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海除三害 袁世海谈“三代领导人与京剧”

50年的共和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0年的京剧也经历了同样的运行轨迹。当袁世海这位几乎穿越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老人,与我们漫谈"三代领导人与京剧"这个话题时,其意义恐怕就已经远远超出其个人经历,甚或是中国京剧的一段历程的范畴了。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袁世海接触最早、最多的是周总理,印象最深的也是周恩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袁世海33岁。他自8岁登台、10岁入"富连成"学艺,成为广受赞誉的"科里红";成名后再拜于"架子花脸"名家郝寿臣的门下。三十年代末起他与余叔岩先生的关门弟子李少春演"生、净对儿戏",到新中国诞生时,已成为唱红大江南北的"黄金搭档"。

1.周恩来亲自到后台与演员握手寒暄,蒋介石是坐在沙发上"召见"

袁世海第一次与周总理见面相识,是在1949年7月,他和李少春被邀请到怀仁堂演出《野猪林》。"当时怀仁堂的后台设施还比较简陋,我们勾脸、卸妆都在衣箱上。演出结束后有人传话说:‘周副主席来看大家了!

’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只见周副主席身穿一套灰布中山装来到后台,挨着个儿和大家握手,嘴上还不停地问候:‘辛苦啦!辛苦啦!’我和少春站在最里边,轮到和我们俩握手时,只听他说:‘我们解放区也有这出戏,叫《逼上梁山》,今天看了你们的戏,你们演得很好,很好。’"

这是袁老第一次接触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给他的深刻印象是"人很有精神","非常之热情",这使他不由得回想起解放前在南京见到蒋介石时的情景:"1946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大’会议,我们当时先在上海演出,接到命令调往南京演出一周。

演完戏这位蒋总统召见我们,他坐在沙发上,我们这些演员排着队走到沙发前和他握手见面。当时梅先生第一个和他握手,他从沙发上欠欠身,然后是程先生、马先生、周信芳这些前辈,我年轻自然排在后边,轮到我和他握手时,连欠身都没有了,但那时就觉得不错了。

怀仁堂见到周副主席,是他来到后台,走到每个人面前来握手,无形中就成了一种对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袁老说解放时他对共产党缺乏认识,只听过"一把菜刀闹革命",周恩来的谦虚、平易近人使他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

2.周恩来问:"你是不是项城人?"弄清袁世海与袁世凯毫不相干,与陈毅哈哈大笑,再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中国戏曲家协会举办的一次活动上,周恩来、陈毅老总走到大家中间打招呼、通报姓名。周恩来像想起什么似地问袁世海:"你是哪里人?是不是项城人?"答:"我是芦沟桥人。

"总理说:"噢,我还以为你是河南人呢!"———袁世海心里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在许多人脑海里,都把他的名字同那个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袁世凯正是河南项城人。其实袁世海本名袁瑞林,进"富连成"排世字辈,改名袁世海。总理明白了:"呵,原来不是一回事呀!"总理和陈老总哈哈大笑。

3.周恩来对霸王脸谱提出疑问;亲自将《安天会》改为《闹天宫》,喻意"闹联合国"。

"周恩来懂戏",这是袁老的切身体会。"那是1954年,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回来后,提出文艺先行,派文艺团体去东南亚访问演出,京剧《霸王别姬》、《除三害》、《闹天宫》列入出访戏单,审查节目那天总理来了。霸王一出场,黑眉黑脸,总理问身边人:"这是什么戏?"答:"《霸王别姬》。

"问:"这是谁?"答:"这是霸王"。问:"世海同志在吗?"身边人赶紧去找,这时袁世海正在后台勾《除三害》周处的脸谱呢,听说总理找心里有些紧张。

来到总理面前,总理问:"你演过《霸王别姬》,你勾过这样的黑脸吗?"袁世海心想:我七八岁跑戏园子听蹭戏的时候就知道霸王的脸模样了,后来在科、出科,和"小梅兰芳"李世芳唱这出,再后来和梅先生本人也唱过这出,记不清当了多少回霸王了。

