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译经时期的长安僧团
竺法护在晋武帝时代曾随其老师天竺僧人竺高座到西域求法,取得多种胡本佛经东归,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其在长安译经有以下几种:太始二年(266)译出《须真天子经》,太康七年(286)译出《持心经》、《正法华经》、《光赞般若经》,元康七年(297)译出《渐备一切智德经》。
从太始二年(266)到永嘉二年(308)的42年中,法护辗转于长安、洛阳 、敦煌等地翻译佛经,在敦煌翻译佛经的助手主要有法乘、月支人法宝及李应荣、承索乌子、剡迟时、通武、支晋、支晋宝、荣携业、侯无英等30余人,而在长安、洛阳译经的“笔受人”及“劝助者”先后主要有安文惠、帛元信、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竺力、孙伯虎、聂道真、折显元、赵文龙、刘元谋、傅公信、侯彦长等。
以上参与译经者的具体身份虽然文献没有非常明确地记载,但是从姓名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世俗信仰者而不是出家僧人。
在敦煌译经的时代,法护所依靠的主要是当地的世俗信仰者的力量,所以在长安译经时这些人没有出现,这就说明竺法护并没有形成一个随其流动的固定僧团。他在长安、洛阳译经,依靠的也是以聂承远、聂道真为代表的长安当地的世俗知识阶层,世俗信仰者作为主要力量参与佛经翻译,表明当时在竺法护译经的译场的确实没有形成成规模的僧团组织。
帛远讲经时期的长安僧团情况
帛远在长安的活动是在晋惠帝末年,要比竺法护晚。帛远通过讲经集聚了一批僧人,形成了长安僧团雏形。
帛远是讲经长安的汉族僧人:
帛远字法祖,本姓万氏,河内人。父威达,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祖少发道心,启父出家,辞理切至,父不能夺,遂改服从道。祖才思俊彻敏朗绝伦,诵经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坟素多所该贯。乃於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颙镇关中,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谈讲道德。于时西府初建,後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远达。
既然晋惠帝末年在长安讲经的帛远已经“造筑精舍”,且有上千人的僧俗弟子追随其学习,可以推断,以帛远为中心,曾形成了以讲经为主体的长安僧团。
其后,随着五胡乱华与前秦政权在长安的建立,长安开始成为一个佛教发展的重镇。尤其是随着竺佛念的译经活动和释道安被俘虏到长安,长安僧团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竺佛念时期的长安僧团情况
东晋时期长安僧团的形成,首先跟竺佛念在长安的译经有密切关系。
竺佛念是凉州僧人,在少年时代就出家为僧,对于西域语言比较精通,在苻氏前秦和姚氏的后秦时代,他是中原译经僧人中的一代宗师。
至于他是什么时间到长安的,文献记载中不太一致。《出三藏记集》说他是前秦建元中开始译经的,但什么时候到长安,没有明确记载。《古今译经图记》卷3却认为竺佛念是在建元元年(365年)同西域僧人僧伽跋澄一起来到了长安,开始了合作翻译佛经的工作。这显然是错误的。按《高僧传》和《出三藏记集》的记载,西域僧人僧伽跋澄是建元十七年(381)才到达长安的。他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也就是从此年开始的。
即使从建元十七年(381年)算起,就译经的时间而言,从建元十七年(381)到弘始十五年(413年),在32年的译经生涯中,竺佛念主持翻译或参与翻译的佛经共有以下诸部:
《耀论》20卷,《菩萨璎珞经》12卷,《十住断结经》11卷,《鼻柰耶经》10卷,《十地断结经》10卷,《菩萨处胎经》5卷,《大方等无相经》5卷,《持人菩萨经》3卷,《菩萨普处经》3卷,《菩萨璎珞本业经》2卷,《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1卷,《中阴经》2卷,《十诵比丘尼戒所出本末》1卷,《四分律》60卷,《增一阿含经》50卷,《阿毗昙八犍度》30卷,《长阿含经》22卷,《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5卷,《中阿含经》59卷。
总19部合308卷。
竺佛念的佛经翻译,慧皎在《高僧传》中作了两方面的评价,一是说其翻译“质断疑义,音字方明”,一个“质”字,指出了竺佛念翻译的不精纯;二是“在符姚二代为译人之宗”,指出了竺佛念在鸠摩罗什译经之前所具有的无人可以匹敌的译师地位。
竺佛念在长安译经32年,同他合作译经的僧人有明确记载的就有18人,其中域外僧人7位:昙摩持、昙摩卑、僧伽跋澄、毗婆沙佛图罗刹、鸠摩罗佛提、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中原僧人11位:释僧纯、慧常、僧导、僧睿、道安、慧详、昙究、慧嵩、法和、慧力、僧茂。
西域、天竺僧人同竺佛念完全是合作关系。11位中原僧人中,释道安是竺佛念后期译经的合作者,而其他僧人同竺佛念既没有师承关系,其佛学修养也各有千秋,如慧常是凉州名僧,僧纯曾求法西域,面见龟兹佛寺的最高统领者、鸠摩罗什的启蒙老师、小乘学大师佛图舌弥,并取得比丘尼戒本。
很明显,同竺法护的译经团体不一样,协助竺佛念译经的已经都是出家的僧人,而不再是世俗信徒,这至少说明,在长安存在着以竺佛念为中心的一个译经僧团。
