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素年轻时的照片 潘素 — 好的爱情 把你变成更好的自己
好的爱情,能够唤起彼此最好的一部分,把你变成更好的自己。
潘素和张伯驹就是如此。
见过潘素年轻时的照片,她身着一袭黑色旗袍,长身玉立,冰光雪艳,像是从白先勇笔下走出的人物。时隔半个多世纪后,香港的董桥见了这张照片还是大为惊艳,直呼为“永远的潘慧素”,在他的眼里,照片中人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其实就这张照片来看,潘素一张俏脸上并无半分笑意,与其说温柔,倒不如说是冷艳,犹如她身旁的那株寒梅,悄然盛放于冰天雪地之中,有暗香浮动。
潘素的气质本就不同于一般的民国女子,张伯驹的老友说她“身上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她幼时家道中落,受过贫寒,日后却能散尽千金,并不以金钱为念,她身上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也有杀伐决断的一面。
就像她擅长使用的琵琶,婉转时如间关莺语花底滑,铿锵时若铁骑突出刀枪鸣,琵琶从来都是一件有杀气的乐器,只是多数时候敛于玲珑温柔的外表之下而已。
潘素的琵琶是母亲找人教她的。她祖上虽是前清状元,至父亲时已经没落,母亲还是聘请名师教她音乐绘画。潘素13岁时,珍爱她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娶了个继母,两年后,继母将她卖入青楼,理由居然是她弹得一手好琵琶。
在上海天香阁迎帜接客的时候,她叫潘妃。那时的上等妓女走的都是风雅路线,潘妃虽擅琵琶,也能画几笔,可文化水平不高,当时在上海滩跑红走的是另类路线。她谈吐不俗,善于周旋,来往的大多是上海的白相流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黑社会。黑社会们喜欢文身,受此影响,潘妃的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
这样的女子,搁在万紫千红中,完全就是一朵野玫瑰。
张伯驹到上海“走花界”时,一眼就相中了这朵野玫瑰,提笔写了副对联送给她:“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那时候的文人墨客好像都爱卖弄藏头的技巧,这副对联就把潘妃的名字嵌了进去,还一口气用了好几个典故,把潘妃比作绝代佳人王昭君。李碧华写《胭脂扣》时也如法炮制,让十二少送了副对联给如花,上书“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
这一招看来很有效,自古佳人爱才子,潘妃当时原已和一个叫臧卓的国民党中将谈婚论嫁,却对张伯驹一见倾心。用孙东的话来说,是“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臧卓一气之下,把她软禁在一品香酒店里。张伯驹急切下向老友孙东求助,在孙的帮助下,他们坐车来到一品香,买通了守在外面的卫兵,接出了潘妃。这个时候的潘妃,眼睛已经哭得像桃子一样了。
“救风尘”的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妃20岁,从那以后,不管命运如何变幻,她都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
张伯驹在潘素的家乡迎娶了这位苏州美女,两人一同皈依在印光法师门下,法师为他们起了慧起、慧素的法号。此后,那个臂上刺着一朵花的潘妃已成历史,她改名潘素,洗尽铅华,将往日的万种风情,只说与他一人听。
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儿,和袁克文、溥侗、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公子们大多滥情,“平生无所好,所好是美人”,只有张伯驹对潘素称得上一往情深。他遇到潘素时,家中已有三房妻妾,后来却再也没有过风流韵事。之后两个妾都离异了,陪在他身边的,只剩下潘素一人。
从遇见潘素为她写下一首《浣溪沙》后,张伯驹词中的写情之作几乎只为她所作。每逢佳节良辰,张伯驹总有词作赠与潘素。尤其是每年元宵潘素的生日,张伯驹总会特别动情,我们来看他笔下那些深情的词句:
主客我与汝,歌啸坐花间。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璧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