可这"揉"黑脸的主意是一位领导同志出的,我没法说呀。周总理见状说:"他不说话,说明他不是这样勾的,那你们为什么要改呀?"答:"我们怕外国朋友看不懂。"总理哈哈大笑:"那前些天印度舞蹈团来中国演出,咱们懂吗?"总理又说:"我看过杨猴子(即善演猴戏的杨小楼)的《霸王别姬》,他的脸谱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京剧的脸谱,一要性格化,二要有美感。"听了总理的话,袁世海内心敬佩不已。

对另两出戏,周恩来也认真审查,精益求精,一个细节也不放过。当时对《除三害》中王俊这个角色的身份有两种处理意见:旧说王俊是太守,与周处的父亲———前任太守是故交,所以扮成老百姓劝导周处弃恶从善;新说则以王俊本来就是老百姓,与周父是故交,他从维护百姓利益的角度点醒周处,使他明白自己已成"三害"之一,从而幡然悔悟。

周恩来一听就说改得好,有利于教育失足青少年改恶从善,剧本就这么定了。

《闹天宫》原名叫《安天会》,也是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改的,当时的喻意是"闹联合国",成为新中国外交斗争的一部分。后来这几出戏先后在印度、缅甸、印尼、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巡回演出,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国际影响。

袁老说,毛泽东喜欢京剧,联欢会上经常约一些京剧演员演唱,有时他一边听还一边打节拍,跟着哼唱。袁世海和李少春的演出,毛泽东早就观看过,据当时在政务院负责文化工作的钟灵同志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对两位艺术家的演出给予过高度评价:"鲁智深有个性,花和尚演活了。

"不过当时袁世海本人并不知情。回忆起这段往事,袁老说,"电影《开国大典》中有一段镜头,毛泽东自己一个人出去走一走,赶上看戏"也凑上去看得有滋有味,现实生活中还真有这样的事。

记得刚解放不久,有天晚上在长安大戏院演出《野猪林》,当时我们只顾了演戏,第二天遇见马燕翔同志,他说:‘你们昨天演得真好啊,观众的反应也很热烈,可把我们给紧张坏了。’我正纳闷,他又放低声音说:‘昨晚毛主席也在看戏,主席只带了一个随行人员,还不许往外说。’这一说我才明白过来,难怪马燕翔说他紧张一点都不知道。"

4.毛泽东说:"啊,什么,你是袁世凯?"笑与袁世海握手。

袁世海第一次近距离和毛泽东接触是在上海,中央召开的一个工作会期间,还是周恩来引见的。袁老回忆说:"那天晚上在锦江饭店有个联欢会,会场上摆了一圈方桌,上海演员、北京演员三俩人一桌,我和少春同桌。周恩来在会场上找这个、问那个,和大家一一寒暄后坐到我们这桌,毛泽东就坐在我们对面三层台阶上的主宾席,有时下来跳跳舞。

周总理说:‘上次看了你们的《野猪林》,很精炼。等一会儿,有机会我带你们去见毛主席。

’待一支舞曲完毕,周恩来走过去对毛泽东说了些什么,只见毛泽东站起身好像‘噢’了一声,走下三层台阶向我们俩走来,我和少春赶紧迎上前去,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这是李少春,这是袁世海。

’毛泽东听了有些打愣:‘啊?什么?你是袁世凯?’周恩来很能理解毛泽东这句问话,连忙解释:‘他是袁世海,大海的海。’主席笑了,和我们握手,很慈祥、和善。

我和少春都很激动。"袁老说40多年前的见面情景至今还能在他面前重现,"记忆太深了。"他从上海返回北京是在半夜。回到家中把女儿从睡梦中喊起来,"快起来和我握手,这是和毛主席握过的手!"全家人都很兴奋,他把和毛泽东见面的前前后后讲给全家人听,"她们全都洗耳恭听,高兴得不得了。"

5.照相时,毛泽东把演鲁智深的袁世海拽到前排自己的身边

在袁老家客厅里,有个大镜框镶着一幅他视若珍宝的黑白照片:当时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和京剧界众多著名演员同台合影,而袁世海就站在毛泽东身边。那是1957年5月,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这是当时的一件大事。5月2日晚,毛泽东和刘少奇、朱老总、周恩来、林伯渠等领导人到政协礼堂观看《野猪林》。袁老说:"这五位领导人一起观看京剧演出,在我的记忆中是罕见的。"

