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祖居 周恩来与邓颖超 生死线上的爱情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妻俩在长征路上,只有两三次得以短暂相聚,互相照顾,而且都是在互相需要之时。
在部队攻克贵州黎平后,邓颖超肺病发作,大吐血。周恩来非常着急,接邓颖超到他住的地方进行照顾。当时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部队进行整编,周恩来忙得也没能好好照顾邓颖超。1935年3月干部休养连在贵州盘县五里牌被敌人的飞机轰炸,伤亡十几人。
毛泽东、周恩来半夜赶来看望休养连的同志和伤病员。周恩来走到邓颖超身边,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小超,你受惊了!”临别时,周恩来深情地望了邓颖超一眼,说:“小超,你也快休息吧!”只说了几分钟话就走了。这就是周恩来能给邓颖超的安慰与关怀,他还有更多更紧急的军情要处理。
有几回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干部休养连,周围的同志看到了叫唤:“毛主席和胡公来了!”(“胡公”是大家对胡须既长且黑的周恩来的美称)周恩来走到邓颖超身边,只能谈上三言两语又走了。处于当时的境地,周恩来和邓颖超互相能看上几眼就心满意足了。
在长征的日子里,周恩来常常整夜不睡,到毛尔盖前就累坏了身体。到毛尔盖后,粮食缺乏,周恩来同大家一起吃野菜,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
周恩来一连几天发高烧,不能进食,肝部肿大。邓颖超急急赶来了。
这时,邓颖超仔细端详着自己的爱人。只见他昏迷不醒,皮肤蜡黄,躺在木板床上。坚强的邓颖超禁不住潸然泪下。
周恩来的病最初被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一一疟疾来治,但几天后烧仍不退,病情加重。玉斌、李治两位医生检验后,确诊是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疡,急需排脓。但在这种环境下无法消毒,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医生只能让警卫员到60里以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冷敷在周恩来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再发展,引导向下排脓。为了防止溃疡部位化脓穿孔引起腹膜炎,就用口服药停止肠蠕动。
三天三夜,周恩来昏迷不醒。邓颖超当时也在病中,但谁劝她休息都不管用,一直守护在周恩来身边。
周恩来昏睡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了点稻草,和衣躺着休息。她哪里能睡得着呢?她把周恩来脱下的灰色羊毛背心拿过来,在油灯下抓虱子,一共抓到100多个虱子,挤虱子的血把两个指甲都染红了。
像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总是有极强的生命力。阿米巴肝脏癌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极个别患者在肝化服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过肠子排出体外,才得以活命。周恩来就是这种极少见的病例之一。靠着用冰块局部冷冻的办法,从上午10点钟敷到下午五六点,周恩来逐渐清醒,不时地呻吟着,并说肚痛。
邓颖超和医生把他扶起来,排出了半盆绿色的服来。高烧慢慢退了。周恩来终于清醒过来,睁开眼睛,这才发现邓颖超在他身边。周恩来感到有点意外,问:“小超,你什么时候来的?”
邓颖超三天三夜没睡,原来苍白的脸更见瘦削,眼窝深深陷了进去。周恩来满含深情地看她,怜惜地叹了口气。
局势十分危急。8月11日,周恩来刚苏醒过来,就给一、三军团去电,要他们坚决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在七天至十天内北上。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要过草地了。正在病中的周恩来又连续发了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身体十分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军也不行。
从来不愿坐担架的周恩来只能被抬着过草地了。陈赓自告奋勇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抢着来抬担架。在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一片片散发出腐臭气味的淤污黑水中,杨立三和战士们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双肩也被磨破了。
周恩来看着这一切,心里十分难受,多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下来。邓颖超骑马走在他后边。草地的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倾盆,时而漫天飞雪,冰雹乱砸。
人马稍一不慎陷入泥潭,就有可能被泥潭吞没。过草地的第一天,天忽降大雨,邓颖超为了要赶上周恩来,一下陷入沼泽。她从马上摔下来,陷进泥潭里。她一动也不敢动,不然会愈陷愈深。
前面的队伍已走很远,后面队伍没到。过了好长时间,后面的同志才走来了,赶紧小心地把她慢慢拉出来。邓颖超全身连泥带水,而她骑的那匹马已被泥潭吞没!第二天她就发高烧,拉肚子。周恩来也在发高烧。医生手中仅有一支退烧针注射给周恩来。周恩来的烧奇迹般地退了,邓颖超也凭坚强的毅力挺过来了。
进入草地第三天,红军碰上一条宽40多米、深1米多的河。刚下过暴雨,河水很深,水流也急,下面又有淤泥。从江西出发一直抬着邓颖超的担架员刚跳下河,一下子被水冲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动员大家解下绑带,连接起来,派人牵着先过河去,系在对岸的树上,然后大家扶着绑带绳过河。
毛泽东、周恩来和红军指战员都过河了。干部休养连的同志身体虚弱,扶着绳子也经不住水流冲击。警卫营的小伙子们又跳下水,站在激流中用身体挡住汹涌的水势,让伤病员和老同志从他们身旁安全通过。
战士们要把患病的邓颖超抬过去,但她坚决拒绝了。她咬着牙,扶着战士们的肩膀,走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摇摇晃晃过了河。
过草地七天七夜,邓颖超几乎没吃一粒米。最后一天到草地的最后一站巴西时,邓颖超已经拖得不成人样了。终于见到了房子,大家都很兴奋。那种房子是上下两层的,上层住人,下层养牛羊。邓颖超支撑着疲惫到极点的身子,走进房子,一下子倒在满地的牲口粪中,再也没有气力上楼了。她在地上躺了两个多小时,慢慢才有气力起来。当时,蔡畅和其他同志来看她,以为她活不成了,都伤心地哭了。
然而,周恩来和邓颖超凭顽强的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缠身的病魔,随红军胜利到了陕北。周恩来回忆说:
对我们来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是在长征的过程中……特别是我们穿过接近西藏的大草地的时候,我们的状况处于绝境。我们不仅没有吃的,我们也没有喝的。然而我们活下来了。
邓颖超也回忆说:
不管如何凶恶的敌人,不管如何难渡的天险,不管如何艰苦的生活,这一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凭着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和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
……长征期间,我正患着严重的肺病,沿途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很多的照料和帮助。我也同样地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和战士们、同志们相互鼓舞。有些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患重病的人,竟然也能坚持到达了陕北。奇怪的是在一年长征的锻炼,我的肺病竟不药而愈了。
长征中邓颖超患有肺病,常使她发着低烧。她的担架枕边放着一个小茶缸供吐痰用,痰中常带着血丝。同志们都十分担心她的身体,但邓颖超以顽强意志战胜了病魔,还浑然忘我地抱病照顾和抢救其他同志。几十年后,当医生把邓颖超可能得了恶性肿瘤的事情告诉她时,她微笑着说:“好吧,既来之,则安之,就照医生们的意见办吧。
你们也不要紧张、着急,实事求是嘛!如果是恶性瘤子那也是客观存在,不用害怕,我们就一起‘革命’,和它作斗争。”
周恩来在教育晚辈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说的一番话,成为他们一生爱情的写照,也是我们今天理解他们长征岁月的一个注脚:
当年决定献身革命的时候,我就考虑,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的。接着,就和她通起信来了。我和你们七妈在共同的斗争中和长期的通信中,相互了解的基础是坚实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险阻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结合是一种高尚心灵的联盟。他们一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坚忍不拔的毅力,惊人的胆识与才干,高尚的品德与情操,豁达大度的襟怀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他们的爱情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放出璀璨的光彩,成为世人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