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电影 近期只能靠杜琪峰拯救内地电影智商
要是58岁的杜琪峰当演员,NG的次数一定不少——应电视台记者要求录制宣传ID时,他要把三四个字的栏目名重复几遍才讲对。但在重复的时候,他会认真向对方问及栏目所属单位,并将普通话音念不准的字琢磨许久。这位香港导演,对于内地有着旺盛的好奇心。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杜琪峰的第一部作品诞生于1978年,是他在北京拍摄的,此后他一直在香港拍片,即使到2003年内地市场开始向港片全面开放,他也没像徐克、王晶、陈可辛、刘伟强等人那样急着北上。2013年4月,杜琪峰终于有了首部在内地拍摄的警匪片《毒战》——他显然来得太迟。
即便如此,对杜琪峰来说,拍摄《毒战》也不过是测试内地审查尺度的一个尝试,他日后的工作重心仍在香港。他仍然难掩对于港片的钟爱,对完成于《毒战》后的《盲探》,他这样说:"(拍《毒战》)走了太远,要休息一下,拍个香港电影出来,轻松一点。"
一个创作人的市井气
《盲探》首映的发布会开始前夕,杜琪峰的个人专访被特意安排在一间允许抽烟的屋子里,因为他需要一直不停地抽雪茄。这天,他拿了每支20块钱左右的雪茄,吸着吸着,时不时拿出带着圆托盘的打火机重新点燃,打火机通常发出"噗"的清脆声,有时则需要"啪啪"打几次才着。这个反复的过程,杜琪峰做起来气定神闲,当烟雾从他口中吐出,缭绕在周围时,你很容易怀疑,坐在对面接受采访的他到底拿出几分真心。
抽雪茄、喝红酒,这是杜琪峰的喜好,他也多次让这样的场景在自己电影中出现。如果仔细看杜琪峰的电影,你甚至能画出一张他在香港的美食地图。在刻意尝试杂揉诸多元素的《盲探》中,刘德华饰演的庄士敦小气、贪吃、爱钱、计较、喜好占小便宜,"贱"得可爱。
编剧韦家辉说塑造人物时有参照杜琪峰,"刘德华很多年前拍《瘦身男女》,我写剧本的时候就把杜琪峰的特征放进剧本里,比如一些小动作:拿手帕抹汗、把手放在肚腩上啊,我们都觉得非常有趣。到今天杜琪峰没有那么胖了,他变苗条了,可是他还是那么爱吃东西"。
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难在内地找到美食也算作他更喜欢香港的一个原因。比如北京,他说很难找到好吃的,每次来基本上是吃涮羊肉,"干净又清楚,很容易看清有没有假的,其他的不晓得里面是什么,味精又太多"。
这可能有些吊诡,以枪战片、黑社会题材闻名的导演杜琪峰,私下如此富于市井气息。但实际上,正是打小生活的区域环境,给了杜琪峰不少电影的素材。他童年曾生活在香港著名的三不管地带——九龙城寨,短暂住过一年后,全家搬到旺角。
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300万居民中就有50万人与黑社会扯上关系,作为附着于香港社会共生共长、最终恶化成香港历史和文化都无法规避的现实元素,杜琪峰对它的关注正基于香港人骨子里对社会的关照。
2003年以后,杜琪峰在香港拍摄的电影几乎都被引进到内地上映,然而除了爱情题材的电影,诸多被他称为灌注了自己创作理念的作者电影,都被发行方做了更改,比如《大只佬》、《黑社会》、《暗战》、《神探》等,版本皆不同于港版。因此,每当有内地媒体问及这类电影,杜琪峰总直白地说,那不是他的电影,不看也不愿意提。
杜琪峰的家在新界,他说自己保持了每天步行七公里的习惯,从家到公司的路上,会思考很多东西,"对我身体也很重要"。很多计程车司机看到他都会招手。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杜琪峰珍重香港原生态的一切。他跟记者提到《文雀》的拍摄经历:当时,他在天心码头从晚上6点多待到第二天早上,看到很多人为了天心码头的保护工作游行,警察还在一个一个地抓人。
"我有个感觉,作为香港人,他们没有错。他们守护这个地方,是守护香港的基本价值。我是香港一分子,香港给我很多东西,我可以拿出什么东西?好好拍下来,将来年轻一代能看见以前有什么。这是创作人基本应该有的(态度)——尊重你自己的文化、历史。"
杜琪峰还感慨,20年前的北京已经没了。"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发展里面一点空间都不给?包括欧洲的一些地方,罗马、巴黎等,现在变了,好是好,但没有感情了,可能要50年、100年后,个体的回忆才能建立起来。"
还没到可以拍武侠片的时候
杜琪峰的口碑之作带有典型的文艺气质,他的电影镜头中,杀手出场的节奏可以很慢、很美,即将面临生死决斗的兄弟还能悠哉地踢上一次纸球。有人曾总结,杜琪峰的创作脉门不外乎—黑色哲学、简约手法、对暴力的美学诠释。对于此,他的确自有一套逻辑,"拿枪,就意味着有人在死,比较残忍。写这方面电影的时候,太真实,我希望走另外一面,从浪漫的角度去想这个动作。"
他至今还没拍过古装大片——中国导演最爱挑战的领域。不是不想拍,而是"六七年前陈凯歌、张艺谋就开始拍武侠电影,多一个杜琪峰拍又有什么东西"?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得找到新的武侠点子,才拍武侠电影"。