演出结束,着深色西装的伏罗希洛夫在前,穿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在后,走上舞台和演员握手、合影留念。毛主席用他的湖南话说:"演得好!演得好!""当时我站在第二排,毛泽东回过头来好像在找人,随后一把拽住我的戏装(就是鲁智深的僧衣),说:‘哎,你,前边!前边!’就在我被主席拽到前排的瞬间,摄影记者按动了快门……"

直至今日,每当说起那一时刻的感受,袁老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他总是说:"那是无上的光荣,无比的幸福!"至于那幅照片在"文革"中与他同遭厄运,却是后话。

6.毛泽东夸奖袁世海在《红灯记》中鸠山演得好,并对剧中细节提出修改意见

60年代,中央京剧院排练样板戏《红灯记》,不多久,毛泽东就来观看了演出。袁老回忆说:"我们在高兴、紧张中演戏,因为当时‘左’的思想意识比较浓,我们演反角的,心中‘闹鬼’,演日本鬼子、军阀,万一演好演不好的,最后,大家还是从艺术追求的角度统一了认识。

毛泽东看完了演出,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当时周总理、江青等人也在座。过了一段时间,上面又传达下来,说毛泽东还要看《红灯记》,这一下大家都紧张了起来:是不是演出中有什么问题?是表扬,还是批评?心里没底。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接见全体演员,轮到与我握手时,我有点紧张,没想到毛泽东却夸奖我:‘你这个鸠山演得很成功,跟谁学的?’我急忙回答:‘一个是导演的教导,一个是读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里面有日本人土肥原……"接着,毛泽东又提出戏中的一个细节应修改,就是李玉和要出门,铁梅说,‘爹,外面天冷,您带上围脖’毛主席说:‘围脖太普通化了,虽然是现代戏,但京剧还是要雅一点,围脖应改为围巾’。

这一来,大家的心里都踏实了。"

"文革"中袁世海未能逃脱受冲击的厄运,是周总理"解放"了他

袁世海是1966年8月被"专政"的,"先专政后抄家"。

7.批斗、抄家、向马桶"低头认罪",袁世海饱受皮肉与灵魂被"触及"之苦

批斗大会上,说他唱"黑戏",他不服气:"我唱的不是黑戏,毛泽东上台和我握过手,有照片为证",一句话未说完,一个大嘴巴扇到他脸上:"你用这张照片蒙人、蒙政治地位、投政治的机!"袁老还想辩解,一同挨斗的人拉住他的衣角,示意他别说了。

后来,那张照片被烧得只剩了毛泽东的头像,同时散失的还有张大千的画、徐悲鸿的画扇、老舍用8出戏名为他写的对子……

"为了让我低头认罪,造反派弄来一个马桶,让我向马桶低头,鼻子沾上屎才算。再后来,我就进了‘黑帮屋’,18个人里面有李少春、李和曾、剧作家范钧宏等。每天在长桌长凳前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谁也不许理谁。

不过这次学习也让我受益,我明白了中国、外国都有好艺术,生搬硬套是最没有出息的艺术家。有一次少春趁人不注意扔过来一个纸团,写着:‘三哥,咱们犯的什么罪?’我写了四个字又扔给他:‘体验生活’。"

8.周总理说:"这个鸠山有袁世海的形,没有袁世海的神,袁世海哪儿去了?"

直至今天,袁老还清晰地记得他从"黑帮屋"里"解放"的情景:

"那是1967年8月1日凌晨两点来钟,白天学习、劳动,夜里睡得正香的时候,院子里一声长喊:‘袁世海———出来!’当时我们18个黑帮9个人一屋,那8个人也全醒了,问我:‘您还有什么问题没交待吧!

’我说:‘您放心,没有啦。’我低着头进了军代表的房间,只听一句:‘你坐下!’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一年来听到的都是‘低头!

