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大刀队烈士孤儿
西北军的创始人是冯玉祥,宋哲元是西北军的“五虎上将”,曾经掌握十几万人的部队,屡立战功。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冯玉祥下野。西北军各派系溃败下来的军队聚集在山西运城。当时,大家都不愿意解甲归田,于是在萧振瀛的倡议下重组新军。宋哲元、张维藩、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萧振瀛等八兄弟共议集合力量,重新创办一支新的军队。大家推举宋哲元为领袖。
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在新军成立之时,宋哲元总结了自己前半生打内战是错误的,所以大家决议就是今后不再打内战,军人的天职是以保家卫国为本,从此就树立了新的方向。但是重新组织的军队只靠阎锡山每月拨给的16万晋钞难以维持,所以萧振瀛代表新军北上谒见张学良,要求张学良收编。
张学良久慕宋哲元的指挥才能,决定收编,并赠宋哲元一把将军指挥刀,刀柄上刻有“张学良赠”的铭文,新军改称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宋哲元为军长,下辖两个师,冯治安为第1师师长,张自忠为第2师师长。在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不久,全国军队统一编制,张学良任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宋哲元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
此时,29军下辖3个师:冯治安的37师、张自忠的38师和刘汝明的暂编第2师,全军共两万人左右,分驻晋察二省。
“宁为战死鬼 不作亡国奴”
“九一八”事变后,宋哲元曾率领庞炳勋、吕秀文、刘汝明等七位29军将领,发出抗日通电,表示:
“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血此耻”。
宋哲元曾领导过多次战役,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练兵经验。他的军队训练,分战技训练与思想教育两种。29军的战技训练特别重体能及射击。
例如29军急行军经常夜间开拔,最高速度达到一昼夜行军180里,所以该军有“飞毛腿”之称。全军生活上下一致,虽然经费困难,宁可军官欠饷,也要冬天给士兵穿棉衣,每人配备两双鞋。原来西北军留下的武器还是打太平天国时期留下的毛瑟枪,既无弹药也不能发射。
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宋哲元利用山西的煤和铁给每个士兵打了一把大刀,并且请了著名的拳师李尧臣将“六合神拳”改编成“无极刀法”,其中突出的就是空手夺白刃,用大刀夺取敌人的步枪。
在思想教育方面,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每日早晚点名之时,长官必向部下作包含了爱国思想和战略要术的问话,使士兵铭记在心。29军正是抱定这种誓死效忠疆场的爱国精神,所以在战事中浴血鏖战,屡挫敌军。
同时宋哲元还重视爱民教育,士兵吃饭时要唱“我们的粮食由人民供给”。所以宋哲元在山西练兵两年,训练出了一支军纪严明,能征善战的队伍。
宋哲元题字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3月又建立了伪满洲国,扶持了清逊帝溥仪的傀儡政权。然后准备进攻华北,打开山海关,吞并热河(承德),再图平津。在日军攻陷山海关和热河之后,华北形势危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华北地区三十余万军队组织起来编成8个军团进行抵抗。宋哲元被任命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秦德纯、庞炳勋被任命为副总指挥,以不足两万人的军队担任冷口以西经龙井关、马兰峪、罗文峪、城子岭口、喜峰口、潘家口约300里的防线,其中最重要的是喜峰口和罗文峪。
宋哲元任命冯治安率领37师以三屯营为中心负责城子岭口——喜峰口——潘家口一带的防线,张自忠率领38师负责龙井关——马兰峪的防线,刘汝明的暂编第2师以遵化为中心,负责防守罗文峪。
肩扛大刀的二十九军士兵➝
↓二十九军大刀队
这实际上是一场保卫平津的前哨战,宋哲元做战斗动员,提出“这是我们军人保卫国家的最好时机”。29军奉命以昼夜180里急行军的速度由察哈尔省(张家口)开赴前线。29军原定3月10日接防万福麟的53军防守喜峰口,但是53军因过度疲劳在3月9日已经溃败下来。
