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的启示
王立群在《百家讲坛》的诸多讲座中,以“读《史记》”系列最为受欢迎,其中对秦始皇、项羽、刘邦、吕后、汉武大帝的解读均已结集出版,而这中间独独缺少了文景二帝这重要一环。秦亡的教训究竟在汉代如何吸取以避免重蹈覆辙?吕后的专权是否给大汉王朝的未来带来了血的危机?汉武大帝如此强盛,总不会都是汉高祖刘邦这个刚刚稳住江山的开国皇帝的功劳吧?这不可或缺的过渡者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些疑问不仅生在读者们的心里,也是王立群急于想要告诉大家的。
《王立群读〈史记〉之文景之治》(以下简称《文景之治》)完整解读了文景之治的背景、盛况、产生的原因及对后世的影响,该书既补齐了王立群“读《史记》系列”中的小断片,其内容也承上启下地串起了汉高祖至汉武帝这段汉代最为兴盛的历史。
司马迁在《史记·平淮书》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描述文景之治:“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段文字后来被班固几乎原封不动地引进了《汉书·食货志》里。
它讲了什么呢?海内安宁、家给人足,粮仓满溢、国库丰盈。甚至当时京师之钱积累巨万,穿钱的绳子烂断而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新旧相压,充溢露积在外,以至腐败不可食。百姓家家有马,以至外出时乘坐母马拉的车都羞于参加聚会。人人自爱尚义、知耻守法,可见其民生富庶与风俗醇厚都令人艳羡。
但是汉初开国之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整个社会真是千疮百孔、民生凋敝;至汉武帝时,南征北战、气势如虹,其恢弘伟业叹为观止。这转变可谓是翻天覆地,文景之治的繁荣与安居恰处其中,是不容忽视的过渡阶段。因此,要更好地理解汉高祖刘邦的黄老之治的落实情况,更好地理解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高明之处,我们都有必要对文景之治进行解读。
文景之治成功的核心无他,唯有“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八字。文景二帝不霸不狂、不毒不专,既没有开疆扩土的丰功伟绩,也没有加强中央集权的强硬措施,却注重民生,还百姓以休养生息;他们节俭谦让,不修建宫室苑囿、不用有花纹的帷帐,不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器物陪葬;他们废除肉刑、改良笞法,在中国刑法史上书写了最仁德的一笔;他们不拘一格降人才,重用平民出身的底层官吏,即便是宣室夜半虚前席、泪洒湘江的贾谊,虽然因远离朝堂郁郁寡欢最终英年早逝,但如果没有汉文帝的屡次超迁,恐怕我们也难以看到《过秦论》的精彩论断。
文景二帝既没有修建留传后世的工程,也没有驱逐外族的侵略者以保华夏的统一。他们只是兢兢业业地为百姓谋了福利,让人民真正富了起来。文景之治的核心思想对当今社会依然有较强的启示意义。王立群讲史常言:一个国家或王朝,不但要做大做强,也要做长。
做大做强不容易,做长更难。《文景之治》恰恰是点明了“做长”的真谛——注重民生。然而此四字理解容易实行难,历代多少统治者或为了个人的私欲、或为了追求一时的政绩,置民生于不顾,重征暴敛,终至亡国。
他们为自己营造了安逸舒适的生活,却忽略了百姓的贫穷与疲弱,或许他们都应该看看《文景之治》封面上的话:“百姓殷昌便是盛世”。“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王立群写就该书,亦是给社会奉献了一面明亮的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