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作者 《西游记》作者之争
初看《关中与〈西游记〉的不解之缘》(《西安晚报》2011年7月3日“文化纵横”版)一文题目,吾甚为兴奋。作为关中学人特别希望此论成立,以“证明着关中在沦为‘文化边缘’后依然有着强大的文化原始力”(此为胡先生文章之结语。其实,《西游记》与关中有无缘由,都不会影响关中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的文化原始力)。然而,读完文章,实难苟同其观点,而且觉得非常有商榷之必要。
《西游记》作者“丘处机说”的由来
此文的观点是“《西游记》是全真教徒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领衔创作推出的,与吴承恩无关”。这一观点,其实是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其中一说。由于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最早的版本为金陵世德堂本(明万历二十年,1592),署“华阳洞天主人校”,首有陈元之序,这便给《西游记》作者是谁留下空间。
直到清初道士汪象旭刻《西游证道书》时,书前有汪氏自己写的《丘长春真君传》,列述丘处机生平后说“有《磻溪鸣道集》《西游记》行于世”,直接把《西游记》归于丘处机所作,而且还刊有元人虞集的《西游记序》,此序实际用意是借虞集之名以加强丘处机是《西游记》作者的权威性。
这种说法并不是汪氏的发明,始作俑者是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他在《辍耕录·丘真人》中说“以上见《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将《西游记》就归于丘处机名下。
显然,汪氏之论来源于此。随后,清代很多学者都持此说,如陈士斌《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刘一明的《西游原旨》、张含章的《通易西游正旨》等,《西游记》作者是丘处机遂成为清时的主流说法。
不过,此说在清代便有人提出怀疑。钱大昕在《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
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丘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钱大昕乃清代著名经学大师(经学大家段玉裁、王引之等公推钱为“一代儒宗”),他经过认真考证,尤其是在《道藏》中查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原作并抄之,从而澄清了其作者非丘处机,而是他的弟子李志常,其内容也与唐僧取经故事无关。
之后,纪昀也发现丘处机作《西游记》之说不可信,认为《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后来,焦循、王培荀等清代学者进而论之,尤其是鲁迅、胡适先生的考证是很有道理的,故使丘处机说基本寿终正寝。
既然丘处机不是《西游记》作者,有关《西游记》和全真弟子有关的提法就有无本之木之嫌了。此点杨俊在《丘处机麾下全真道士不是〈西游记〉的最早作者》(《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中论述甚详,故不赘述。
“吴承恩说”的形成过程
提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的首先是清代学者吴玉搢,随后阮葵生、丁晏响应。吴玉搢在《山阳志遗》中介绍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吾淮才士”,“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
’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国初丘长春真人撰。
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钞》引此文并作如下按语:“此与李志常所记之《长春真人西游记》,自是二书,吴盖未见李志常记,故有此说,芥子园刻本《西游记》小说,辄从虞集《道圆集》取《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世人遂愈不能辨矣。”
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说:“金漳山先生令山阳,修邑志,以吴射阳撰《西游记》事,欲入志;余谓此事真伪不值一辨也。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
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闻。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真人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
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时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衍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丁晏在《石亭记事续编》中也说:“钱氏谓‘明人作’甚是……及考吾郡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吴承恩下有《西游记》一种……旧志文苑传称:‘承恩性慧而多敏,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西游记》即其一也。’今记中多吾乡方言,足证其为淮人作。”
根据如上材料及天启《淮安府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肯定了“吴承恩说”,“《西游记》世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丘长春做的,其实不然。丘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三卷,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书名一样,人们遂误以为是一种。
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使人更信这《西游记》是丘长春所做的了。——实则作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阳人吴承恩。”胡适先生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观点。经过两位大师的肯定,“吴承恩说”在20世纪基本成为定论。
“吴承恩说”的合理性
其实,在上世纪,时不时也有人对“吴承恩说”发出质疑,提出新说。代表性的有俞平伯的《驳〈跋销释真空宝卷〉》、(日)太田辰夫的《西游记杂考》、章培恒的《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
之后,对《西游记》作者的考证引起诸多人的兴趣,其中有黄永年、徐朔方、刘勇强、张锦池、沈承庆、李安刚等,提出的观点不下六种:李春芳说、陈元之说、全真道士说、鲁王朱观火定说、周王朱睦木挚说、樊山王府诸人说等。
这些说法,多属推测,均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故在目前没有确凿新材料佐证的情况下,可以说“吴承恩说”还是最为可靠、最为科学的。尽管此说也存在着如《淮安府志》中提到的“《西游记》不一定是现流传的这部小说《西游记》,或许是另部书,因为清初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将其列入舆地类(即地理类),而此书很可能不是小说”等等疑点,但参考《西游记》内容,考察吴承恩生平,我认为,还是吴承恩最具条件来完成这部世代累积型小说的加工、整理和写作工作。
吴承恩虽“髫龄即以文鸣于淮”,却“屡困场屋”,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才补岁贡生,至六十多岁,因家贫母老,曾出任八品长兴县丞两年,为征粮事得罪长兴大豪,被诬为贪赃,“耻折腰,遂拂袖而归”。
后又补为“荆府纪善”(八品),再后归居乡里,贫老而终。坎坷之人生使之对现实有深刻认识,丰富之宗教知识,使之对人生有哲理之观照,这些都与《西游记》所表现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其次,好读奇书,使之对艺术有独特追求。
吴承恩在《禹鼎记序》中说:“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探野史稗言……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第三,谐谑乐观的性格形成其幽默诙谐的创作风格。《淮安府志》说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风,复善谐谑”。
正是吴承恩如是的生活阅历与艺术个性使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充满着幽默诙谐的艺术特质,作为我国神魔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有可能出自他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