白首齐眉几上元,金吾不禁有晴天。年年长愿如今夜,明月随人一样圆。
白头犹觉似青春,共进交杯酒一巡。喜是团圆今夜月,年年偏照有情人。
这些词写于不同的年代,一以贯之的是张伯驹对潘素的一往情深。纳兰容若的悼妻词,姜夔的怀旧词已经广为人知,若能将张伯驹的元宵词收为一集,亦足以在词史中别具一格。
张伯驹对潘素的意义,当然并不只是简单的救风尘,而是发掘了她的“慧根”。他发现了她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她。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又随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习画,同时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蜕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
潘素画艺日益精进,之后选择专攻青绿山水画。想来青绿山水这类画和她端凝的气质甚为相宜,她的山水画作曾作为礼品赠送给英国首相、日本天皇等外国领袖。她曾经和张大千三次合作,张大千这样评价潘素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张伯驹诗词书画无一不精,却对潘素的画艺甘拜下风。他曾经为潘素治了一方印章,上面刻着“绘事后素”四个字,自谦他的绘事在“素”之后。这四个字还成就了一段巧对的佳话:汤尔和喜欢吃粤人谭篆青的谭家菜,为了一饱口福,委任谭篆青为秘书,有人出了个对子的下联“谭篆青割烹要汤”,夏仁虎久闻论者爱说张伯驹绘画不如潘素,顷刻对出上联,“张丛碧绘事后素”(张伯驹号丛碧主人)。
董桥认为,论画,潘素要强于张伯驹;论字,张伯驹则要强过潘素,潘素的画加上张伯驹的字是最佳。幸运的是,这对伉俪经常合作,潘素绘画,张伯驹题字,堪称天作之合,连董桥都为没有收集到这样的璧合之作而遗憾。
左张伯驹作品,右潘素作品
张伯驹和潘素,不仅仅是志趣相投,更有着精神上的相契。
这对才子佳人的身上,实际上都有着侠肝义胆的一面。张伯驹一生不乏义举,在表兄袁克定落魄的时候,能够照顾他达十年之久。他倾家荡产收集国宝,却能将其中绝大部分精品都捐献给国家。
潘素也有侠女之名,成就此名的是1941年一桩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的人是张伯驹,绑匪狮子大开口索要300万赎金,实际上看中了张家收藏的珍贵字画。潘素执意不肯变卖藏品,而是通过四处借贷、变卖首饰等,凑齐20根金条赎回了被绑架八个月之久的张伯驹。潘素的侠女风范可见一斑。
张伯驹为收藏字画,常一掷千金,甚至不惜变卖房产,家里人都骂他是败家子,唯有潘素百般支持。1946年,为了不使国宝隋朝展子虔的一幅青绿山水画《游春图》被贩至海外,张伯驹和潘素将名下的房产(曾是李莲英的旧居)卖给了辅仁大学,用售得的美元换成220两黄金,潘素又变卖了首饰,凑成240两黄金将其买下收藏。
▲张伯驹曾收藏的展子虔《游春图》
据章诒和回忆,解放后,张伯驹看中了一张古画,回来向潘素要钱,这个时候张家的家境已非昔日可比,见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索性躺倒在地,任她怎么劝怎么拉也不起来。直到潘素答应拿出一件首饰换画,他才从地上翻身爬起,拍拍身上的泥土回屋睡觉去了。这样的行为天真得像个小孩,潘素却从来没有嫌弃过他身上的孩子气,而是以温柔的母性包容着他。
张伯驹收藏过许多国宝级的字画,其中有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黄庭坚的《草书卷》、李白的《上阳台帖》等。康生曾把李白的《上阳台帖》借去观看,一看就不准备还了,后来几经周折才要回来,也因此埋下了祸根。
对这些散尽千金换来的、拼了命保护的字画,他们却选择在1956年后,陆续捐给了国家,上面提到的字画都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张伯驹曾不止一次表示,他买这些字画,不是为了占有,而是怕它们流入外国。他曾在《丛碧书画录•序》中写道:“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当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曾专门签署“褒奖状”表彰张潘夫妇二人的爱国之举。这张象征着荣誉和肯定的奖状,被张伯驹夫妇随意地挂在了屋子里紧悬屋梁不显眼的一处,落满了灰尘。
▲张伯驹
