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严晓频女儿 严翔和女儿严晓频
我有两个女儿,频儿和莲儿,她们相差8岁。同样的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在许多事情上从没让我和夫人过多的操心。与我当年一样,数理化是弱门,这也算是遗传因子吧。我是过来人,清醒的知道有些功课学了并不一定就用得上,只要用心了,努力了,就可以了。
让频儿搞文艺,是我夫妇二人思考多年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打算。据我们多年观察她具备了某些当演员的素质,将来也许能成为一个不错的演员,但我们从未流露,相反倒是不失时机的泼些冷水,我想如果泼不灭她心中艺术的火苗,也许更能激发出她的上进心。
我和妻子徐帼莲当演员30多年,深知这个职业的被动和冷酷,能不涉足也许是上策。当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来上海招生,频儿主动提出要去报考,当时正值她高中毕业考试,她就读的又是上海重点,因此考虑再三,和她商定,以不影响毕业考试为前题,凭自己的实力去闯一下,看看在各方面是否经得住这样的考试,于是严晓频在繁重考试复习的紧张日程中,居然两边都没耽误。
人们常常问我是否给她开过小灶,有过什么特殊的辅导,其实没有,我只是在关键时刻不失时机的给她一些告诫,帮她稳定情绪,临考那天早上送她出门还提醒她,考不取没关系,就当是去玩一次,去过一把投考高等艺术院校的瘾,我想这或许能多少消除一下她的杂念。
谁知一试二试都顺利通过。这时我才意识到该给她加把劲了。三试的前一天晚上我给她说了说演小品的要领,出了几个简单的小品题让她做做,似乎觉得她的感觉还不错,后来听说监考的几位老师看中了她的气质和素质,也应了我的设想:“老师要你,而不是你一厢情愿的要老师”,就这样她从高中一步跨入了高等学府,那年晓频只有17岁。
从小就是个刚强的孩子
晓频的童年处于动乱的“文革”时期,我上班虽然无非是写大字报和开批判会,但是每天都得去。家中无人,只得把她送进全托的托儿所。我们送她去,她从未哭过。到我们去接她的时候,其他的小孩都走空了。只剩下一个阿姨在厨房里默默地洗碗。频儿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在喂一个比她还小的孩子吃饭,如今想到那时的情景不由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我哥哥因为某种原因断了生活来源,把孩子寄养在我这里。频儿有个小表兄,午饭也在我家吃。加上读小学的晓频有三个小孩。我总是给人家的孩子分多一点,自己的孩子分少点。晓频完全没有怨言,从不争多嫌少。她读中学的时候,中午带的饭盒都是她自己料理的,家里有什么剩菜带什么,未曾嫌过吃得太苦。
在人们眼中,她是个温文尔雅,书生气很浓,轻声轻气,好像与世无争的样子。其实,她还有直爽开朗和倔强执著的一面。上小学的第一天,我送她去了学校。谁知中午回来吃饭时,她对我说:“爸爸,老师叫你放学的时候去一次。
”我心里一愣,刚开学有啥事啊?下午见了老师。老师说:“你女儿怎么这样自说自话呀?今天开学第一天,她就爬窗户。有门她不走,偏要从窗户中爬进来。”我有点不相信了。我想我频儿不至于调皮到这种程度啊!原来,那天上课铃响了,大家在门口拥挤着进来。
有个同学突然说:“妈呀,我的东西落在操场里啦!”她仗义助人的老脾气来了,说:“不要紧,我帮你去拿!”二话没说,门口出不去,就从窗户爬了出去。捡到东西再爬进来的时候,恰好被刚进门的老师撞见了。
好事变成了坏事。还有一次,她经常爱跳橡皮筋玩,那天我发现她的橡皮筋没有了,两手里却冒出几块很旧,不成样子的积木。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就是不说,实际是弄堂里另外一个大孩子与她作了交换。她们俩商量好,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就是父母问,也不能讲。我们再三追问,她就是不开口。她就是这样倔强。
晓频外表看起来文弱,而她性格却是刚强自负的。她小时候正是提倡不学无术的“文革”时期,而我们却盼望她将来能有一技之长。让她学拉小提琴。后来老师对我们说:晓频她教不了,学琴的时候老是唱反调。琴就学不成了。长大以后,她笑着说:她不愿学琴,就故意调皮不和老师配合。
琴学不成,我们就送她到徐汇区少体校打了四年的篮球。那里是很艰苦的。一般是上午上文化课,下午练球。我和她母亲去看过她,训练起来那严酷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而她却是非常的认真卖力,天天在太阳底下打球,冬去夏来她身上的内毒都发了出来,背上长出好几个小疖子,衬衣都脱不下来,全粘住了,老保姆帮她慢慢地脱,一个痂一个痂地揭下来。
天天如此,但是怕我们着急不敢告诉我们。这方面她又是个内向,能吃苦的孩子。
艰苦的求学之路
晓频那时才17岁,毕竟还是个刚读过高中涉世不深的学生。入学考试的成绩是优异的,主考老师一致打了高分,她满怀激情地跨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可是不久,考验就来了。读二年级时是她情绪最低落的时期。她的同学当中不乏演过戏、拍过影视剧的。
有的已是小有名气的明星,排片断,构思小品都很有一套。相比之下,她感受到不小的差距,精神上产生了压力。若干年后,她敞开心扉,向我们讲述了这个阶段艰辛求学的经历。她说到,有一次课堂排练,老师觉得她的出场有问题就让她一次次的重来,也不知重来了多少次。
她终于忍耐不住来了个总爆发:推开教室的门冲出去,一直跑到走廊尽头,对着窗户大哭不止。这时,老师也觉得似乎有些太过头了,派出晓频的几位要好的同学出来劝说。可是晓频倔强的个性上来了,再怎么劝说,她仍执拗着不肯回去。
然而,经过这次总爆发,她宣泄了内心的积郁和委屈。说来奇怪,她的愁闷情绪和惧怕心理也同时一扫而空。而后,就以轻松而平常的心态走上排练场,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容易和简单了。当时她讲述这次经历的时候,我的心仿佛受到针刺,感到阵阵的震颤和酸楚。她的学习道路竟然如此艰难和坎坷!
