,认为有些运动太过火,搞得人人自危,以至于“弟控其兄,妻控其夫,子女控其父母”,冤枉了不少好人。

有时“整夜斗争一个人,不许睡眠,强凌辱,众暴寡;不堪困辱者,被迫自杀,或成疯狂”。对于过多的政治学习,他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文件学习一二月,一报告传达四五次,一次继续数小时,而继之以讨论、学习……学校教师听报告开会讨论,亦既日昃不湟,而备课、改课,非深夜不得安心伏案,于是脑充血、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之病以起。

商号店员,乡村劳农,昼则力作,深夜开会,亦苦睡眠不足。”他认为,会议太多,既影响工作,也影响健康,事情是要做,光靠开会不解决问题。

他建议,应该少开会,少搞运动,让大家安心搞自己的专业。此外,他对那些在政治运动中,以残酷斗争献媚领导,以打击大家抬高自己的人嗤之以鼻。钱基博的信言词直率,措辞尖锐,毫无顾忌,对社会上、对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没想到,他的直率,这种向党的坦言被无限上纲,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言行。注2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开始开展大规模“反右”斗争。

钱基博的“上书”震惊湖北省委。省委当即将这封信转交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对其批判。1957年夏,华师校园内开始出现揭发与批判钱基博的大字报。即使如此,钱基博仍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年8月23日,钱基博对市政协来访的人说:“现在的问题是党和群众的密切关系团结的问题,反右斗争是‘秀才造反’的问题,不是大问题”,他认为反右斗争是“小题大做”。

但随着批判的深入,钱基博不得不转变态度,对前来探视的院系领导当面承认自己在鸣放中犯了立场上的错误。

1957年9月26日至29日,历史系和中文系组织教师连续几次对钱基博进行了批判。钱基博此时的身体,已是一日不如一日,鉴于此,“校党委特许他待在家里,不参加批判大会,批判大会由他的女婿、原中文系教授石声淮代为出席,批判大会结束后,再由石声淮向他传达批判意见”。

注3在这个批斗的过程中,以及钱基博去世后,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没有来得及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他就去世了,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说,钱老先生早已内定为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甚至是“极右派分子”,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告诉他而已。

作为家人,杨绛说:“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注4

顾颉刚1959年9月2日日记:“闻公渚言,冒鹤亭(广生)上月逝世,年八十八。徐行可、钱基博亦皆逝,渠二人皆右派分子,含恨入地者也。”注5王继如《钱钟书的六“不”说》:“钱基博被错划为右派。当时的华中师院领导,大概也还有点‘人道’,鉴于钱基博已经病重,便不将这个结论告诉本人。

然而右派必须接受批判,如何处理呢?那就将其女婿石声淮找来代替其岳丈挨批。钱基博本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个右派。”注6刘中国在钱钟书的传记中说钱基博被内定为“中右分子”。

注7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对“中右分子”的表述是:“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

”中右分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其他都属于敌我矛盾。据说,五六十年代北大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约占全体教授的三分之一强。钱基博研究资深学者、华中师大的曹毓英先生说:“钱先生1957年因为给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上过万言书,被错误地内定为极右派分子,那时极右派分子的书在规定销毁之列,所以钱先生的有关著作及其家谱均在被毁之列。

”注8“极右派分子”比“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还要严重。

原华中师大校长章开沅说:“经过我的了解和后来核实,钱先生确实未划为右派,只是组织上转达了一些批评意见,但是,对一个高龄又病重的人,这样做也是不人道的。”注9同是华中师大的教师喻枝英在《关于钱基博先生被打成右派的误传》一文中,征引了当年华师党委在钱基博逝世不久给老先生在鸣放中的言论作的结论性意见,也较明确地指出,至少华师党委没有确定钱基博为右派分子:

“在‘上王任重同志书’中,对党、新社会、历次运动和重大政策以及积极分子等方面发出了极其恶毒的诽谤和攻击,根据六条标准来检查,其反党反社会主义态度之坚决和言行之露骨,已昭然若揭。但是钱基博解放以来一直因年老多病,与外界接触较少,而且本人一向没有政治野心和活动能力,此次‘上王任重同志书’纯系个人活动,没有什么政治背景,而且又是采取个别上书的方式,并没有设法公开发表,以求扩大反动影响,同时,钱最近已病故,而临终前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因此我们认为已无必要将钱基博确定为右派分子”。

注10

由于有关钱基博上书材料比较敏感,至今不给人随便查阅。据傅宏星先生告知,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喻枝英的文章,“是校长指示后,才能够翻阅档案写出来的”。所以即使文章是“主题先行”,但起码所引文件不会造假。

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还说过:“钱基博在反右中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其实他没有被划为右派,但是中国的事情弄不好,说是‘摘帽右派’。后来真正摘掉帽子,领导到他家道喜,他愤激地说:‘我的右派帽子不好摘的,我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注11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或许更为准确:“老先生因言获罪,受到严厉批判。是年底钱老先生病逝,组织上事后对其定性结论为‘右派言论’,但是幸免于划定为‘右派分子’。呜呼!在那个肃杀的年代,如此结局或许算是不幸之幸了。”注12

1957年11月31日,钱基博在抑郁和病痛中去世,享年71岁。1958年初,据说华中师范学院为先生举行了追悼会。注13这一年,钱钟书的母亲也随老伴而去。夫妇被合葬无锡城西徐巷啸岭湾祖坟。但至六十年代,当地农民整田平地,钱氏夫妇的坟场也在劫难逃,后世学人竟凭吊无地。

章开沅先生说,1962年秋天,他专程前往南通访求张謇未刊文稿,所到之处当地人士争相问他钱老晚年遭遇。他这才知道他的人品与学问在过去多么受学界尊敬。

回校以后,他立刻向学校领导汇报,希望能为钱老逝世举行适当追思活动。但这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已经席卷全国,他带回的江苏老辈学人的微弱呼声,很快就淹没在汹涌而至的“左”倾思潮之中。他得到的上级反应是:“未划右派,无反可平。”注14

章开沅先生说:“由于‘左’的影响,钱老的学问在他的晚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更谈不上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在1957年,他对党的披肝沥胆的忠直之言也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而且横遭无可避免的粗暴批判。他逝世于这一年。虽然确实是死于不治之症,但至少在离开人世前的心情是痛苦抑郁的。”

注释:详见本刊网站。(作者为安徽省无为县教育局办公室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