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频的老师 严晓频与《北京人在纽约》 姜文觉得她适合演“郭燕”

北电82级表演班里,同学林芳兵、娜仁花、张晓敏入学前就已经主演过电影,而严晓频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她开始有压力了。现在回想起来,严晓频对大学的记忆都是在用功读书。“老师对我们要求蛮高的,头两年非常忙碌,一个礼拜要看七八部电影,回来还要写作业。当时电影学院在朱辛庄,晚上从小西天看完电影回学校的车程是45分钟,一路上大家都是很兴奋地在聊电影。大量看经典电影,给了我们一种眼光,从好的作品中汲取营养。”

大二暑假,严晓频主演了处女作——上下两集的电视剧《金银湾》,由李少红的妈妈金淑琪导演执导。这部戏是严晓频演艺生涯中最苦的一部戏。“在山西拍了整整一个暑假,我们要坐着罐笼到地下200多米的地方,那边女性是不让下去的,我和导演是被特批的。一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上来以后除了眼白和牙齿,全身都像黑炭一样。”

但19岁的严晓频当时并没有觉得苦,反而觉得演员这个职业让自己的人生经历更丰富了。正如这次接拍电影《那年我对你的承诺》,除了剧本打动自己,影片独特的拍摄方式也让严晓频想要“试一把”。“从北京自驾去黑龙江,一路边开车边拍戏,挺累的,还好自己体力还不错,这也是我第一次到了中俄边境,要不是拍戏真没有机会去。”

1988年,刚毕业不久的严晓频就凭借《太阳雨》与演《红高粱》的姜文一同获得大学生电影节“学士奖”最佳男女演员奖。但那并不是她与姜文第一次结缘,“86年我在上影厂拍《女儿经》,姜文在拍《芙蓉镇》,那时候就见过。至于第一次见面,我们俩都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在中戏看他的演出吧。”

“影后”光环加身,严晓频却没有继续拍戏,而是选择追随新婚丈夫一起去了美国。对于当年这个决定,严晓频的父亲严翔在《我行我书》一书中回忆,当时,“整个电影界已是风光不再,再也热不起来。几位评论界的朋友主动为她出谋划策,出路只有一条,演武侠片。

如果演这种影片,肯定会产生轰动效应。然而频儿是个有抱负的、倔强的孩子。她说,假如非这样不可的话,她情愿放弃演艺生涯。她下定决心,说到做到,去美国与此前已在那里的丈夫团聚去了。我们做父母的虽然万分为她惋惜,却也无能为力。此一去整整三年,直到1993年随《北京人在纽约》剧组才第一次回国。”

“那个时候年轻,女孩子在一定年龄就想成家了,现在看来算早,但当时并不觉得,也没想太多。”到了美国,严晓频在一家华语卫星电台做播音主持。谁也没有想到,这段异国的生活却为她日后接拍《北京人在纽约》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和积累。

1992年,导演郑晓龙、冯小刚率领着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精兵强将,组成《北京人在纽约》的摄制班底来到纽约,这是第一部全程在国外取景的电视剧,也因此备受关注。

当时在华语电台上班的严晓频,以采访的名义去剧组见了老朋友姜文,没想到却收到了出演女一号郭燕的邀约。原来,这个角色直到快要开拍还没有定下人选,严晓频的出现让郑晓龙眼前一亮。当时的严晓频并没有看过原著小说,也不了解郭燕这个人物。但姜文的一句“我觉得你挺适合的”让她吃了颗定心丸,于是没有试戏,她就进了剧组。

由于经费有限,剧组大部分人都住中国五矿公司提供的一栋大房子里,她和王姬也因此当了小半年的室友,挤在一间屋子里。“我们住在房子的这一头,姜文住在房子的那一头,讨论剧本的时候,大家会开玩笑地问,今天是去‘姜办’谈,还是去‘王办’谈呀?”

那部戏拍得非常紧张,后期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甚至到了晚上才知道第二天要拍什么。为此,严晓频每天都把21集厚厚的剧本带在身边,虽然很重,却让她觉得踏实。姜文似乎看出了她的担心,就安慰她:“晓频,我告诉你,你一点都不要担心,开始乱,中间也乱,乱到最后,还是有点乱。

但我告诉你,剪出来会很好!”严晓频说,姜文就是这样一个很感性也很真实的人,而他的感觉总是很准,“剧组的氛围很好,大家都很快乐。姜文说只有当年拍《红高粱》时,他才会有这种感觉。”

20多年过去了,当年剧组的老朋友曾经说起过要重聚一次,却因为各忙各的始终没能实现。倒是去年,姜文和严晓频的一组自拍照被发在网上成了新闻。“那时去年4月,姜文在杭州办个人作品回顾展。”严晓频回忆说,“姜文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有意思,有思想,我和他合作的时候就是这种感受,他看待问题和别人非常不一样,而且他非常钻研,他喜欢的电影比如《教父》,可以看20遍以上,看到镜头的长度是多少,下一个镜头是怎么切入的,怎么转换的,非常细致。

他对电影的这种热爱其实就是在为他当导演做准备,所以他的电影拍出来非常不同。”

