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子女 潘光旦|最好的教育就是给人以自由
“听话才是好孩子”,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家长的口头禅,但是读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之后,很可能会动摇这一观念。
比如在该书第二小节“童年后期的教育”中,作者首先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婴儿对粪便的认识及其性格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介绍了近代心理学家奢蒂博士的研究成果。
奢蒂博士在《爱憎的由来》一书中指出,在婴儿稍微懂事之后,成年人对其便溺行为最好不要“过分的申斥儆戒”。这种不知清洁的儿童虽然不大惹人喜欢,但是他们长大以后,性格却比较“温柔宽厚,遇有不如意事,也不会和别人多争闲气”。这一研究成果告诉人们,如果成年人对婴儿“清洁的训练,略微放松一些,或开始得比较晚一些,我们的情绪生活便会安闲镇静得多”。这样一来,大家就容易和谐相处。
这一发现与我们的教育观念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才强国战略和望子成龙思想的影响下,加强儿童的早期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这很可能是许多独生子女缺乏温柔宽厚的性格、不容易与别人和谐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许多中国家庭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已经陷入一种误区的话,那么由学校介入的“儿童后期教育”,又是什么状况呢?
自从恢复高考以后,由于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宣传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死灰复燃,青少年一代陷入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之中。这种教育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纪律、服从组织管理、听从老师指挥、接受知识灌输,以便在高考中取胜。近年来大家对应试教育多有批评,并提出素质教育来弥补其缺陷。但由于素质教育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局面。
这种局面与赫胥黎在书中批评的情况极其相似。为了让大家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他引用了著名哲学家罗素和教育家蒙特梭利的有关论述。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罗素就忧心忡忡地指出:
在许多国家……教育是大大地退步了,这种退步包括四点:一是严格的纪律的恢复;二是绝对而不问事由的服从;三是对老师的唯命是听,已经到了一个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识方面消极地接受灌输,而不是积极地自求启发。
他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所谓双重性格,是指“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对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是这样。因此罗素认为:“童年的纪律训练和成年的战争爱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相比之下,蒙特梭利则从人格培养的角度分析了强迫教育的危害。她说:
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独自一个人行动,自主地控制他的作为,自动地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后,他不但容易受到别人指挥,并且遇事非依赖别人不可。一个学校里的儿童,如果不断地受教师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
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有一种“内疑外惧”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他在年轻时表现为“羞缩”,成年后又表现为颓丧、萎靡不振和逆来顺受,“而一遇危机,连最低限度的一些骨气……都拿不出来。”
因此她认为,强迫被动的教育对一个人来说,“第一步是养成一种永久的自卑与自馁的心理,而第二步,也是最后一步,是教他们……一种五体投地的精神。”
引文至此,赫胥黎又补充道:“我以为蒙特梭利博士还不妨添上一句,就是此种自馁的心理倒并不是完全消极的,而是有它的积极的补偿的,而其补偿的表现就是对于另一部分的人的作威作福。”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这种教育是政治玩弄的新花样。
看来,我们不仅要重新认识“听话的孩子”,更要反思他们所受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