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宗哈佛 “骑士”陈启宗:哈佛大学最大捐赠人
陈启宗是位敢于“放炮”的人,拒绝在是非面前中庸和中立。而且一开口就是国家、民族和世界问题,并以敢于发表犀利言论闻名。
他曾怒吼,自己以身为中国人为耻,也曾以欧洲得癌症、美国心脏病、中国可能中风发作,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深深忧虑。在华商名人堂和北京大学专为他举办的演讲专场,他直抒胸臆:中国人有君子传统,但缺乏道德勇气和骑士精神。
▲陈启宗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后,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教授(左四)及华商名人堂出品人/主编毕亚军(右五)等主办方领导、代表合影。
把握内地打赢翻身仗
陈启宗从来不掩饰自己是靠内地的机遇获得今天的商业成绩。在回答有关香港和内地的问题时,他多次直言,一些香港人放弃内地的商机不把握,扯一些有的没的,是愚蠢至极。“钱在内地,有钱你不来赚,你是傻瓜,是笨蛋。”他说。
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陈启宗,出生在香港富裕家庭。其父1960年创办恒隆集团,在香港地产业异军突起,并于1972年将公司在香港证劵交易所上巿。由父亲、叔叔经营30年后,1991年,42岁的陈启宗成为恒隆集团新的当家人。
但此时,陈启宗面对的却是一个相当尴尬和艰难的恒隆。成立初期的十来年,恒隆几乎是香港发展最快的地产公司。但公司上市后,老一辈们却连续两次看错市场,并丧失掉香港地产业的黄金二十年,从曾经的领跑者沦落为陪跑人。
陈启宗一上任就把内地作为追赶失去二十年的新机会,带领恒隆和几大香港大地产商,在这个新的赛场重新起跑。1992年进入上海开始,恒隆以集中在“人口庞大城市的最佳地段”发展商业地产项目为核心,不断在内地挑战商业地产的新境界,不疾而速地将恒隆发展成为了世界级商业地产的成功标杆。
至今,香港之外,恒隆已在上海、天津、沈阳、济南、无锡、大连、昆明及武汉,总投资超过千亿,发展近10个以“恒隆广场”为旗舰的世界级大型商业群项目。“恒隆广场”也已是所在城市几乎家喻户晓的品牌,是汇聚世界顶尖时尚产品及高消费品牌的代名词,是高回报率商业项目的象征。
▲左图:恒隆物业—御峰(香港)右图:恒隆物业—山顶广场(香港)
在香港被甩出一线阵营的恒隆,也依托在内地的华丽翻转,重新成为香港数一数二的商业物业发展商。今天,光是上市的恒隆地产就已是资产超过2000亿的大型地产企业,并且在商业地产的多变环境里表现出亮眼的业绩。
只选好的,只做对的
“只选好的,只做对的”,是陈启宗不断对外强调的恒隆理念。他始终相信,只要好,只要对,就会总有价值,就会总被需求,就不会有什么迟来或者晚到。
为了做好,做对,他把第一站选在了刚刚进入新一轮开发的东方巴黎—上海,而且一出手就做出两个到今天仍是上海最有魅力和人气的项目——恒隆广场和港汇广场。
▲左图:恒隆物业—上海港汇恒隆广场 右图:恒隆物业—上海恒隆广场
此后几十年,陈启宗一直坚守这个策略:只投顶级地段,只做顶级持有型物业。顶级地段的顶级物业,在牛市最能涨,在熊市最抗跌,如果只租不卖更可以对这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红利从鱼头吃到鱼尾,因而最好、最对,这也是陈启宗观察全球地产业发展的历史后,总结出一个基本规律。
事实验证着他的判断,以上海两个项目为例,不但奠定了恒隆在顶级写字楼和商用物业开发的江湖地位,同时也为恒隆赚足真金白银。其中,港汇广场的日人流量平均高达50万,而两个物业的出租回报率平均接近或超过20%。今天,恒隆早已收回两个项目的全部投资成本,剩下的几十年,就是利润,利润,净利润。
陈启宗追求的好与对,不但体现在地段和物业品质上,也体现在社会效益上,不但体现在硬件上,也体现在软件上。包括对公司治理的高标准,以及在市场表现出的超常理性和纪律性,也是他对“只选好的,只做对的”的核心要义。
恒隆一直被视为香港营运最佳的公司之一。在香港董事学会于2009年11月就香港146家上市公司的管治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恒隆是位列十佳企业的唯一地产公司。多年来,陈启宗还有一项自豪的业绩,恒隆是香港最精简高效的企业之一,公司每名员工创造的利润连续多年居同行最高之列。2010年,恒隆的纯利超过港币230亿元,每名员工平均创利约港币一千万元。
踏准时机的大赢家
陈启宗一直强调从历史中学习经验和智慧。恒隆在他接任之前的兴衰起落,让他对房地产和经济周期的关系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和体会,也让他成为对周期超常理性并保持纪律的人。这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恒隆赖以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陈启宗说,机会和都陷阱很多,企业要获得成功,一定要笃守原则,只按市场行事。“换句话说,我们比大部分人甚至全部人更加尊重市场。我们认为市况处于低位时才会买,认为市况处于高位时才会卖。”他解释。
在顶级地段开发顶级物业,做好的,做对的,再配合经济周期的规律,做有把握的事,陈启宗像巴菲特坚持价值投资一样,始终恪守着这些纪律。这在某方面限制了公司的规模扩张,但也让公司在遭遇低迷时总能从容应对。无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还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恒隆都是安然度过,并且弯道超车。