要有风格,要和别人不一样,甚至,要和自己不一样。此前在杜琪峰的作品中,刘德华、郑秀文的组合已经出现三次,《孤男寡女》、《瘦身男女》、《龙凤斗》每部都各具特色,多是好评——而现在这些作品仍旧有人谈论,杜琪峰显然自豪,从中他发现"用心去做,每一部电影都是属于你的,不管它是什么类型"。
这大概也就是杜琪峰电影一直区别于其他香港电影的优势所在,观众总能在他天马行空的想象中找到新奇的观影体验。电影《盲探》在2013年戛纳电影节放映后,收获最多的评价就是"创新",这部被看做杜氏风格杂揉之作的电影,集合了黑色幽默、暴力血腥、枪战、侦探、爱情、喜剧等诸多元素,甚至随处可见他之前作品的影子,杜琪峰说这是"刻意"为之。
"现在电影变化很大,什么电影都可以,就用比较整齐的(创作、演员)组合,去做这么一个类型电影,看观众对它的感觉怎么样。"
但杜琪峰忌讳"艺术"这个词,"我不懂艺术,只懂电影"是他经常跟媒体说的一句话。他拥抱商业:他主导的银河映像出品的电影,被清晰地分为两种:一种是作者电影,即他想拍的,"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就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导演,一直在拍商业片的过程中发掘自己想拍的题材,也一直在等这样的机会";另一种则是为了公司生存,面对商业市场,必须做的妥协之作,诸如近年并没得到很多好评的《单身男女》、《高海拔之恋》以及"不想浪费"内地繁荣起来的电影市场而拍摄的《毒战》等。
"拍的时候开心就好了嘛,"这也是一个很港式的回答。像《盲探》,杜琪峰直言:"娱乐性非常非常强的电影,"他毫不避讳,"就是赚钱的嘛。"
一边大吃,一边骂人,一边拍戏
刘德华在诠释《盲探》中庄士敦的角色时说,他表演时偷偷把杜琪峰作为蓝本,"如果是杜琪峰失明,不会因为瞎了就放弃做导演,庄士敦即便瞎了也要继续查案"。
做了40多年电影的杜琪峰的确喜欢电影,愿意待在片场。经常跟他合作的欧健儿曾这样描述杜琪峰在片场吃东西的情景:"我们拍摄的现场常常是又下雨又晒的,但是杜生总是让大家觉得,工作原来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他的拍摄现场总有很多吃的东西,弄得像一个烧烤摊。
他拍拍戏,然后就坐到一边大吃。他吃东西的样子,会让人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吃。"欧健儿说,杜琪峰就是在片场被称为"粗口一族",骂遍所有明星和幕后,但所有人还都排着队要上他的戏。
跟大多数导演不一样,年龄的变化并没体现在杜琪峰的作品中,杜琪峰57岁拍摄的作品,所谓暴力血腥的东西并没有一丝减少,这在杜琪峰自己看来并不奇怪,"因为这个是杜琪峰嘛,"他说。而他也从来不觉得让人惊悚的片段"血腥暴力",他说那是香港片的元素。
他跟壹读iRead记者提及,就在采访的前一天,他在上海看到有人放他的《文雀》。"好像已经好多年了,我差不多忘掉了这部电影——旁边人评价说一看就是杜琪峰,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也不认识他。
"《文雀》上映于2008年,至今五年。这部被很多银河映像粉丝认为是心头好的作品,杜琪峰事后并没有自己多看几眼。对他来说,所有的电影都是拍完就算了,就算重看可能也得十年八年以后。这跟另一位香港导演陈可辛的作风如此迥异,后者在今年《中国合伙人》拍摄完成后,举行了差不多20场试映,通过观众反应调整影片的最后剪辑结果。
杜琪峰要的是向前看。近年来一直说要学贾樟柯的杜琪峰,已经越来越多地向文学性电影进行转变。电影《夺命金》就因为"一直没想通,拍了又不喜欢,反复了好几次",用了将近三年才完成。
在《毒战》中,杜琪峰一边不得不困于藩篱之中,一边试图讲述自己想要探讨的人性。比如他对结局的解释:古天乐饰演的毒贩被处死,是为了送审不得不进行的处理,"在香港我可能会写这个人成功逃跑了,因为他跑掉以后,大家才会更恨他,怎么能让这种人跑呢?效果其实比杀死他好",而对于被处死的桥段,杜琪峰增加了细节,"一个知道自己一定死的人,在你抓到他之前,为了求生,他一定想打死你,一定出卖所有人。
我要讲的是,为古天乐演的这个毒贩,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因为他一直想走,但是走不了,他被吓疯了,变成可以出卖所有人。"
当有记者跟他描述看完《盲探》打车时觉得害怕,他笑得满足。他觉得,这位记者能够达到他拍这部电影的一个很大的期望,在欢乐之后还想了一些东西。他谈创作初衷说,过去几年,香港类似儿子砍父母的案件让他深思,"一念可能是天堂,可能是地狱。
怎么把因果跟当下现在联系起来。果改不了,但可以从因开始做。"杜琪峰特别期待看片后观众座谈会上能有人跟他探讨这些。《夺命金》上映时,曾有观众提问让他失望,"问为什么偷钱的不如犯罪的,不惩罚;他还是没看懂我要说的。我其实想让他们了解,当你第一次拿到甜头,那是罪恶的开始,他们最后一定会重犯一次。"
采访最后,壹读iRead 记者问他:还有在电影上没实现的理想吗?他说:"这么多年,我一直被问:为什么不去美国拍电影。我的工作是希望把香港电影继续拍下去,也不是放弃,但要跟时代走,你的题材能宽一点,就宽一点;观众层面能多一点,就多一点。我可能尝试下去走一走,也没有幻想有什么成绩出现,可能过两三年,会拍一部老外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