身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前半生享尽了荣华富贵,后半生却并不平顺。他先后被打为“右派”“现行反革命”,曾经的翩翩公子变成了生活无着落的落魄老头。北京后海一座普通四合院,是张伯驹最后的住所。他们住的四合院已成大杂院,两人只有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存身。没有户口、单位,就无粮票、收入,家里早就被抄尽,有一年多,他俩全靠亲戚朋友接济。
在这样的环境里,潘素仍然守在张伯驹的身边,给北京国画工厂画五分钱一张的书签,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在章诒和的笔下,潘素对张伯驹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
潘素的画
张伯驹对潘素,又何尝不好呢。黄永玉回忆说,有次看见张伯驹独自在西餐厅用餐,吃完后,将四片面包抹上黄油和果酱,用小手巾细心包裹好,带回去给家中的潘素。这个举动,总让我想起郭靖带零食给黄蓉吃的那一幕,却更为动人。
对于处境的变化,张伯驹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计较,王世襄说:“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二十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他曾对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说:“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就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也是这样。”
看到这里,我们也忍不住像章伯钧那样击节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张伯驹、潘素夫妇参观故宫后在护城河留影
高压之下,不少人丑态毕露,但真正高贵的人却会在黑暗中绽放出高洁的一面来,那是人性的微光,使人类文明不至于堕入无底的黑暗。
张伯驹和潘素这对看似柔弱的才子佳人,又一次展现出他们的侠风。
章伯钧和他们只不过是君子之交,但在章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去世之后,张伯驹和潘素夫妇费尽周折,终于辗转找到了章伯钧的遗孀李健生的新家去慰问,这个时候,章伯钧生前的故交大多已对这家人避之唯恐不及。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为之感慨万端:“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
潘素的《秋山红树图》
潘素的侠女风范,也并未因“文革”的到来而失掉。据《一代名士张伯驹》记载,“文革”初期,长春有人贴张伯驹夫妇的大字报,潘素的罪状中,“江南第一美人”竟然也算一条。潘素见了,针锋相对地贴出一张大字报——“江南第一美人是何罪名?”并在其中列出了他们夫妇捐献国宝等爱国之举。令批判他们的人哑口无言。
在那个年代,张伯驹和潘素早已不再锦衣玉食,匮乏的物质生活却并没有磨灭他们对诗情画意的追求。
有一年元宵节的夜晚,大病初愈的张伯驹对潘素提议:“桑榆未晚,我们再搞一次合作,你看如何?”于是,潘素在操持家务之余,开始创作花卉。她先画了一幅《自梅》,张伯驹配以《小秦王》词牌:“寒风相妒雪相侵,暗里有香无处寻。唯是月明知此意,玉壶一片照冰心。”
潘素有一幅《素心兰》,张伯驹为她配了一首诗:“予怀渺渺或清芬,独抱幽香世不闻。作佩勿忘当路戒,素心花对素心人。”
红尘浊世中,他们就是一对永远保持着单纯之心的素心人啊。
在历经劫难之后,岁月已经侵蚀了潘素的美貌。晚年的潘素头发短短的,董桥不无惋惜地说她“一脸的刚毅深深藏着红色中国的几番风霜”。
可几番风霜并未改变张伯驹对她的深情。1974年,年近八旬的张伯驹到西安女儿家小住,与老妻暂别,仍然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送给潘素:“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那个时候,她嫁给他已经40年了,他对她的爱意仍一如初见。
作者:慕容素衣,本文摘自慕容素衣新书《时光深处的优雅》,书写林徽因、孟小冬、张爱玲、陆小曼、张充和、杨绛等24个魅力女子的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