再低!边儿上站着!’军代表的第二句话更让我打鼓:‘向你祝贺!’祝贺?———是不是又要斗我?狐疑间听到了第三句话:‘你被解放了。

’当时我的脑子转不过来,就像戏台上听到了‘崩登仓’的锣鼓点,浑身直激灵。军代表说‘天亮以后你洗洗澡,换换衣服,准备晚上的演出。

是周总理解放了你。江青也说了,你对样板戏有功。’听了这话,我心里可受不了了,眼泪当时就流出来了,就觉得委屈:有功?有功凭什么还斗我,让我受这样的罪……"

被"解放"之后,他才听说了自己被解放的过程:

"1967年7月31日,周总理审查‘庆八一’的节目《红灯记》,看到舞台上的鸠山,周总理说:‘这个鸠山有袁世海的形,没有袁世海的神,袁世海哪儿去了?’旁边人答:‘专政了。

’问:‘他有什么问题?’答:‘还没下结论呢!’总理说:‘袁世海的情况我知道,幼年进科班,后来在社会上演戏,如果没什么问题,明天让他演吧。’"

就这样,袁世海从睡梦中被"解放"了,当日参加了《红灯记》的演出。此后作为反派人物的待遇是:不挂名、不谢幕,"我心想,不谢幕还可以早回家呢!"

袁世海"解放"一年以后,李少春才被放出来,"我从小家里穷受过苦,可少春是他父亲李桂春用无数金钱和心血培养出来的,受这样的挫折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后来在一次排演中他突然倒地,摔掉两颗门牙,然后一病不起,去世时才50多岁",每说至此,这位30年代即以念白喷字吐音赢得"斩钉截铁"之誉的"三哥",总要发出声声长叹:"可惜呀!可惜……"

如今,他从新华社复制的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与5位领导人的合影照片、他的夫人迟福媛于抄家时藏到被套里得以保存的一帧和周总理等人的合影照(见一版),都摆放在他木樨地的新居中,"周总理对我有‘解放’之恩,他有句话我始终不敢忘:活到老,学到老。"

在与邓小平同志不多的接触中,袁世海和中国京剧院的演员们感到了他对京剧的关爱,邓小平对京剧的"解放"功不可没 1977年国庆期间,也是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日子里,袁世海所在的中国京剧院排演了一部表现义和团妇女反帝抗清的历史剧《红灯照》。

9.邓小平同志观看毛泽东点题的新编历史剧《红灯照》,充分肯定并提出建议

当时的中央领导、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来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这出由杨秋玲、刘长瑜、张春华、李嘉林、俞大陆等中年演员担纲的新戏。袁老回忆说,面对面地见到邓小平同志,这是第一次。邓小平同志向陪同看戏的袁世海打着招呼:"您好您好,咱们坐下看戏。"

这出《红灯照》能在"四人帮"倒台一年后就与公众见面,其中有段插曲。其实,最初提议编演这出戏的是毛主席。1964年,在中南海的一次联欢会上,毛泽东向中国京剧院的演员谈起,在义和团运动中有一支年轻的妇女队伍,她们在月光下举红灯习武,立志赶走洋人推翻西太后,是个很好的戏剧题材。

剧院领导得到这个信息后,曾组织力量赴天津调查、搜集素材,但由于当时江青插手文艺工作,在大力扶植革命样板戏的政治背景下,传统戏从1964年起基本停演,像《红灯照》这种新编历史剧也难以存活,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四人帮"倒台,剧院群众旧事重提,纷纷要求排演毛泽东指示的剧目。后由著名剧作家吕瑞明、闫肃联袂执笔,创作出《红灯照》剧本,由著名导演李紫贵执导,很快公演。

演出结束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接见了剧组主创人员,对这出新戏的创作演出给予了积极鼓励和肯定。邓小平同志说,"戏演得很好",同时也提出,剧本还可以再加工,再精炼些,故事性再强些。

10.邓小平一句"可以演",《杨门女将》等一大批传统剧得到解放,中国京剧迎来了新的转折点

谈话间,邓小平同志向杨秋玲提起60年代初她和京剧院四团的演员随周总理到缅甸访问演出的情景,现场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很多同志感叹:小平同志脑筋清楚,记忆力强。

轻松的气氛中,演员们———实际是整个京剧界压抑、困惑已久的一个问题,由因饰演穆桂英在60年代走红的杨秋玲提出:《杨门女将》这样的历史剧能不能演?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均明确表示:这个戏很好,当然可以演。