此后,上影的宋崇导演邀她在《绞索下的交易》中饰演一个海关女检查员,展现了她自己特有的那种清纯亮丽的良好气质。毕业前夕,虽然在赶写论文,然而上影的包起成导演又邀请她在《女儿经》中演那个淳朴善良的小女儿蓓丽。应该感谢这两位导演,是他们给了她这样的机会,把她最好的青春年华和最水灵的清新纯美的形象,永远定格在电影胶片上了。
十多年的时光流逝而去,晓频当年的同学们都劳燕分飞天各一方。大多数(包括那几位小明星)由于种种原因都已淡出演员行列。其时,晓频却意外地获得在《北京人在纽约》中出演女主角郭燕的机遇,并且成功地返回国内影坛,得到观众的厚爱。电影学院的一位摄影老师写过一篇短文,叙述了他看到晓频读书时所经受的艰苦磨练,当时很为她着急。看到她如今道路越走越宽很是高兴。
1988年晓频因演《太阳雨》与演《红高粱》的姜文一同荣获首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奖,加上以往演过的好几部电影,她在观众中已是小有影响。但是,整个电影界已是风光不再,再也热不起来。几位评论界的朋友主动为她出谋划策,出路只有一条,演武侠片。
如果演这种影片,肯定会产生轰动效应。然而频儿是个有抱负的、倔强的孩子。她说,假如非这样不可的话,她情愿放弃演艺生涯。她下定决心,说到做到,去美国与此前已在那里的丈夫团聚去了。我们做父母的虽然万分为她惋惜,却也无能为力。此一去整整三年,直到1993年随《北京人在纽约》剧组才第一次回国。
艺术上走向成熟
这些年来不断有人问我,对自己的女儿,你们是否经常给她“开小灶”啊?我截然地说:绝对没有!只是有时读过她即将拍摄的剧本,偶尔给她作些提示。至于如何去体现,如何去完成,那就全靠她自己了。我是过来人,深知艺术这一门类,只有自己去参悟,才能把东西学到手。
即使让老师手把手地教,他也不能时时刻刻跟着你。拍摄现场变化多端:有时妆已化好,但本子还没交出来,只有随机应变靠临场发挥。幸好,在实践中锻炼了她的悟性,这正是我所盼望的。频儿演戏,着重内心体验,加上自然的表演,看来清新明快有实感。必要时又有一定的爆发力。这就是她的优势。
频儿喜欢看书,颇有文学功底。她初去美国写回来的信极为生动,记者见了只字未改就拿去刊登了。女作家程乃珊也说晓频,叙事说话的方式本身就具备写小说的感觉。那一年《阿甘正传》在美国上映,她先睹为快,回国后在各种场合讲述她所受到的深切感受。
北京著名女记者李尔葳当即邀她写稿。她埋头写了好几天,终于写成了。李尔葳看过稿子以后感动得流泪,连夜打来长途电话祝贺写得好。这篇文章就登在国内最大的电影画报《中国银幕》上。为此,我也希望她演好戏之外,拿起笔来也成为一个不错的作家。
她经常住在美国,那里有许多新鲜事物,有许多新的感受,为何不在闲暇时刻,把一些所见、所闻、所忆、所思写出来呢?在她说来,应该是驾轻就熟不费力气的,她平时的敏捷思维能力和出色的表达方式,都证明她的扎实文学功底。
我劝说她、诱导她。她只是微笑不语。在这点上,她不像我。我时常写些东西,尽管知道自己不会写出惊人的作品,但是我有感触就往外拿。而她却不同,一定要花大功夫,要尽可能的好才行!也许她是对的,我却做不到。
然而,对于唱歌她却是情有独钟。唱的时候,她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追求演唱时的外在华丽和形式,着重于内在情感的抒发,因此在演唱风格上自成一体。她唱的一首《温柔的听众》,由上海东方电视台拍成了MTV。这大概是她的处女作吧?当时,北京的一家公司与她签约,准备在一个时期推出两到三个演唱专辑。
不料渐渐歌坛不景气了,虽然双方都作过一些努力,由于其它诸多方面的原因只能作罢。所以,目前来说,那首《温柔的听众》竟然成了绝唱。我虽惋惜她失去歌唱的继续发展机会,可也无可奈何!
前几个月在上海图书馆《黄佐临珍贵文献捐赠仪式》上,见到近年来不断提携频儿的著名导演黄蜀芹女士,交谈的第一句话就是对晓频的褒奖。她认为在即将播放的《上海沧桑》中,晓频的表演恐怕是她所扮演过的角色中最成功的了。
在剧中,她的年龄跨度大,从三十岁演到七十岁不说,那些演她儿子的马晓伟、佟瑞欣和华明伟,本人年龄都比频儿大上约十岁,可她却在他们中间从整体把握上应付裕如。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想,在表演艺术,频儿已经趋于成熟了。
摘自《我行我书》严翔著中国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6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