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萌and卜凡旭抖音 王萌萌:一花的故事 | 深入生活影像志
距离昆明8小时车程,搭乘公共交通需换乘3次,最后一程经过两个小时盘山路才能到达的红河州元阳县,是我时常对别人讲起的大山深处的第二故乡。
我和马素英老师在元阳梯田上
参加秋收
从2007年6月起,我与元阳县一位彝族女教师马素英姐姐做搭档,共同帮助当地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在素英姐姐的陪伴下,我曾经走访许多偏僻村寨和乡村小学,深入体验了当地人的生活。也正因为有这些与大多数城市中生活成长的同龄人不同的经历感悟,促使我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进行表达,写下了第一本关于支教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从此走上写作之路。
公益和写作是我生活的两条主线。我享受写作,但很多时候,出于感情的牵绊与责任感,我用于为元阳的贫困学生们需求资助的时间更多。对于写作者来说,素材积累、激情的酝酿都源于现实生活,所以元阳就成了我写作的主题地点之一,也是我的创作灵感之源。
我曾经申请过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地点就是梯田绵延的元阳,而实际上,我每年都有不少时间在元阳或者在去元阳的路上。当地的乡亲们见了我,不是说“小王老师,你来了。”而是说“阿妹,你回来了。”
11年来,在元阳有太多人与事印刻在心,有些已经成为或者将会成为我文字,有些或许只是被我珍藏,若要我讲述感触最深的,会万言难尽,无法取舍。就暂取浪花一朵,试着一滴水见太阳。
2015年春节前与黄茅岭小学受助生合影
看望黄茅岭中学的受助生
那是2015年12月下旬,我像往常一样在元阳,为结对助学做年底的回访工作。经我和素英姐帮助牵线搭桥获得长期结对资助的孩子们,分布在元阳县各个中小学,这些孩子的资助人除了给予物质和金钱上的支持外,还会以写信、通话方式与孩子们进行情感交流,因为邮路漫长、生活繁杂等种种原因,彼此之间的沟通并不那么容易。
因此我会定期去看望孩子们,代表资助人表示关怀、送一些文具和食物,也了解他们的现况,例如升学后是否适应新学校的环境、家中是否有大事发生、心态和身体如何之类,再将这些信息反馈给资助人。每次做这些都连日奔波、日程紧张,因为不同的校点之间可能隔着几座山。
2016年去热水塘小学贫困生家家访
贫困学生的家
热水塘小学的孩子们在吃午饭
但那次我专门安排了整天的时间去一名学生家家访,因为她之前已牵动我的心许久。 那个彝族女孩名叫车一花,为了找到她还使素英姐费了一番周折。在一场喜宴上,她听同桌的一位村民说起百胜村委会养牛寨有个女孩,在她任教的学校读书,名字叫车玉花,家里爸爸瘫痪卧床,妈妈改嫁,姐姐也已嫁人,车玉花既要读书还要照顾卧床的爸爸,生活非常艰难。
素英姐问了全校四五六年纪的班主任老师,找不到叫车玉花的女孩。想到如果那位村民所说属实,这个女孩一定每天都承受着很重的压力,她放心不下,继续找学生询问,终于找到一名叫车一花的读五年级的孩子。
素英姐将车一花和她的姑姑叫到办公室交谈。一花起初只是不露情绪地低头坐着,什么都不愿意说。姑姑讲述起一花家的情况,说因为一花家离学校很远,所以她不得不住校,但是爸爸瘫痪没人照顾,饮食起居都没着落。自己每周都要去送一次米,一花爸爸就靠这些米过活。
说到一花妈妈改嫁,一花的泪水奔涌而出。帮困多年经验丰富的素英姐知道,此时说什么话都显得多余,就静静地陪着一花,自己也忍不住跟着落泪。等一花情绪平复一些后,她对一花说:“以后你有什么事,不要自己憋在心里,可以跟班主任说,也可以来找我。如果有人愿意资助你读书,或者给你的家庭一些援助,你愿意接受吗?”一花终于开口说:“老师,我愿意接受帮助。”
养牛寨所在的位置接近山顶,汽车走盘山小路只能到达村口。我们提着之前在老县城新街镇集市上买的糕点、米、油,还有当日中午做饭所需的食材,步行去一花家。单从房子的外表看,一花家不像是当地典型的困难户,可这看起来半旧不新的房子,实际上是用一花父亲受伤后所获的赔偿款建起来的。据说当初为了索要赔偿,她的母亲跑了不少地方、受了不少委屈。
素英姐安慰一花自己却也忍不住跟着落泪
车一花家墙上的奖状
一花为父亲热饭菜
一花喂父亲吃饭
走进屋内,破败惨淡的气氛立即令人感到沉重。靠墙的木板床上,躺着一花瘫痪6年的父亲。褪色的橱柜、残缺的桌椅和凹陷的沙发都似乎蒙着一层土。唯一显眼的,是一块墙面上挤挤挨挨排在一起的十几张红奖状。之所以连一花的班主任都不知道她家的情况,就因为这个不声不响的女孩,出现在学校的时候,从来都衣衫干净、头发齐整,她成绩不错,字迹秀丽,怎么看都不像家里有事的孩子。
而且在当地,家里经济困难、常年见不到在外打工的父母都是常态,内向沉闷、郁郁寡欢不算什么大问题。
见我们专程来看望,一花的父亲,常年卧床的他高大的身形瘦成空架子,头上戴一顶毛线帽,脸色青灰,身上的被子已看不出颜色。听说他生褥疮很严重,可身下居然是脏兮兮的棉絮胎,我问为什么不铺垫单,这样会加重褥疮的溃烂。
