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熊向晖 熊向晖忆周恩来领导情报工作往事
搞情报工作的同志应该是无名英雄。由于一些同志一定要我讲,所以我写过一点东西,主要是体现周恩来同志对党的情报工作的领导和杰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布置了一些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帮助抗日,必要的时候,做我们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被派到胡宗南那里。
最初,我没做什么,一直到胡宗南反共了,才开始做情报工作。所谓情报工作,就是把了解的情况,经过适当的途径,向中央报告。当时胡宗南主要的任务,是守卫黄河河防,从潼关到宜川以外,就是要包围陕甘宁边区。我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保卫延安。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想利用这个机会,对陕甘宁边区施行突然袭击。这个事情我当然知道了,报告了中央,由朱德通电,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再加上当时各方面的压力,英国、美国、包括苏联都不赞成,所以蒋介石就让胡宗南收兵了。
这时候正好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随行有一百多人。7月9日,他们先到了西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7月10日下午,胡宗南在他的司令部举行酒会,欢迎周恩来,企图把恩来同志灌醉。他就让我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去接周恩来。我就跟恩来同志用英文讲了这个事情,他当然很警惕了。
胡宗南事先做了布置,在酒会上他的高级军官以及他们的夫人,分批地向周恩来敬酒,恩来同志都很巧妙地回绝了。最后,周恩来就问胡宗南:“我看到朱总司令的7?24电报,你要进攻延安,究竟是怎么回事情?”胡宗南说:“没有这个事情,我没有进攻延安的意图。
”周恩来说:“这样好,我提议来敬一杯酒。”胡宗南让他的政治部主任提议:“我们为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干杯。”周恩来说:“你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
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主席。我作为共产党员,我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我也提议在座的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国民党人都楞了。周恩来看到他们不好干杯,说:“大家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算了。”就这样用这种方式拒绝了。
最后周恩来提议:我们干杯!希望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 为收复一切失地干杯。他说,愿意的干杯,不愿意的不勉强。结果周恩来一饮而尽。胡宗南以及他的高级将领也都一饮而尽。周恩来具有高度的智慧。
那个时候,胡宗南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小雁塔的一个庙里,胡宗南喜欢住庙。酒会完了以后,胡宗南又让我送周恩来回七贤庄。在车上恩来同志说:“我刚才跟胡总司令讲了,我要送他一些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请熊先生到办事处稍微停几分钟,我要准备杂志,请你带回去。
”说着,他用手碰了我一下,我就知道他有话跟我说。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以后,车停在门外,我就跟着恩来同志到里边一个房子里,他就借这个机会说:“我们谈一刻钟。”趁这个机会,他就把胡宗南主要的情况向我问清楚了,然后就让办事处人员把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书报放到汽车上,把没有打包的书给我几本,我拿在手。
国民党军统西安站,是派人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就把这个情况向胡宗南报告了,说是:有一辆汽车,有一个人,到八路军办事处,几点几分去接,几点几分去送,送的时候几点几分出来,临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包东西,手里拿的反动杂志。胡宗南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周恩来到西安 ,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46年了,当时胡宗南准备送我到美国留学。我在清华大学没有毕业,如果到美国进大学,太吃亏了,当时我已经26岁了。所以我想用我哥哥的文凭。我哥哥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我就去南京办这个文凭。
