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蓝天野 蓝天野:排练场里 没有说不得的名演员
进了人艺排练场这里没有什么叔叔、大导演、老前辈,也没有说不得的名演员,人艺的排练场里贴着四个大大的字:戏比天大。在这四个字下,有什么观点不能阐述?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呢?我就欣赏这个。人艺能保持这个传统实在是太好了,说明在这里,人心还是那么干净。
宣布解放的当天傍晚,华大文工二团就进入了北平城“先从你父亲说起。”我们的谈话开始了。
“我和狄辛跟方琯德的接触是很多的。第一次见到你父亲时北平城刚刚解放……”随着天野叔叔的娓娓而谈,我的眼前不再是一位老者,而浮现出一群二三十岁充满理想与朝气的革命青年。
“1948年底,我当时在华大文工二团,因为当时北平在谈判,争取和平解放,部队急行军走到良乡停下来等待命令。北平的解放是从郊区向核心部分一步一步挺进的,解放一块进驻一块。后来石景山解放了,华大文工二团就驻扎在石景山发电厂。清华、燕京大学都解放了,城墙内没解放,为保护古都北平,人们就在城外等着。”
“1949年1月31日宣布北平解放的,当天傍晚华大文工二团就进入了北平城。刚进城没有固定的住所,今天住这儿,明天住那儿。此时从国统区穿越封锁线过来的方琯德带着妻子吴艺和女儿"斑比"随着耿震,还有大胡子王杰五人直奔而来。
那时简单,有人问他们:"你们是演话剧的?"这就有了初步的了解。原来也听说过剧专,都是搞戏的,就(把他们)留下了。很快给他们一人发了一套灰土布的服装,女同志是列宁装,男同志是四个兜的中山装。这四个人很快就融入到了集体的环境中,没有一点隔阂。”
“这真是应了那句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当然,有个别人和事也难以适应。比如除了排戏,工作之余,大家联欢时做游戏,一起围坐,分成两组比赛。主持人说要什么东西,双方纷纷抢作一团,要眼镜,取眼镜,要帽子,摘帽子。有时主持人要袜子,就脱袜子,现场可就一片混乱,哪方完成得快就胜了。”
被误诊为肺结核,他错过了《俄罗斯问题》这部戏
天野叔叔接着说:“现在林连昆和朱旭差不多都八十三岁了,那时朱旭、林连昆和李婉芬都是北京的中学生。朱旭1949年才十九岁,进了华大文工团,经过短期培训,我们要了7个学员,还有冯钦、赵玉昌,大部分都留下了。”
“欧阳山尊经历丰富,国统区解放区都去过,效果、道具、灯光都干过,有时还演戏。他比赵起扬资格老,赵起扬是延安鲁艺的,是《白毛女》最早演赵大叔的。”
“1950年,排练《俄罗斯问题》,刁光覃、田冲都参加了。演外国戏文工团的就不合适了。此时医生给我做检查,说我有肺结核,安排去休养,所以就没参与这个戏,后来才知道是误诊。”
“1952年提出文艺团体专业化,两个话剧团合并组建北京人艺,两个歌剧团组成中国歌剧舞剧院,两个舞蹈团组成北京舞蹈学校。在北京人艺筹备的过程中,为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果戈理,孙维世要排《钦差大臣》,从我们这找了几个演员,田冲、方琯德、叶子和我。
排练过程中,演市长的演员很吃力,要换人。孙维世就犹豫还有谁能演呢,听说刁光覃原先在演剧九队演过,就约好在铁狮子胡同家中见个面,试试戏,让我们几个人陪着刁光覃去。那时刁光覃可是位大演员,但照样得试角色。
拿到一段长台词,到里屋略微准备,出来后演一段,当场孙维世也没说什么。回来坐在车上就对于村讲:"回去做善后吧。"意思就是确定刁光覃演了,回去和被换下的同志好好谈谈。”
“在《钦差大臣》中,方琯德饰演邮政局长。后来我看过苏联电影《钦差大臣》,田冲比苏联演员演得都好。田冲的演技是学不来的,是演员的天性。”
艺术争论再激烈,该怎么合作还得照样
天野叔叔说的这些事,我听得那么入迷,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我多么想知道父辈们的这些往事。“北京人艺建院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排戏,是下厂下乡半年。不要小看这半年时光,这半年让他们了解基层,知道工人在做什么,农民在想什么,干部如何工作。这半年进一步体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人民"二字。体验生活成为剧院的制度和习惯。从此至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始终走在这条道路上。”
天野叔叔接着回忆:“北京人艺建院后我和方琯德合作的不多,同在一个戏的机会少。比如1959年国庆献礼剧目《蔡文姬》《伊索》《悭吝人》,我们分别在两个组。后来分队也不在一起,分两个队,我是一队,方琯德是二队队长,苏民和狄辛是副队长。演员队也不完全固定,是根据工作需要划分的。例如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剧目就不分队,谁合适谁演。平时为了多演出可以分成四个队。”
说到这儿,我提了个挑事的问题:“三人演一角,在别的剧院就会有矛盾。”
“谁演戏多了,谁演戏少了,演员之间肯定会有意见,但一般来讲,这种情况太少了。为艺术上的分歧争得不可开交,脸红脖子粗,很正常,过后便不是问题。比如都说焦菊隐脾气不好,但焦菊隐对我特好,从来没有说过重话。但他对赵韫如就很严厉,排戏时两人都急了,很不愉快,但下个戏还继续用她,完全没有因为这些造成成见。艺术争论归争论,再激烈,以后该怎么合作还照样怎么合作。”
“这次看北京台做人艺六十周年庆典的纪录片,里边就谈到苏民叔叔排《蔡文姬》时,徐帆为了一个观点在排练场和苏民吵了起来。进了人艺排练场这里没有什么叔叔、大导演、老前辈,也没有说不得的名演员。人艺的排练场里贴着四个大大的字:戏比天大。
在这四个字下,有什么观点不能阐述?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呢?我就欣赏这个,可在现今的演艺圈,哪能做到正常的学术讨论与批评?我这个"批评"并非是批评本意,是对学术正常的、纯粹的讨论与评说。人艺能保持这个传统实在是太好了,说明在这里,人心还是那么干净。”
“四世同堂时我就是第一代,现在五世同堂了,我还是第一代”
我最近多方走访的人艺前辈中,太多的人不想休息。比如,郑榕叔叔就想演戏。那年演《屠夫》就是他建议的,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其实就是因为里面有个坐轮椅的角色。天野叔叔理解他几十年的同仁们,大家八九十岁了,腿脚不行了,但脑子不糊涂,心态不错,坐着轮椅还是想上台。他们一辈子离不开这里,离不开后台特有的化妆品的味道,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在这里他们心里踏实。
“我是1987年离休的,特彻底。有二十年不拍戏、不演戏、不看戏。不光北京人艺的戏,所有剧团的戏都在内,因为我不干这个了。有时演些影视剧,画画,玩儿石头。包括去年让我演个戏,我也说别找我,我不想演戏。但真对人艺说"不"字,还真说不出口。所以在去年《家》里饰演冯乐山,既然演了,就得带着浓厚兴趣全心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