这一句"可以演",就成了中国京剧命运的转折点,如同历史剧、传统戏的解禁令,久违了的佘太君、穆桂英、李闯王、三国人物等又能以各自的精神光彩重现于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中,而人到中年的这一茬京剧演员,也将不致虚度到老年。终于听到渴盼了十余年的答案,演员们激动、兴奋,尽情地鼓掌。

就在这次接见谈话后不久,《红灯照》和《杨门女将》的剧本先后刊载于《人民戏剧》杂志,各地纷纷恢复传统剧目的排演,京剧又承载起展现5000年文明古国历史的重任……

时至今日,中国京剧院的员工们还对20多年前小平等中央领导观看《红灯照》的情景津津乐道。邓小平同志一生与京剧接触不多,"文革"前主要是周总理在关注这项工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精力放在国家经济命脉上,看戏的时间比较少,但他仍然时刻关心着京剧事业的发展。袁老说他有一个深深的遗憾:没能和这位伟人合影留念。

身逢盛世,第三代领导核心更加关爱中国京剧;环境宽松,袁世海老人健康长寿

85岁的袁世海老人坐在江泽民总书记身旁,他说:"这让我有些不敢承当,在场的有那么多科学家、院士,我有何德能,坐在总书记身边?"这样的场景在元宵佳节、在新年联欢会上,有过多少次?他自己也说不清:"若干次了吧。"他只觉得和总书记交谈,气氛轻松,"比前人少了些拘束。"

如果从1949年那个炎热的夏季算起,袁老同党的三代领导人有了半个世纪的交往。改革开放后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第三代领导人对这位老艺术家的尊重,中宣部、文化部、国管局领导对他生活上的关照,使他一次次地重复那句话:"我赶上好时代了。"

袁老说他和第三代领导人有着广泛的接触,谈论京剧多一些的是江泽民、朱镕基和李瑞环同志。说到这里,袁老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那是90年代初,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联欢演出,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都到场观看演出,70多岁的袁世海饰演《龙凤呈祥》中的张飞,他回忆说,"那天不巧,负责勒头的师傅(也称‘盔枪’)因病不能来,临时找了一位师傅代替,勒了3次不敢勒紧了,我说再紧点,他说够紧的了,结果出事了,正演出,登,仓,我一甩头,坏了,‘片头’了,帽子掉了,当时大家很紧张,为我捏了一把汗,我倒很沉着,说声‘对不起,我勒头去’,足足5分钟,全场鸦雀无声,幸亏没乱了场面,后来想想挺后怕,当时匆匆忙忙勒好头,我回到台上,全场热烈鼓掌。

演出结束后,想不到中央领导上来慰问,反过来安慰我,江泽民、朱镕基、李瑞环同志都笑着说,这不赖你,彩条子没掉(彩条子由自己勒),‘片头’是‘盔枪’的责任,不要紧。这说明中央领导同志不仅爱京剧,而且懂京剧,还体贴入微地关怀文艺工作者。"

11.江泽民笑谈在苏联的一次"走轴子"

在许多场合,江泽民都是谈笑风生,兴致勃勃,袁老说他"喜文学、唱歌、弹琴,还唱京剧。听说访问美国的时候还唱过‘西皮’段子。"在一次新年联欢会上,江总书记当着袁老小声地唱了一段《空城计》,袁老评价是"相当专业","江总书记说他爱好京剧很有些年头了,又谈起他在苏联工作学习期间一段唱京剧的趣闻。

各国留学生在一起开联欢会,他演唱京剧片断,在当时条件下能找来一把胡琴伴奏很不容易了,没想到唱到一半时,琴弦松了,行话叫‘走轴子’,只好绷紧琴弦对付着拉。

没一会儿,‘弦儿’和‘唱儿’就合不上了,但是这些观众没听出来,照旧呱呱地鼓掌,还互相议论说,这京剧可太难唱了。江泽民说到这儿哈哈大笑。"

12.朱镕基总理纠正《空城计》两句唱词 "朱镕基总理也是从小就爱京剧,读书时还在上海买‘挂票’(指没钱买坐票,站在墙边挂着扶手看戏)看过我的戏,可惜那时不认识。记得有一次,我和朱总理一起观看京剧《空城计》,其中孔明的唱词有两句是这样的:‘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东西征南北剿博古通今’。

