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简介 潘光旦:“独行天下”的鸿儒(附图)
1946年冬,潘光旦(前排左二)在新林院11号寓所与社会学系一年级学生合影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原名光 ,号仲昂,笔名光旦。著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1913年,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达特茅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主要从事生物学研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
1926年回国,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1934年,回母校清华执教,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
联大的双拐教授
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常看到这样一位教授:他身穿长袍,戴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嘴衔一只用老竹根打通制作而成的大烟斗。最奇特的是这位教授竟然拄着双拐,这与教授的身份似乎颇为不称。他就是时任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
说起潘光旦的双拐,还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1913年,14岁的潘光旦入清华学校学习,当时清华看重体育,潘光旦迷恋于跳高运动,不幸在一次跳高事故中伤及右腿,后因延误治疗时机,造成感染,不得不锯掉大腿,继而以拐带步。
虽然独腿,但潘光旦并不自卑,而是直面现实,坚持不懈地练习架拐走路,后来他架拐代步,步行与常人无异。每逢郊游散步,他也是少有缺席,有时,居然还和朋友一起进行野外调查。更令人惊奇的是,架着双拐的潘光旦凭着自己的诚恳与勤奋超越了常人,在为自己赢得赴美留学的机会的同时,也赢得了清华学校师生的尊敬。从美国学成归国后,潘光旦辗转于各大学任教,双拐也成了他与众不同的标志性符号,伴其一生,如影随形。
拄拐而行,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种不幸,但在潘光旦眼里,持拐并不可悲。在西南联大,有次演讲时,谈及孔子,潘光旦说自己对孔子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语未毕,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右腿,立即更正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引得听众大笑。而他凭一个单拐练习打篮球的身影,更是让无数师生感佩不已。
在清华并入西南联大前,潘光旦任职清华大学教务长,西南联大成立后,潘光旦又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等职。在西南联大的8年间,潘光旦为人之诚恳,这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几乎无人不知。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如胡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都与潘光旦过从甚密,都曾在潘家住过。
在学生眼中,潘光旦更是博学多才、宽容风趣。西南联大时期,潘光旦曾在课堂上力主妇女职责当以家庭为重,受到学生们当堂批判,认为他的观点属于“封建余孽”,但潘光旦并不生气,依然笑呵呵的,对同学们耐心解释,展示了一代大师的宽容风范。
西南联大的创办正值八年抗战的非常时期,因战时条件所限,当时教授们的生活条件并不能得到有效保证,其经济待遇自然也无法与战前相比,生活大都困窘,有的甚至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潘光旦家人口较多,仅凭潘光旦个人的微薄收入常常难以为继,但潘光旦从无怨言,其心态之平和、从容、达观为人所感佩。
当时昆明老鼠很多,潘光旦深受其害,便时时捕捉除害。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将捕到的几只老鼠斩头剥皮后,让潘夫人把鼠肉做成菜。然后邀来邻居、朋友,谎称野味,请众人品尝。
鼠肉端上桌后,潘光旦并不谦让,带头举箸,众人见此,也不客气,纷纷动筷,一时间众人大快朵颐,可当得知是鼠肉后,尽管潘光旦再三解释鼠肉无害,也无人再食,唯潘光旦大嚼如故。
潘光旦在个人收入实在无力支撑家庭所需时,也不得不让潘夫人也做点事补充收入。据说,当时,潘夫人曾与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合伙,制作一种叫做“定胜糕”的蛋糕,拿到冠生园寄卖,以赚钱贴补家用。抗战后期,潘夫人还曾自制绣花绸睡衣、头巾、手帕等卖给驻扎昆明的美军士兵,为此,潘夫人还曾请潘光旦早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就结识的好友闻一多画过两幅龙形图案用作绣样。
在西南联大的8年生活,是潘光旦学术人生的重要转折期。在此期间,潘光旦曾两任西南联大的教务长,同时主攻优生学与心理学。在学术研究上,潘光旦在西南联大这段岁月中,学术成果斐然,译注有英国著名科学家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还编译了《优生原理》一书,达到他学术研究的一个巅峰。在对政治的关注上,潘光旦作为一位民主教授,他从西南联大开始,迈出了学人参政的坚定步伐。
人本教育的创导者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潘光旦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在风云激荡的近现代中国,教育的命运多半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教育兴国也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献身教育的终极目标。在教育兴国的时代风云中,潘光旦却冷静地发现了这种教育的弊病,从而在借鉴西方教育理念和糅合传统教育的基础上,以“人”为本,提出“完人”教育观,成为中国现 代教育思想园地的一朵奇葩。
