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美女潘素 “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初见潘素惊为天人

张伯驹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并称“四公子”。除诗词学家而外,张伯驹还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京剧艺术研究者等身份于一身。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在上海“花界”遇上潘素,成就了一段姻缘。婚后在张伯驹的大力栽培之下,潘素成为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本文选自《人物》杂志2009年第7期,记录了张潘二人情定三生的经过。作者蔡登山。

说到张伯驹,人们马上想到“民国四公子”,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并称“四公子”。又和袁克文并称“中州二云”,所谓“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他号丛碧主人、冻云楼主,而袁克文号寒云主人。

除诗词学家而外,张伯驹还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京剧艺术研究者等身份于一身。国画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生于1897年,字丛碧,河南项城人,从小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张伯驹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

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其后在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曾任过提调参议。但他从内心厌倦军队生活,认为当军人是一种耻辱,便不顾双亲和众人的反对,毅然退出军界。

此后,他把兴趣转移到读书,陶冶性情的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利用自家的优越条件,在家藏的古典文史书中找到了一方驰骋的天地。他乐于和文人雅士们交往,经常和他们一起聚会,一起歌吟畅咏,填词作画。

张伯驹首先是个词人,而这也是他最为看重的身份。张伯驹30岁开始写词,写作时间长达55年,学者姚平认为他是当代最重要的词人之一,除沈祖棻等人外,罕有其匹。其词作情深意厚,天趣盎然,被誉为词人之词。周汝昌先生在《张伯驹先生词集序》中这么赞道:“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作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

此盖天赋与功力,至厚至深,故非扭捏堆垛,败阙百出者所能望其万一。

如以古人为比,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这种比拟,是论人之气质,词之风调,而不涉乎其人的身份经历之异同……古往今来,倚声填句者岂止万千,而词人之词屈指可数。

以是义而衡量先生之词,然后可以不必寻章而摘句矣。”张伯驹的词中写情的不少,但不同于表哥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的欢场女子,张伯驹几乎只写给一位女性,那就是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潘素。

潘素原名潘白琴,1915年生,苏州人氏,乃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亦出自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她卖人欢笑场所。

张伯驹的好友孙曜东这么回忆:“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

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

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其时张伯驹已有三房妻室,元配夫人李氏、二夫人邓氏皆不能生养,在“无后为大”的原因之下,又有三夫人王韵香。

孙曜东又说:“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

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

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

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

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张伯驹晚年所写的《瑞鹧鸪》:“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即是追忆他与潘素情定三生的情景。

而婚后在张伯驹的大力栽培之下,潘素成为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名作家董桥在《永远的潘慧素》一文中说:“潘素跟过朱德甫、汪孟舒、陶心如、祁井西、张孟嘉学画,跟过夏仁虎学古文,家藏名迹充栋,天天用功临摹,画艺大进,张大千赞叹‘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北京官方拿她的山水当礼品赠送铁娘子、老布什那些外国元首。”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为潘素的《溪山秋色图》题跋:“慧素生平所作山水,极似南朝张僧繇而恪守谢赫六法论,真没骨家法也,此幅白云红树,在当代画家中罕见作者。”

于张伯驹的词中,我们不难体味张伯驹对这份得来不易的良缘的庆幸和满意。张伯驹在婚后偕潘素登峨嵋山,写下:“相携翠袖,万里看山来。云鬓整,风鬟艳,两眉开,净如揩。”而每逢佳节良辰,张伯驹总有词作赠与潘素。尤其是每年元宵潘素的生日,张伯驹往往显得特别动情,他写下《水调歌头·元宵日邓尉看梅花》词云:“明月一年好,始见此宵圆。

人间不照离别,只是照欢颜。侍婢梅花万树,杯酒五湖千顷,天地敞华宴。主客我与汝,歌啸坐花间。

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壁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张伯驹与潘素宛如“梁鸿与孟光”,他们不但“举案齐眉”,而且要“日随肩”,这真是令人只羡鸳鸯不羡仙了。

还有“白首齐眉几上元,金吾不禁有晴天。年年长愿如今夜,明月随人一样圆。”“齐眉对月,交杯换盏,犹似当年。红尘世上,百年余几,莫负婵娟。”“白头犹觉似青春,共进交杯酒一巡。喜是团圆今夜月,年年偏照有情人。”

在两人结合40年后,年近八旬的张伯驹到西安女儿家小住,与老妻暂别,仍然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送给潘素:“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70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的张伯驹老两口,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度日。

尽管如此,王世襄说:“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