朱总理对我说,‘这两句词后四个字唱错了,应该是‘论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东西征南北剿保定乾坤’,现在演员这么唱上下文词义不通’。

我一琢磨,对呀,可我们一直就这么唱的,到底是领导人水平高,就说:‘您讲得非常对,我们要改正’。我后来教学生唱这个段子时,就按朱总理更正的戏词教唱。"

朱镕基:风格依旧京戏功深

朱镕基自从2003年人代会上卸去总理职务之后,就很少公开露面。

据新华网报道,2004年12月7日,他出席了一个仪式,并对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了描述。

这次仪式的主角是朱镕基,德国中小企业联盟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授予他"欧洲中小企业奖"。

朱镕基说,"去年(2003年)3月份我从总理的岗位上退下来,从此以后,我几乎没有在公众场合和电视媒体上露面。只有一次,那就是邓小平先生的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这次是第二次。"

欧洲中小企业奖每5年颁发一次,由欧洲中小企业联盟EUMN和德国中小企业联盟评审委员会确定受奖人。在朱镕基之前,只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获此荣誉。

朱镕基描述了自己的退休生活,"我在岗位上的时候,我不敢说是全国最忙的人,至少也是最忙人中间的一个。""但是我的退休生活也很丰富。我最喜爱的是中国的京剧,我现在不单是唱戏,而且还拉京胡,经过勤学苦练、名师指教,我现在拉胡琴的水平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倍。"

2003年11月,朱镕基去了一趟湖南。在湖南京剧团琴师张再峰眼里,"票友"朱镕基像同台搭档一样亲切。路经长沙时,朱镕基在下榻的湘麓宾馆专门邀请张再峰登门,切磋技艺。

"他喜欢唱老生,唱得有板有眼,专业得让我吃惊。"张再峰回忆,当天下午,从3时到6时,从《甘露寺》、《搜孤救孤》到《乌盆记》,二人轮番配对,你拉我唱,甚是合拍。第二天,湖南京剧团的艺术家们干脆都来了,要和总理切磋,"又热闹了一个下午"。第三天,因为计划临时变更,定好的排练被迫取消,朱镕基还颇为遗憾地说,"下次还要来唱。"摘自《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老常委的卸任生活(图)》

13.李瑞环对中国京剧的关爱不遗余力 "李瑞环同志在天津工作时就抓京剧建设,成立了青年京剧团,培养出一批目前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佼佼者。到中央工作后,又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财力,组织‘音配像’工作,想尽各种办法搜集京剧艺术前辈的唱片唱段,配上中青年演员的动作,为京剧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资料。

我就亲眼看到过,他提笔修改京剧戏词、剧本,一边改一边和青年演员探讨,‘为什么说你这句词不合适?’这些领导都不是对演员的表演泛泛地夸几句:‘好!不错!’而是琢磨戏,然后提出具体、中肯的意见。"

袁老说:"京剧的朝霞工程、彩霞工程、晚霞工程,是丁关根部长主抓的,国家为振兴京剧,花费了多大的力量呀!,所以我总对中青年演员讲,光会唱戏不行,你得学习时事政治。还得记住,京剧的发展,离不开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现在江泽民提出京剧事业要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不断创新,我打心眼里拥护。我虽然年事已高,上台演出困难了,但我还可以讲学,言传身教,为弘扬京剧艺术发挥余热,报答中央领导对京剧事业对艺术家的厚爱。"

来源:《中国工商报》 2000年12月23日

李瑞环:学用哲学改编京剧

2003年1月23日,李瑞环在最后一次主持全国政协闭幕式时发表卸任感言,"新陈代谢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

哲学素养深厚的他,对得失看得淡然,"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能以长远的眼光、宽阔的胸怀、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进退去留问题。"

退休后,李瑞环最令公众关注的事情之一是出了一本书,书名为《学哲学用哲学》。

书中收录了李瑞环1981年以来在天津和中央工作期间的有关文章和讲话,记录了李瑞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会,内容中不乏对当代中国现实的思索和感悟。