那时我们在西安有电台,就报告了延安,也报告了周恩来。他说,我到南京以后,他要找我谈话。当时内战的气氛比较浓了。找我联系的人说:“到了南京以后,头一个星期上午都不要出去,很可能有人找你,找你的时候他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月初,我到了南京。6月10日上午,有一个人来了,个儿不高,说:“胡公找你。”我就跟他走了。走到很僻静的地方,他说他叫童小鹏。我上了车,就到了梅园新村30号,当时是中共代表团驻地。
见到董必武,他说:“有一件事情要恩来同志跟你谈,他马上就回来。”不久,周恩来回来了。他说:6月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到延安,讨论研究东北停战。9日还是坐马歇尔的专机回南京。到延安以后由于一直开会,没睡觉,所以上了飞机以后,就很累了。
当时因为要找你,我就把你住的地址写在一个小本上。小本子上写的其他事情无关紧要,就是写的你的地点,还写着一个“熊”字。这个小本子我就放在衬衣口袋里,以为这样很保险了。结果呢,由于太疲劳了,在飞机上睡着了,一直到飞机降落到南京我才醒来,醒来以后匆匆忙忙地回到梅园新村,结果一看,本子不见了。
我想一定是睡着了,衬衣口袋没扣,掉到马歇尔专机上了。过了一会儿,马歇尔派他的副官,给我送了一份密件,拿火漆封了,当面交给我,里面就是这个小本子。
他们是一定照了相的,小本子的内容他会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会不会告诉蒋介石。如果告诉蒋介石,“军统”或者“中统”马上就会抓你。但是我跟董老反复商量,马歇尔也可能不告诉蒋介石。
因为如果告诉了,抓了你,他这个调处人的面目就不存在了,那他就不是中立的了。但是从最坏处做打算,你还是做这个准备,离开南京到上海,到思南路找王炳南,我已经告诉王炳南了。你到上海住两个星期,你也向西安问问情况,我也通知西安,如果有什么动静,在南京有什么动静,就通知你马上到思南路找王炳南,送你到苏北。如果没有事,你还照样回西安。
两个星期以后没有事,我就又回西安了。
飞机上丢了小本子的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但是他对我讲,他已经报告了中央,请求处分。这让我确实感到非常震撼。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不仅向我讲,而且向中央报告,请求处分。这种光明磊落,我确实从来没见过。
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想讲,不想写。后来有些同志讲,这表现了周恩来伟大的一个侧面,还是讲吧,对大家有教育意义。
韩素音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龚澎的同学,从1956年开始,经龚澎介绍她每年差不多都到中国来一次,有时候来两次。她是个作家,社会关系很广泛,可以向外国介绍新中国。1966年,她来中国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起来。1967年她要求到中国来,当时的电报都送给“文革小组”了,康生看到了,说韩素音这个人要查一查。
韩素音的父亲是中国人, 母亲是比利时人,韩素音“自传”里都写了的,她没有隐讳。她最初嫁给国民党的一个少将,曾经是驻英国的武官,解放战争时期做过国民党的师长,被我们打死了。然后她又跟一个美国记者恋爱,而这个记者在朝鲜战争中被打死了。
她后来的丈夫陆文星,是印度工程兵上校,尼赫鲁的亲信。这个情况,康生一看,说:“这显然是国际特务,怎么对外友协邀请这样的人!”康生送给江青,又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画了个圈,没有说什么。
1969年,韩素音来了。周总理向毛泽东汇报了。我在英国当代办的时候,就跟韩素音认识。每次韩素音到国内来,都是对外友协派个翻译全程陪同。谈话,主要是龚澎。最后由中央领导,周总理或陈毅接见她。当时龚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周总理就让我跟龚澎一块儿接待她。
周总理对龚澎和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几年来,我们使馆的大使都撤回来了,对外面的情况毫不了解。“文化大革命”,中国究竟怎么样,外国人也不了解。所以韩素音来了以后,可以向她多了解国际情况,让她在国内,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去几个地方,可以让她定。
还说,她来了以后,在北京可以安排四个人:第一个,郭沫若,让郭老请她吃一次饭。第二个,你去找梁思成,让梁思成会见她。再找钱伟长和她谈一谈。还要让周培源夫妇在家里搞个小茶会,欢迎韩素音。你都不要参加,让她随便谈。
郭老好说。梁思成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正在害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就到北京医院告诉梁思成,说总理请你会见韩素音。他一听到这话就痛哭流涕。因为在这个时候周总理让他会见个外宾,就等于解放他了。钱伟长当时是清华大学教授,由迟群管。
1969年迟群还不像后来那么太坏,他同意钱伟长见,他要派人看着。我找了周培源夫妇。周培源夫人王蒂澂开始不同意,说:“唉,我到现在为止,海外关系还没搞清呐,又搞海外关系。”后来周培源说:“向晖同志来了,总理要我们办。”她说:“那有批件没有?”我应声说:“带着呢。”周培源说:“还要什么批件哪!”就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