在“五四”一代献身于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中,潘光旦是少有的有深刻反省意识的教育家之一。针对中国近代专业化教育的弊端,潘光旦更为注重国民的综合素质。他率先提出“通才”教育的思想。受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启发,潘光旦结合本土传统文化提出了一个经典概念“位育”。
“位育”语出《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潘光旦看来,注重人与环境之间的调适关系的教育才能称为“位育”。在此基础上,潘光旦创建了自己的新人文思想体系----“两纲六目”论,认为“个体”与“群体”应是教育的两纲,“个体”又具有“通性、个性、性别”三个方面,“群体”则涉及“秩序的维持”“文化的进展”和“种族的绵延”三个方面,统称为“六目”。
在潘光旦看来,对人的教育和培养,必须同时照顾到“两纲六目”,这样的“位育”才称得上是完整的、健全的教育。
潘光旦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必须以人为核心,促进受教育对象的个性发展,让受教育者最终成为“完人”。而专业化教育首先要让受教育者完成“人”的教育,在受教育者成为完整意义的“人”的教育后才能施行,否则就不是培养人,而只是培养优良的工具。
潘光旦认为近代中国教育的最大疏漏是背离了对人的全面培养这一根本原则,而把原本应立足于“人”的教育异化成了“社会教育”,把“配合社会需要”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从而使教育误入了专业化、技术化的歧途,这样的教育最终是既对不起受教育者本人,也对不起国家。
中国近代教育讲求“德”“智”“体”,看似完整,实则不能涵盖“健全的、完整的人”的全部内容。在借鉴欧美社会的教育旨趣的基础上,潘光旦将“完人”教育的内容归纳为德、智、体、群、美、富等“六育”。
当然,潘光旦也清醒地认识到,理论上的“六育”,在实际教育上若分门别类,分类施教既不科学,恐怕也很难办到。“六育”在教育上应是一个整体,在教育实践中在任何一方面进行施教,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单一地进行,都要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其他方面,因而“六育”应是潜移默化的渗透,而不是分门别类的教学。
有鉴于此,潘光旦特别看重的表率作用,他认为真正优秀的教师应该是学识与个人操守的完美结合,他的言谈举止、工作作风应对他个人和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发生良好的影响,因而教师不应该是专家,而应该是通才。
在潘光旦的学生兼挚友的费孝通眼中,潘光旦的教育思想既发挥了中国儒家的基本精神,也融入了现代科学知识和教育理念,他的“位育”教育观旨在为人类寻求一条“遂生乐业之道”,其通才教育和对受教育者的人文关怀对后世教育观影响深远。
嗜书好学成鸿儒
在“五四”一代学者中,潘光旦对书的痴迷世所公认。
潘光旦幼小时家境殷实,其父潘鸿鼎曾为清末进士,思想开明,对子女身教多于言传,因而儿时的潘光旦就耳濡目染了家族刻苦读书、报效家国的好学家风。
潘光旦的母亲在教育儿女时也非常严格,尤为注重读书好学的家风传承。有一年,潘家被迫举家逃往上海,潘光旦的母亲不带金银细软,只身带着三个儿子和四担子书前往上海,在潘光旦母亲的心中,潘家的子女什么都可以不要,但不能不要书。潘家对读书的崇尚之风在儿时的潘光旦的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潘光旦后来无论是求学,还是做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对书的挚爱,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显然是深受潘家好学家风的影响。
1913年,14岁的潘光旦遵父嘱托,走进了清华学校。在清华读书时,潘光旦极为刻苦,甚至在寒暑假期间都订好读书计划,比如假期有多长时间,该看什么书等等,安排得井井有条,毫不懈怠。那时清华学校有“留美预备学校”之称,英语教习是学校教学的核心,无形中对中文学习有所忽视。
正因如此,潘光旦决定要在课余时间,特别是寒暑假时把中文学好。在清华学习的9年间,潘光旦除英语水平出类拔萃外,他还利用了两年的暑假专攻中文书,为自己打下了深厚的中文功底。
潘光旦眼睛高度近视,又因用眼过度,适值壮年的他不幸患上了视网膜萎缩症,眼睛经常充血,有时甚至一连好几天都无法看书。即便这样,嗜书的潘光旦依旧痴性不改,眼疾稍有缓和,便又开始沉浸于书的世界。那时的潘光旦有一套五局本“二十四史”,他埋头看书,因离书太近,以至于鼻子都被染黑,连他的小女儿都戏说:爸爸在舔书呢。
在赴美留学期间,好学的潘光旦反复研读随身携带的一部《十三经注疏》,几近烂熟,无形中奠定了他贯通中西的学术基础。
北平沦陷时,他滞留月余,在那段时间里,潘光旦有把500余册古籍再度浏览一遍,并将有用的资料记存。晚年的潘光旦对书的嗜好依旧是痴心不改,一天之中,除去吃饭睡觉,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与书为伍。潘光旦嗜书好学如此,在与其同时代的学者中实属罕见。
潘光旦对书的嗜好不仅在于“读”,还在于“买”,在于“藏”上。潘光旦在美求学时曾看到一部《达尔文文集》,他爱不释手,在学成归国前,嗜书的潘光旦不顾囊中羞涩,几近倾其所有,买了这部书。解放后,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需要边境史料,周恩来总理亲自写信给潘光旦,提出借用他收藏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这段家国书缘一时间传为佳话。
潘光旦个人一生藏书达万余册,可谓坐拥书城,其中不乏像《达尔文文集》这样的稀世珍品,但潘家人从不据为己有,后来这些藏书除他的女儿们各留一套以资纪念外,其余藏书全都捐给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正由于嗜书成性,涉猎广博,才造就了潘光旦这样的“通才”学者。潘光旦本是学自然科学出身,但却能融汇中西,贯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民族历史和教育思想等领域都造诣不凡,著有《中国家庭之问题》《优生概论》《人文史观》等论著多种,被人评为“学贯中西,融汇古今,打通文理”的一代鸿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