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其人 梁漱溟眼中真实的李大钊其人
过年在家,陪老人看电视,老人在追电视剧《少帅》,几天下来,主页君一口气跟着看了几十集。临上班,刚好播到张作霖杀害李大钊那一幕。
张嘉译在《少帅》中扮演李大钊
奉系军阀冯德麟的儿子冯庸在父亲死后,拿出全部家产创办大学,欲请教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钊一些办学经验。到了北京才发现李大钊已被父亲的至交、自己的长辈——军阀张作霖逮捕,准备以“叛国罪”处死。冯庸找张学良说情营救,但为时已晚,电话打过去时已行刑。
历史上真实的冯庸照片
《少帅》中扮演李大钊的是演员张嘉译,临刑前的心有不甘和大义凛然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行刑”这一幕对电视剧来说,只是推动剧情的渺小一幕,匆匆几个画面已概括所有。而在真实的历史上,这件事前后都有些什么波澜?且看梁漱溟先生娓娓道来。
回忆李大钊先生
文:梁漱溟
革命先烈李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称呼他“守常”——这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
在1916年以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到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接过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总之,彼此十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俗套。
我们相识稍先于北京大学同事之时,彼时(1916年)守常在北京《晨钟报》(后改名《晨报》)任职。曾记得一次他宴客于南城瑞记饭庄,我和陈仲甫(独秀)在座上初次相遇。陈当时是为亚东图书馆募股来京的。恰值蔡元培先生方接任北大校长,蔡、陈早相熟,立即邀陈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
同时,我亦受印度哲学讲席之聘,而守常则是以章行严(士钊)先生之荐接任图书馆主任的——此职原由章任之,章离京南去。于是,我们便同聚于北大了。
1921年冬月,我走访守常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他笑着说,这在他已是过去二十年前的事了。因而自述生在父死之后,而母亲又在生他之后不久亦死去。所以他竟没有见到父母的面,全靠祖父母抚养长大。《光明日报》1979年10月31日纪念李大钊一文,说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全不对。
另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一书,说他尚未生而父先死,他生后十六个月母亦故去,与我所闻于守常自述者尚差不远,祖父母自顾年老,便为他早早成婚。
婚后不太久,祖父母就故去,只余他和他的赵氏夫人。赵年长于他好几岁——似是他十一二岁,而赵十八九岁。赵夫人甚贤慧,自愿守在家园而促他去永平府中学求学。中学卒业后,他进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又去日本留学。这些是后话,非当时所谈及。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曾有“南陈北李”之称。我记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内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的消息,原来他家大小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遭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幸免于难者。
《少帅》中李大钊行刑一幕
当时报纸刊载的李大钊死讯
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和执政于北京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张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他将去见杨,可保守常亦不死。其结果,直至守常死,不知道他的家属儿女有没有受到连累;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
当我闻悉守常被害,立即从西郊赶入城内,一面看望其家属情况,一面看视他装殓的情况。他家属已回到西城朝阳里旧居。我望见守常夫人卧床哀泣不起。我随即留下十元钱,退出来,改往下斜街长椿寺——据闻守常遗体停柩在此。
我到达寺门时,门外一警察对我说:“你们亲友到来,我有交代,我就走了。”我点首应承,随即入内巡视。只见棺材菲薄不堪,即从寺内通电话于章宅吴弱男夫人。盖我夙知守常曾为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师,宾主甚相得。弱男夫人来到时,各方面人士亦陆续而来,共议改行装殓之事。
我出寺门,路遇陈博生走来。他是福建人,与守常同主《晨钟报》笔政。其他的人今不尽记忆。
守常当年的熟友,眼前现有张申府(崧年)、于树德(永滋)和我几个人。张、于两位原与守常同为中国共产党人,但有始无终。我则根本是个党外人。今天回首思索起来,奇妙的是守常他们各位朋友全不曾介绍我入党——连半点意向亦不见。于此,显然我这个人条件不合。
守常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和领袖,终且为党捐躯,而我则根本不在党。那么尽管友好相熟,究不便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此点应当先自己坦白的。
提起正当五四运动时代的那些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我十分惭愧没有能像守常那样勇往地和诸同学们在一起,甚且可以说,他是居于领导而我则追随亦不力。因此,许多事就记忆不清,现在亦就说不清楚了。再则,事情过去且将六十年之久,而今脑力衰颓的我,就只能点点滴滴列举其目如次:
(一)少年中国学会组织的发起成立,守常实为骨干。此会在当年十分重要,会员包含了南北许多青年有志之士,其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有些人就是从此会分裂出来的。倾左的有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等人,倾右的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人。
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各自表现不同,而却是具有一定分量的,虽然分量大小轻重不同。我仿佛未曾参加此会为一成员,却曾应邀为此会的田汉和曾琦两成员之间在宗教问题上的争论,作过一长篇讲演(讲词大意可见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二)当年守常先生的活动繁忙,有些群众大会开在前门大街,我亦曾去过。有一次在总统府门外的集会,我没有参加,类乎此者,现在记忆不清。
(三)记得守常和我两人曾致力于裁兵运动倡导。当时蒋百里(方震)先生且曾写出裁兵计划一书问世。可厌的南北军阀混战既多年不休,在洛阳的吴佩孚颇有势力,恰好守常的同学白坚武正在吴的幕府。守常因白的殷勤介绍,走访洛阳,似乎不止一次。
访吴谈一谈是次要的,根本要造成舆论,发动广大社会力量才行。我们曾想联络上海、天津的工商界人士,而就近人手则在眼前的知识阶层。正在要邀请北京八校同人聚谈,不料被胡适、陶孟和等几位抢先召集,且又转变出“好人政府主义”一场戏来。随后果然出现王宠惠、罗文干为首的政府。我们二人只有苦笑!王、罗二位即是参加了胡适那次集会者。
(四)1919年秋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因学生李超自杀身死开追悼会,守常和我亦偕往参加,在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各位讲话后,守常和我亦各有发言,后来我的发言录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内。
(五)我与守常既而相熟,有时便一同游息。中国革命博物馆存有一张守常、张申府、雷国能和我四人在中央公园照的相片,推计其时间当距今五十年以上。五十年来,既有日军入侵,世局动乱剧烈,此照片我手中无存,展视之余,不胜追怀感叹之情。
梁漱溟(右二)与张申府(右一)、李大钊(右三)、雷国能(右四)合影于北平中山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