后来,《北京人在纽约》真的火了,火得完全超出了大家的想象,严晓频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回国发展。1994年,她接拍了著名导演黄蜀芹执导的知青题材电视剧《孽债》,该剧的上海话版本在上海电视台创下了42.62%的超高收视率。

刚刚演完“北京人”,再演自己最熟悉的“上海人”,严晓频更是如鱼得水。“一开始用上海话拍,有顾虑,怕有些话不标准,越演越觉得用方言说台词很放松、很亲切,有一种生活化的感觉。”这部戏的成功也源于此,“自然、真实的戏就是会打动人。”

聊到黄蜀芹导演,严晓频很是感慨:“这么有才华的女导演还是非常用功,88年我第一次去欧洲参加影展就是和黄导一起,她在飞机上就一直在写东西,记下当时的感受。”让严晓频印象最深刻的是,黄导那时候非常前卫,在西德,正是她带着23岁的严晓频第一次去了酒吧,“我第一次见到什么是朋克甚至同性恋。

最新奇的是,酒吧里有个女孩,长头发挽成筒装,里面居然养着她的宠物老鼠。当时我觉得不可想象,原来世界是这样的丰富。黄导对新鲜事物很感兴趣,这对我也很有影响。”

这几年,黄蜀芹导演因为失忆症已经很少露面了。严晓频曾经去养老院探望过她,可惜,黄导已经认不出她来了。“照顾她的小阿姨说,早上知道有人要去看她,她就很开心,等着人家来敲门。但她的记忆衰退得蛮厉害的,我心里挺难受的,以后有机会再去看看她吧,也是一种安慰。”

这些年,严晓频拍戏的节奏慢了下来,但她对表演始终热爱和坚持。“国外有很多演员,过了黄金时间戏也慢慢少了,但仍然在坚持,看到他们的经历,好像也给我一种使命感,对自己要保持比较高的要求,要不断地给自己装东西。”

她告诉记者,这几年自己的兴趣转到了朗诵上。“当你在台上去完成一个特别美的篇目的时候,你给整场观众带来的感动,和演戏是不太一样的。”

“好的篇目我不能马上就念出来,绝对不可以,怕最好的状态没有抓对。”每一次朗诵,严晓频都要花很多时间提前把作品吃透。比如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朗诵之前,严晓频特意去读了林徽因的传记,了解到这首诗其实是她写给自己的孩子后,才知道如何能诠释得更加准确。

除了朗诵,严晓频还从前年开始重读名著。“第一本就是《战争与和平》,很多年前读过,但随着年龄不同,对生活感知的不同,现在再读就像是第一次读到,特别美妙。以前上学时候太年轻了,作品中那些闪光点你看不到,随着时光的流逝,从表演的角度又能看到新的东西。”

除了表演,严晓频的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家庭。她有两个儿子,大的已经快17岁了,小的也10岁了。“我跟他们关系非常亲密,花很多时间陪伴,和他们说话,开心的事情要说,不开心也要说,现在他们和我无话不谈。”正因为如此,儿子没有什么青春期的叛逆,而是非常阳光。

为了照顾孩子,严晓频放弃了很多在事业上打拼的机会,但她一点儿也不遗憾。从小,因为父母是演员,严晓频经常好几天见不到他们,所以到她自己当了母亲,就格外重视这个问题。“孩子的成长非常快,上了大学就会离开家,所以我非常重视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包括和我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时常往返于中美之间,严晓频对孩子的教育也希望“两边都捏一捏”,“中式不要管的太紧,美式也不要太松。首先是特别尊重他,他虽然是我的孩子,但首先是独立的一个人,我告诉他们,要成为你自己。大一点我可能会提,成为最好的自己。”

大儿子很快要考大学了,他对艺术方面的喜爱似乎也继承了家族的优良基因。但严晓频并没有像当年父母鼓励自己一样去鼓励儿子,“艺术道路不是很容易走,作为终身职业还是要很慎重,喜欢归喜欢,可以爱好一下。看吧,不要这么早就定下来。”

直到现在,还会有观众感慨,“影视圈越来越有钱,却再也拍不出《北京人在纽约》那样的经典。”而对于严晓频来说,这样的机会一辈子能遇到一次已经足矣,“可遇不可求”。

她坦言,现在的行业环境和当年已经大不相同,尤其是拍电视剧,每天的工作量特别大,拍得特别快,“年轻演员很辛苦,比我们那时候压力大很多。”在资本的裹挟下,当年那种创作氛围已经很难再有,但严晓频依然按照自己的高标准对待每一个角色:“现在其实基本都在演妈妈,但每一次尽量希望自己能演的不一样一些。我的体会是,一定要爱上自己的角色,就会产生一种很微妙的情感上的东西,细节上才能把握得更好。”

时代变了,但严晓频认为,好作品的标准不会变,“在我看来就是‘真挚之作’,演员对艺术要有敬畏之心,才能把心沉浸其中。”

至于年龄的增长,严晓频也以平常心看待。在她的脸上,没有浓妆艳抹的华丽,更没有医学美容的痕迹,而是一份岁月沉淀下来的优雅和平静。“我特别接受人的自然规律,人到中年就是中年,生命是一个历程,我很尊重爸妈给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