宋哲元调动全军最精锐的三个旅(37师赵登禹109旅、王治邦110旅、38师佟泽光113旅)夺回喜峰口。敌人武器精良,又有坦克、火炮的配合,29军只有大刀片和手榴弹。战斗开始前宋哲元组织的500人的大刀敢死队向被敌人占领的喜峰口发起攻击。
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王治邦为副总指挥,佟泽光协助之。赵登禹两次夜袭敌营,敌人在睡梦中就已人头落地,取得了喜峰口抗战的胜利。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上海青年麦新还为29军大刀队创作了著名的《大刀进行曲》。歌词通过《申报》主编史量才送到29军的军部,从此代替了原29军的军歌《满江红》在军中传唱。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举行大型音乐会,《大刀进行曲》传唱全国。
救济大刀敢死队烈士遗孤
在500大刀敢死队牺牲的众多烈士中,有一位名叫侯万山的班长,他的后人与宋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侯万山,1897年生,北京市人,早年参加西北军,在石敬亭手下任排长。1931年随宋哲元部在山西接受整编成为29军37师赵登禹部下的班长。在长城抗战时,接受宋哲元军长动员,自愿参加500大刀敢死队,在走上前线时宋军长挨个询问每位战士家庭及后事并一一记录。
侯万山跟随大刀队争夺已被日敌占领之长城喜峰口。部队仰攻喜峰口敌军阵地时,遭遇日军的抵抗。经过激烈的战斗后,大刀队员在阵地上休整。此时司务长背着一大箩筐面饼从后方来到阵地前沿给战士们送饭,此时,日军的炮火再次袭来,侯万山奋不顾身冲上前掩护司务长,二人双双牺牲。侯万山是最早牺牲于喜峰口的大刀敢死队队员之一,终年36岁。
侯万山牺牲前因妻子刚生一对双胞胎曾向军长托孤,妻侯姚氏共生子女七人,长子13岁,次子9岁,新出生的双胞胎尚不足100天。长城抗战结束后,侯家生活困难,由29军提供米面生活。宋军长夫人常淑清到侯家慰问,见到侯万山穷困潦倒的家中,其妻因丈夫牺牲悲痛过度,奶水皆无,新出生的双胞胎无食,已奄奄一息。
宋夫人马上命随行人员给侯家多留下一袋白面。宋夫人回到家中与宋哲元讲述了侯家的现状,并商议收养这两个孤儿,以保他们能够活下来。随后,经侯姚氏的同意,宋夫人与石敬亭的夫人来到侯家抱走了这两个孩子。宋军长将两个孩子认为儿子,取名纪峰、纪峪以纪念喜峰口、罗文峪之役。
侯万山牺牲后,侯家失去了顶梁柱,生活全靠29军接济。宋夫人觉得这样不是长久之计,1937年初宋夫人拿出六百银元准备在北京郊区购买40亩地,让侯万山家属以收地租为生。“七七”事变爆发后,29军匆匆撤退,土地尚未税契,侯万山家从此又陷入困境,其长女10岁时因病夭亡,第三子又卖给了东城宋家,第四子由舅父带回山东济南抚养,长子、次子去当泥瓦匠小工,侯姚氏改嫁给刘姓裁缝,一家人才勉强维持生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姚氏曾经找到在天津的宋家,打听两个孩子的下落。但此时因为连年的战乱,宋家人也已失散,更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孩子的下落。
1985年侯姚氏听到北京电台广播宋哲元将军的抗日事迹,就派孙子找到文章作者李惠兰教授打听两个孩子的下落,李惠兰于1988年赴美参加学术会议时将此信息通知了在台湾的表弟纪峰、纪峪,当时二兄弟因海峡两岸隔阂,未能赴大陆探亲。李惠兰将兄弟二人的照片带回北京送给侯姚氏,但老人因日夜思念儿子已双目失明,并告诉老人兄弟二人现都已有四个孩子。但至1989年侯姚氏去世,母子未能见面。
在这半个世纪中,两兄弟依照宋哲元将军按自己子女排“景”字辈分别取名宋景武、宋景烈,他们与宋哲元将军的子女一同生活学习,两兄弟与宋家人一同居住在天津英租界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天津英租界,为隐藏身份兄弟二人随宋夫人改姓常。
抗战胜利后,两兄弟报名参加蒋经国组织的青年军,1949年后随军队到台湾。直到2002年,纪峰、纪峪已70岁,二人才回到大陆祭祖去给四川绵阳养父宋哲元将军扫墓,又去了山东乐陵宋氏陵园给奶奶和叔叔二姑扫墓以报答他们当年的养育之恩。
这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故事,连接了将军对一个普通的士兵的承诺,连接宋家与侯家的亲情,是在十四年抗战中无数个因为战火而失散家庭的缩影,战争可以使骨肉分离,亲人失散,但割不断血浓于水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