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与中国文化潘光旦 潘光旦:北中国与南中国

近代的中国有许多大可注意的特点,其一是南方和北方的大相悬殊。

中国人自己很早就看出南方和北方的不同。他们自己说,南方人喜欢远游,容易采取新的见解,求知识的欲望很深切,容易受人劝导,风俗习惯富有流动性,做事很有火气,他们的政治手腕倾向急进的一方面。北方人恰好相反,他们爱家,情愿困守田园,不容易采取新的见解,很有决心和毅力,主意一经打定,谁都动摇他不得,风俗习惯富有固定性,做事很慢,但很有耐性,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手碗倾向保守的一方面。

对中国人不大有好感的人便说,南方人很聪明,但是易于感情用事,不稳健,靠不住,甚至情令智昏,忘其所以;北方人却是蠢到一个不可名状的地步,但是比较诚实可靠。

这一番话,不管说好说歹,都有几分道理。凡是仔细研究过中国的人,也大都可以见到。1911年的革命起自南方,满洲皇帝被迫退位,也是南方人的力量。革命的结果居然把民主式的政府生吞活剥地建设了起来。这又是南方人做的事,这是他们急进的趋向的表现。

中国人的公众责任心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所有的一切,只有在南方可以看见,至少是在南方人中可以看见。但是中国北方却始终拥护着旧局面。北方人起初运动复辟,复辟不成功,就把民主政治转变成极端保守的寡头政治,政权完全被少数武人掌了去。

用西方的标准来打量,就在中国南方,保守性也未尝不重,但比较起中国北方来,却已大不相同了。我们的观察本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如此我们也就可以说,南方人富裕,比较奢华,比较好逸恶劳,比较喜欢声色货利,比较慷概,也比较不修边幅;北方人比较穷苦,比较省俭,比较严谨、不放肆,比较吝啬,行检也比较整饬。

但这许多字眼,都要根据中国文化的背景来体会,不能用西方文化的背景来胡乱估量。

中国南北两部的相反,在许多方面可以观察到。例如南方人,允其是广东人及其他东南沿海的福建人和浙江人,都喜欢远游。总算起来,他们前后到新加坡、马来诸邦、爪哇、美洲和其他外国的不下数百万人。北方人也不无移殖的行为,但移向之地只限于满洲蒙古两处,严格讲来,实在算不得移殖,因为满蒙都属中国的版图,并且移殖的人时常回到家乡,没有打算在满蒙成家立业。

南方远游的人,大都在国内外经营着很大的工商业,北方人却很少有这种情形。马来半岛、爪哇和其他东印度岛邦的实业巨子有许多是中国人,他们经营着大规模的蔗糖、树胶(即橡皮)、茶、咖啡等种植业;他们也有在锡矿、糖厂和其他大工业里投资的。

我从前在上海的时候,遇见过一个商界里的人,他和我谈起的经验,很可以做我们上文一番议论的见证。他生在广州,十四岁那年,独自一个人跨海到澳洲去,口袋里只有预备零用的一镑钱。他在澳洲做了二十五年生意,但始终觉得懊洲不是他久留之地,因为无论他的营业怎样发达,澳洲的商人总不给他相当的尊崇与和平的待遇,就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最后他回到中国来,另外设了一个大商号,专和外国顾客交易,信用非常之好,名声也就很大,他所卖的货、中西部都有,品质地道,价钱公道。

初开办的时候,他聘任重要的帮手,各部主任等,大都不问地理上的来历,随才任用,大约广东籍的与江浙籍的各居一半。但是后来人选上逐渐发生变动,到了现在,广东籍的竟占了不止一大半。

为什么呢?因为据他说广东人的能力比江浙人要强,而可靠的程序至少也不亚于江浙人;严格说来,这两处的人都不能算十分诚实,这不过是比较的罢了。讲起诚实这一层来,倒要推山东人,他们比广东人上海人都强。

但是为什么这个商号里,不雇用他们呢?因为他们太迟钝,太不善应付。这位商人自己是商界中的一个成功者,他完全能运用西方商业上货品一律和交易公平的原则,但是对于别的中国人他就不肯轻易置信,因为他最后对我说,中国人做事,除了他个人可以得到的利益外,再也不关心到别的东西。就是为他们自己打算,他们的眼光也往往很近,他们不了解一个绝对的诚实不欺和抑私济公的人,眼前虽吃小亏,日后必收大利。

南方人比北方人精干,也可以从中国领袖人才的籍贯上研究出来。

要确切研究这一层,却并不是没有方法。有一位普莱士先生曾经替我想了一个方法。他借给我一张缙绅的名单,上面所列的是1910年10月间的京城里各部院的大官和各省的封疆大吏,那时候恰好是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从这张单子里,我把凡是得过功名,就是经过科举制度的甄别的官员,不论他是秀才,是举人,或是进士翰林,都挑了出来。有许多武官,当然挑选不上,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科举甄别的手续。

挑选的结果,除了50个旗人,15个蒙古人,和14个汉军的旗人以外,中国本部十八省所产生的共有324人。用各省同时的人口做比例,这324人的分布就非常的不平衡。例如甘肃一省,通常要有人口一千万,才分派得到一个经过科举甄拔的大官员,再如浙江一省,一样一千万人口里,就可以产生差不多40个(38.7)这样的官。

除了河北、四川、扛苏、安徽、江西、浙江比较居中的六省不计外,北方的河南、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甘肃六省中只有直隶高出7.1个之上(达21.5个),其余五省,每一千万人口中,至多只派得到7.1个,至于南方的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推福建最少,然而每人口一千万中,已经可以派到9.

6在大官员。中部近海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出的大官员极多,内地三省则又甚少。直隶的情形有些蹊跷,因为北京久为首善之区,数百年来,聪明精干的人物,改籍移住的一定不少,大都密集在京城之内或北京附近。

北京一带积聚得愈多,其余北方诸省就愈觉得相形见绌了。除了有特别情形的直隶一省不论外,从这张大官员籍贯分布至少可以教我们得到一种显明的印象,就是,中国有才力的人、因才力而能够受严格的乡会试甄拔的人、又因此而能在许多人竞争之中得做大官的人,大致愈向西北愈少,愈向东南愈多。我们这个印象的结论,虽不中的,但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