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状元张謇 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张謇创办现代化图书馆
中日甲午战争后,张謇认为中国之弱在于贫,救贫之法在于实业在于教育,提出“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之用”、“实业为父、教育为母”的主张。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张謇努力兴办新式学校等各类文化教育设施。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南通创办全国第一所民办师范——通州师范学校,王国维在校任教。
后又兴办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和海门常乐镇张徐女校等一批中、小学校。除此之外还创办了南通博物苑、图书馆、医学专科学校、纺织专门学校、气象台以及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张謇兴办图书馆想法的产生主要是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受绍兴徐树兰所建古越藏书楼的影响。光绪二十六年(1900),绍兴士绅徐树兰创办了具有现代图书馆性质的古越藏书楼,张謇在考察古越藏书楼之后作了一篇题为《古越藏书楼记》的文章,文章中盛赞徐树兰“举其累世之藏书,楼以庋之,公于一郡,凡其书一若郡人之书”,“楼成,其乡之人大欢”,并称:“亦欲效先生之所为,而亦欲海内藏书家皆仿先生之所为也”。
其二,受西方先进思潮以及示范效应的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东渡日本进行了七十天的实地考察,行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后来的1905年,张謇在《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中提出:“夫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学术参考之大部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大而都畿,小而州邑,莫不高阁广场、罗列物品,古今咸备,纵人观览。
公立私立,其制各有不同。而日本帝国博物馆之建设,其制则稍异于他国,且为他国所不及……我国今宜参用其法,特辟帝室博物馆于京师。”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一点是,张謇是主张图书馆与博物馆合二而一的,他在南通创办的博物苑兼具图书馆功能就是这种主张的实际体现。
张謇于1905年开始多次向朝廷上书。在《上学部请设博物馆议》奏折中,针对西方各国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在内的公共教育设施的先进,张謇列敷了旧式藏书楼的弊端:“(官家)则以藏庋宝于中秘,推行囿于一隅。其他海内收藏之家,扃鐍相私,更无论矣。
”提出“今为我国计,不如采用博物馆图书馆二馆之制,合为博览馆”,如此则“上可以保存国学,下可以嘉惠士林”。在《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物馆议》奏折中,则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以国家“图书馆”为龙头,带动各省各地的图书馆建设,形成全国性的图书馆网络,以使“文物典章,粲然具备”,更使“莘莘学子得有所观摩研究以辅益于学校”。
不仅如此,在两份奏折中,张謇还提出了很多建馆的具体实施方案。
譬如,“最重者则择地”、“便于交通”、“馆中贯通之地,宜间设广厅,以备人观者憩患”、“室中宜多安窗,迎光而远湿”、“庋阁之架,毋过高,毋过隘”等。在人员选配上提出“必得通东西洋语言文字二三员,以便外宾来观,有可咨询”。在图书采集方面,则建议以当年编纂《四库全书》为范,对献书者“请旨给赏”。
上书同时,张謇还按照自己的主张在南通创建了博物苑。他“辟地四十亩,杂采植物实之。中建三楼为馆,以储三部之物。而以教育晶附焉”。其中的三部为天然、历史、美术三部。美术部中有“经史词章之集,方技书画之遣”,实际上具备了图书馆的大致功能。
辛亥革命让张謇最终实现了图书馆之梦,按照张謇自己的记述:“民国元年,里少年尽毁诸神祠。謇于是谋诸兄谋耆老……因岳庙为图书馆。”图书馆“计有图书楼两幢二十间,曝书台五间,厢楼上下十二间,阅览楼上下八间,两廊办事室十间,道故斋上下六间,燕息亭三间,庶务室、门房、厨房、厕所十三间,共六十七间,计用银万二千元。
书橱二百架,计用银一千二百六十元,图书十三万千百卷,他人赠者五万卷弱,謇赠者八万卷强。职员六人:馆长一,馆务主任一,编辑及保管二,庶务一,收发一。
规定每年馆用一千六百元,增购图书二千元,校对、装订费用四百元,共四千元。其预筹而未设者:儿童阅览室、妇女阅览室,并置巡回书库”。这样,张謇终于实现了建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和颇具规模的图书馆之夙愿。
在图书馆馆舍设计方面,张謇请来中国当时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孙支夏,请他按照自己的构想进行设计。设计稿出来以后,张謇还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如今在南通博物苑里还保存有写着张謇修改意见的图书馆设计蓝图,这已经成为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献。
创建之初,南通图书馆有藏书10万卷,几年以后即增至14万卷。这些藏书现大多藏于南通市图书馆古籍部,很多书中有张謇的藏书印章和他的亲笔题词。为了追求藏书建设的高规格,张謇采取了征集、抄录、影印等手段。征集分为捐赠与有偿收购两种。
如上文所述,张謇除自己捐赠“八万卷强”之外,还收到“他人赠者五万卷弱”。对于征集不来的图书,张謇不惜花费人工物力抄录和影印,甚至还多次请托驻英使节设法影印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
他在给驻英使馆首席秘书顾锡爵的信中这样说:“《永乐大典》自庚申之变,没入英吉利者近千本,在其博物苑中,以为武功之记,此中国之大耻,而故籍之所关。往时刘某出使,有为言之,或易以他书,或就抄其副。刘固俗人,不足办此,今廷卿所主,傥其人乎?”
张謇还非常重视图书的编目工作。他曾两次聘请专门学者进行编目。他在邀请陈星函先生为其编目的信中说:“素仰先生有金版六韬之博,辩己三亥豕之讹。敬请编订本馆第二次目录……谨奉润敬锻币五百元……”言辞之间,尽显推重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