陈启宗刚接任恒隆时,香港和内地市场相对低迷,他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开足马力在香港和上海扩张。当楼市逐渐升温,众多地产商不断高价囤地,他预感到爆发式的上涨不可持续,不但停止买地,而且赶在高峰期出售多项物业,获得巨大回报。当金融危机爆发,众多企业深陷危机不能或不敢行动之时,认为新的机会合已经来临,并手握大量套现资金的陈启宗,又在几乎没有竞争的情况下继续买入众多土地。20多年来,类似的故事,不断被他重演。
超常理性,严守纪律,踏准每一个时机,恒隆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能耐,让最精明的投资者都赞叹:过往20年,全世界也几乎找不到第二家把时点踏得这么准,而且把节奏控制得这样恰到好处的地产公司。
因为有这样的业绩,陈启宗在业界常常霸气侧漏。他经常对大陆的开发商讲话,“一个没有见过市场周期,没有经历过市场周期,而且是大周期,并能够留下来的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房地产开发商。”同时也警告大陆同行:你们中间大概有30%的人未来可能会垮掉,3%的人可能赚到极多的钱。事情的美好在于,大家都会认为自己是那3%的人,但极其危险的是,97%的人最终都不会成为那3%。
小米大股东
在恒隆之外,陈启宗也还有卓著的商业成绩。
出任恒隆董事长之前,他就和弟弟一起创办了晨兴集团,投资初创和成长型科技公司。相比地产业的谨慎而言,在这个领域,陈启宗比做地产要大胆,但比通常的风险投资商要谨慎。他说,风险投资不会没有风险,但也不能明知风险依然去傻搏。十投不可能十赢,但我们要争取十投八赢。无论做什么,他总是强调,要有忧患意识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管理和防备。
▲陈启宗在北大演讲时展示自己的小米手机,并以此力挺中国制造。
以往29年间,晨兴在北美洲、欧洲、亚太地区、印度和中国广泛地投资新兴产业,由其投资及管理的公司也大多成为所涉及行业中最具竞争力的业者之一,并且在各主流资本市场上市,甚至为陈启宗家族带来超过恒隆地产的利润。
在内地,被陈启宗称为是“家里的”晨兴,还有一个被外界普遍忽略的作品:作为最早期的主要投资人,参与了小米科技的传奇。另外,他们也曾经是《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在中国的授权出版商。
国际政商达人
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这位擅长社会变革题材的作家,在他的代表作《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How to Change the World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the Power of New Ideas)中,以“社会企业家”来定义一群特殊的企业家,并形容他们是: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构建一个理想世界的人。
受过一流高等教育,从小不用为钱操心,出来做事更多是为了荣誉和证明自己,追求改变世界而不是沉溺声色犬马的陈启宗,正是一个为理想驱动,并素来对构建理想世界充满热忱的人。
陈启宗曾经有句“狂妄”的话:“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钱。”意指真正值钱的是时间和精力。多年来,他将这最值钱的东西(时间和精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了理想世界的构建中。
▲行走世界舞台的陈启宗一直致力中西方的相互了解与沟通
陈启宗担任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顾问及前副会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创办人兼会长、港美商务委员会会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及香港分会会长等社会公职,也是非亚协会创会董事局成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之董事局成员、美国外交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百人会等世界性社团组织的董事局成员。
同时,他还是首位担任世界经济论坛(瑞士)董事局成员及瑞士达沃斯年会联席主席(1998年)的华人。
通过这些身份、平台和渠道,陈启宗常年行走在世界政商舞台,致力促进香港与世界,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沟通,并作为东方代表,与世界对话,向世界建言献策。他还与基辛格、普京、施密特等世界级政治家坐而论道,讨论世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堪称是世界舞台上能见度最高的中国商人之一。
哈佛最大施主
将精力和时间投入到社会公务的陈启宗,也将金钱投入到社会的需要之上。
陈启宗强调要绝对尊重私人财产,也一直强调和宣扬一个理念:钱不留后代,而应完美地献给社会。他曾给朋友箴言:“有钱的儿子不成材,没钱的儿子成材。”他在各种场合强调:父母要给孩子的不是财富,而是走向成功的培育。他说,好的学术教育、道德教育以及一个温暖的家,已足够让孩子自己去成为社会的栋梁,而把钱给孩子,就是要把孩子变成“家庭叫花子”。