作为一个译师,竺佛念由于出身当时西域商人、使者、僧人云集的凉州,对西域语言非常精熟,但是佛学、儒学修养都相当欠缺,《高僧传》谓其“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其苍雅诂训,尤所明达。少好游方,备观风俗。家世西河,洞晓方语,华戎音义莫不兼解。故义学之誉虽阙,洽闻之声甚著。”
正是因为他在“义学”方面的缺陷,所以可以推定其在当时的环境下,对长安及其周边地区僧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有限的,所以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僧团组织。
对于僧团而言,译经和讲经是凝聚僧人成为一个成规模修习僧团的两种主要方式。对于当时的僧界来讲,有能力参与译经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仅仅翻译佛经并不具有凝聚大批僧人的优势,而讲经由于涉及对于经文的传播和讨论,所以不仅能吸引部分学问僧参与讨论,还能吸引大批僧俗信徒前来学习。因而,竺佛念译经时期的长安僧团,显然不具备组成大规模僧团的条件,当时的长安僧团应该是比较松散的,并没有形成一种团聚核心。
释道安对长安僧团发展的重要作用
长安僧团真正形成一个具有“义学”学术凝聚力的共同体,始于释道安。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前秦苻坚的大军攻破襄阳,僧释道安被俘后被送到长安,苻坚将其安置在长安的五重寺,奉他为国师。释道安的到来,使得原来的长安僧团又加强了力量。道安到长安后,同竺佛念多次合作,翻译佛经。
可以想见,来到长安的释道安既然被苻坚称之为“圣人”、奉为国师,他又是佛图澄的受业弟子,早在邺(今河南临漳)的时候,就有数百僧人追随释道安,其在僧界的地位远在竺佛念之上,所以他对长安僧团的号召力自然非竺佛念所可匹敌。如僧契、僧睿、僧导等人此时就是释道安僧团的得力助手,他们也构成了后来鸠摩罗什僧团的主体。
道安抵达长安后,长安僧界发生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道安深厚的佛学修养和儒学根基,加强了长安僧团的凝聚力。前秦国王苻坚明确敕令“学士内外有疑,皆师於安”,用政治威权的力量确立了道安的学僧领袖地位,僧睿等一批僧人分别在佛经义学方面成长了起来,为鸠摩罗什译经传道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仅如此,关键是释道安在邺、襄阳等地传教讲学多年,他不仅成为了当时佛经研究解说的权威,而且由于始终有数百僧人追随他,所以在襄阳的时候,他就制定了明确的僧团戒律仪轨:“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显然,他来到长安后,长安僧团也完全遵守这些仪轨。
据僧传,当年释道安在新野分张僧众后,尚有400余人随他到达襄阳,他在襄阳讲经15年,其僧团成员应该有所增长。及至襄阳之破,危难之时,道安弟子再次被分遣各处,但也应有相当数量的僧人随他来到了长安,因而,《高僧传》说道安在长安五重寺有“僧众数千,大弘法化”。
这个数千的说法,显然是一个略显夸大的约数,这从其同后来的鸠摩罗什僧团的数量对比就能看出来。道安去世后16年,鸠摩罗什抵达长安,奉后秦国王姚兴敕令随鸠摩罗什译经的长安学僧有800人,当然,在当时的长安僧团中的僧人远不止此数,但肯定也没有数千。
然而,当四方僧人听说鸠摩罗什在关中译经,纷纷前来学习,一时僧人数量大增,人数才达到3000之众,这已经可以说是当时僧团的一个顶峰了。由此推断,释道安时期的长安僧团成员有上千人是可能的,但不致于有数千之多。
上千人的僧团,需要有一定之规加以管理。释道安时期的僧团管理由于尚没有建立官方意义上的僧官、僧制,因而,主要靠戒律和领导者的修行与道德权威来加以规范。王永会先生在研究中国佛教僧团的发展与管理时指出:“魏晋虽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但成型的中国化佛教僧团已经出现。
其时之佛教僧团,在组织形态上仍然一如原始佛教,依靠的是领导者的修行与道德权威。在管理制度上主要宗依佛制戒律,拥有高度的僧团依律自治的能力。同时,在并不完备的内律与中国本土思想和宗教习俗的调适融合中,因时因地因对象对旧规进行调整与创新,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中国化的教团体制。
”这个论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襄阳城破前避地东下的释道安弟子法遇维护僧团纪律的事例可以为此提供例证:
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
法遇在江陵长沙寺维护僧团纪律的这个事例,一方面可以为我们认识释道安时期长安僧团的管理提供一个生动的例证,另一方面正如严耀中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魏晋时僧团的维持主要靠自觉,僧团领导人也多以自身的模范来带动戒律的遵守。”
综上所述,释道安在学问修养上是长安僧俗之师,在僧团的模范带领及仪轨的制定与执行方面,已经建立制度化纪律。这是区别于之前的长安僧团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因而,明确的学术趋向或修习目标的确立、严格的僧团仪轨的制定,这是成规模僧团产生并发展的最基本的两个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成规模的长安僧团始于释道安。
后秦时期的长安僧团在翻译佛经的基础上,能成长为一个学问僧集团,为佛教的中国化和佛教经典的正确传播做出贡献,其间,释道安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