他用彝语告诉素英姐,车一花妈妈最后一次回来的时候,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连床单被套都不给他多留一条。一花去读书就得住校,因为路程太远没法当日来回。没人照料,他最基本的生存所需都满足不了,但他不愿意让女儿辍学,曾经自杀过两回,却都没死成。这日子过得不像人,老师,你是活菩萨,把一花的户口落在你们家吧,哪天我走也就放心了,他这么对素英姐说着,掩面呜咽。
同村时常来照顾一花父亲的亲戚说起一花家的事就直摇头。
如何一点一点支撑着从床上挪到轮椅上,如何摇着轮椅去淘米、用电饭锅煮上,车一花的爸爸给我们演示做饭,这只限于他身体状态好、有足够体力的情况下。倘若犯了头疼、旧伤发作,他就吃家里剩的干粮,干粮吃完了,只能等着邻居或者亲戚来送饭。
一天一餐已算不错。有一次,农忙又逢亲戚出远门,他饿了三天。车一花每周回家来,把家里的卫生打扫一番,将父亲所需的东西备好放在他方便取用之处,烧好够吃几顿的饭菜。对于12岁的她来说,做好这些已属不易,但更不易的是,母亲几次提出要带她走,她都不肯弃父亲于不顾。
这对重情义的父女令我潸然和敬重,我将他们的情况发到朋友圈,很快就得到很多回应,除了捐钱捐物之外,还有上海第二人民医院著名的李琦换药室,通过互联网远程为车一花的父亲诊断和治疗,他再也不用拿剁烂的草药、对着两面镜子,自己敷下身的伤口。次年我再去车一花家,将父女俩得到救助后的最新情况反馈给帮助过他们的人,又一次获得了不少援助。
得到关爱、救助之后,一花比从前开朗一些,也会笑了,但她依然心事重重。升中学之前,她对我们说她心里很矛盾,因为父亲的病情依然在恶化,而她去县城读中学就更不方便回家。我提出是否能在县城找家养老院安置一花的父亲,便于她去照料,能让她安心读书。
至于费用,可以先用之前的捐款,再请大家一起想办法。素英姐告诉我,在元阳根本就没有养老院。然而近些年当地乡村空巢化日益严重,青壮年大都在外打工,留守的老弱病残生境堪忧。由于回来路远时长开销大,很多孩子几年见不到父母一面。
读中学后变开朗的车一花
讽刺的是,得知一花获得了资助与关注,母亲又回来想要带她走。对于一花的母亲,我对她的绝情和贪心表示谴责,但从女性的角度也对她有理解和同情。照顾一花父亲的那几年,她不能出去打工,种地所得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在看不见希望的情况下,她选择离开无可厚非。
我最早在元阳接触过、帮助过的学生之中,也有婚后日子过不下去将孩子留在夫家远走的女孩,她们都有不愿提起的一段伤心过往。直至现在,当地学龄女孩的辍学率依然居高不下,不少辍学的女孩十四五岁就早婚早孕,又因种种缘由无力承担母亲的责任,她们的孩子自幼得不到足够的关爱而出现各种问题……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变本加厉。
2017年春,一花的父亲因多器官衰竭去世,一花在结对资助人的帮扶下继续坚持读书。放假期间,她会主动找素英姐说说自己的近况。她很少表现出特别激烈的情绪,最多低下头无声地掉几滴泪,超出年龄的克制和冷静,反而更加令人心疼和担忧。
在这个物产丰饶却又多灾多难的梯田之乡,如车一花般小小年纪就尝尽人世悲苦的孩子不在少数,还有不得不跟骨肉分离去远方打工的贫困母亲,年老多病却独守空屋和荒田的老人。他们不仅仅是“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还是一个个有自己的脾气秉性、喜怒爱恨的鲜活的灵魂。我愿意尽微薄之力为他们做点事哪怕只是杯水车薪,同时用枯瘦的笔试着写出他们的悲欢和梦想。最后借用叶嘉莹先生常引用的一句话:“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王萌萌,山东青岛人,现居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志愿者协会理事。
著有长篇小说三部曲:《大爱无声》《米九》和《爱如晨曦》。近几年创作完成了38集电视连续剧剧本《爱如晨曦》,电影文学剧本《云中书》。另有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散见于《上海文学》《诗歌月刊》《时代文学》《解放日报》《文汇报》等。
自2006年起在云南红河州山区从事志愿服务,进行支教、助学、扶贫等公益行动。
曾荣获“上海志愿文化宣传大使”、 “上海市十佳优秀巾帼志愿者”和“感动红河最美女性”等荣誉称号。2016年,被中宣部、中组部和中央文明办等九个部委联合任命为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最美志愿者”。2017年,当选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评选的第八届“上海市慈善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