向下一代传承自力更生的精神并塑造其能力,而不是传承财富,这也是陈启宗的父亲给他的宝贵经验之一。陈启宗的父亲陈曾熙,对财富和成功的关系,可能比陈启宗体会更深。陈曾熙出生天津富豪之家,他的父亲有钱却赌博成性,曾一夜间输掉一条大街的产业,最终家道中落。家庭的衰败和生活的艰难激发陈曾熙自力更生,先是远赴南洋,之后扎根香港,创下恒隆的基业,也让他对真正的人才,应该依靠自力更生,奋斗成功事业有了坚定的信仰。
或许是因为这个信仰,陈曾熙去世时,把庞大的恒隆股份,全部交给了旧属殷尚贤作为遗产信托人,而非留给儿子或弟弟。“先父去世时我们三兄弟没有拿到一分钱。我也一直教育我的儿子,他不会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陈启宗说。
过往二十多年来,陈启宗以“晨兴”的名义,积极捐助众多慈善项目,并尤其对文化和教育事业不遗余力。之所以用“晨兴”而不是“恒隆”,因为他的理念是:“恒隆”是上市公司,钱是所有股东的,他不能用大家的钱去做善事,而“晨兴”是家里的企业,他想怎么捐就怎么捐,别人管不着。
活跃国际舞台的陈启宗,也把慈善做到世界舞台。2014年,晨兴向美国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约21.5亿人民币),支持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坚人类医学难题,一举创下哈佛378年校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
这笔捐款,也一度让陈启宗备受争议。捐款几个月后,他在华商名人堂的专题演讲上,从侧面对这个问题做了回应:如果有一天,我们被某种疾病严重困扰,结果却被哈佛医学院拯救,那时,你可能会感谢我这样的一个捐赠。
骑士精神更宝贵
陈启宗素以敢于发表犀利的言论著称,在是非面前拒绝中庸和中立。
而且,他一开口,就是国家,民族和世界问题。在华商名人堂的演讲专场,他的演讲主题是《中国与世界新秩序》,有学生向他提问关于香港的问题,他回答,香港是小问题,今天在北大,中国的最高学府,要谈大问题,并指着主办方华商韬略的标识说:比如华商韬略,华商是个小问题,韬略才是大问题。
▲陈启宗应邀参加华商名人堂北大主题演讲
陈启宗经常应邀在各种论坛及会议上发言及演讲,也在包括各种中英文杂志及报章发表文章。既是广受欢迎的思考者和分享者,也是孜孜不倦的学者和学习者。一位内地企业家曾形容他,“左上口袋永远插着七八支笔和一个小录音笔”。而面对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文章,他则反问:为什么我不能写文章。
对很多商人避之不及的敏感问题,陈启宗也都敢于发声。而最近这些年,他似乎一直在批评这个世界。比如,2012年,他就曾在当年的福布斯全球CEO论坛上,向美国、欧洲、中国三大经济体集体开炮。他说,欧洲已经得了癌症,美国可能随时犯心脏病,而中国则有中风发作的大危机。
陈启宗说欧洲已经得了癌症,是因为他对欧洲固执地坚持“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感到失望。陈启宗多次表达自己对“一人一票”的批评。他说自己是一个简洁明了,面对现实的人,也是一个支持民主的人,但“一人一票”的极端方式,鼓励每个人都打自己的算盘,社会就会慢慢变成一盘下不动的棋。
为此,他呼吁西方人应该从中国的哲学中学习,如温和,如中庸,改进对民主的执行方式。两年之后,华商名人堂的专场演讲中,他再次表达对香港部分人推动“一人一票”的批评,称这是别有用心或愚蠢到是非不分的表现。
陈启宗还曾对中国的腐败问题发表过犀利言论。在2012年的那个论坛上,他说,对中国来说,经济不是重要问题,重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会引发社会问题。“腐败太普遍了,腐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但难得达到中国这样的程度,其后果是烂到核心。
我只是在想,何时会爆发?”也因此他才有中国可能中风的说法,“看起来过得不错,但一旦中风爆发,就会非常危险。”让他欣慰的是,当他两年后在华商名人堂发表演讲时,中国新一届执政者已把反腐败当作头等大事。
对自己认为错误的事情,如果认为批评是必要的,即使面对面,陈启宗也会毫不留情。欧美同学会100周年之际,邀请他出席一个大型论坛,排在他前面的两位主讲嘉宾演讲时,几百人海归共聚的现场,交头接耳,换名片,窜场子,乱哄哄一片。轮到他发表演讲时,他开口就是一句:我今天第一次以做中国人为耻辱。然后痛斥不尊重讲者的人,中国是礼仪之邦啊,怎么你们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华商名人堂的演讲上,曾有北大学生问,中国人追求低调、中庸的处世哲学,商人都爱奉行“闷声发大财”,您为什么不但经常公开自己的观点,而且观点犀利、秉直率真?陈启宗听完后,笑咪咪地回应:低调、中庸,是一种美德,需要继承与发扬,但一个社会公民,在有一些事情上,也要有道德勇气。
陈启宗说,他也有低调、中庸的时候,但他向来主张理直气壮地追求和声张正义。他还批评当时的香港,很多人内心都不同意占中的事情,但却缺乏道德勇气,选择所谓的明哲保身,是社会公共责任的缺失。
“中国人有君子传统,但缺乏骑士精神。”陈启宗掷地有声地表明最:需要君子的时候要君子,需要骑士的时候,我会做骑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