从内容上看,这些讲话涵盖面极其广泛。大到治国方略,小到工程设计,几乎包括了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族、宗教、科教、统战、宣传等等,凡是李瑞环主管过的工作或是他感兴趣的工作,都有所涉及。

该书责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徐莉回忆,"首长(李瑞环)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记录着我工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体会,在工作中掌握的哲学原理和哲学的思想方法。’他非常重视这部书。"

李瑞环在书中总结道:"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

卸任后,李瑞环多在京津间走动,见诸报端的报道也相对多些,一般都与京剧相关。与江泽民和朱镕基爱好弹唱不同,他更醉心于京剧曲目的改编。最为业内称道的是,他改编自梅派名剧《生死恨》的《韩玉娘》,先后十易其稿,从整体布局、人物性格到故事情节,都作了较大改动,被认为是"既继承原剧精华又脱胎换骨的一出新戏,为传统京剧的改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在他的促成下,历时17年之久的《中国京剧音像集萃》特辑于2003年底首发,其中收入了他亲自修订的4部戏:《西厢记》、《金断雷》、《刘兰芝》和《楚宫恨》。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评价这一特辑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

李瑞环对天津青年京剧团关爱有加。1986年,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就曾说,"喊一百句振兴京剧口号,不如踏踏实实抓一个团",他亲自在青年剧团抓百日集训,邀请名角,以全封闭、大运动量方式训练年轻演员,排演名优剧目。退休后,他更亲自操刀改编多部剧目,并促成了多次赴京演出。

该剧团办公室主任告诉本报记者,就在一个月前,李瑞环还亲自去了京剧团的新址考察,这是去年天津市政府为百姓做的20件大实事之一。

"没有李瑞环同志的支持,京剧团怎么会有今天?"团里一位工作人员感慨。

今年4月,李瑞环10年助学的故事始为人知。《天津日报》报道说,李瑞环10年间拿出个人资产53.3万元,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资助了148名贫困大学生。今年又捐出一笔稿费,委托天津市教委今后3年内每年再资助100名贫困大学生。

所有相关事宜,全经天津市委前秘书长方放代为办理。4月25日,方放向本报记者再次确认了相关事实。

1996年,回天津探亲的李瑞环委托老部下方放,将首笔稿费5万元交给天津市委教卫工委,再分别发放给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12名贫困学生。李瑞环特意交代:"一定要替我严守秘密。若实在推不过去,就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

但在受助同学的强烈要求下,2004年10月21日,李瑞环与部分受助大学生进行了一场座谈。

会上,李瑞环回忆了自己的童年,也解释了资助学生的原因:"我是天津宝坻人,农村的,家境很穷,弟兄姐妹7人,上不起学,小学毕业后经常去做农活儿。17岁去北京前,种地、赶车等我都做过,12岁开始织布,非常苦。但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是想方设法借来看。"

他提及了一件辛酸的往事。有一年春节,幼年的李瑞环用卖茬子(注:高粱秆儿根部)的钱买了一本名为叫作"巧合奇缘"的书,而忘了买油条回家过年。母亲非常生气,拿起笤帚就打,他光着脚在腊月三十的晚上往外跑,冻了一宿,"后来母亲把我领回家,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妈知道你喜欢书,读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里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至于资助费用的来源,当日的李瑞环给出了解释:一部分来自稿费,他写过两本《为人民办实事随谈》、两本《城市建设随谈》,还有一本《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的册子,以及给京剧团改过若干剧本得到的奖金;一部分是工资,"我每年从工资里拿出固定部分来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就当我没当过这个官,没赚过这些钱"。再有就是自己孩子逢年过节孝敬的礼金。

1998年,他甚至郑重地把一封遗嘱信转交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信中说,他身后的事要委托天津办理,他逝世后遗留下来的东西,统统变现资助天津贫困学生。

当时的方放不禁问他:"你才60多岁,身体又非常好,急着立遗嘱干什么?"

李瑞环说:"不少人的遗嘱都是在弥留之际立的,很难真实体现本人的意愿。我现在头脑清醒,天津熟悉我的人也都在位,正好把我的心愿告诉他们,如实记录在案。"摘自《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老常委的卸任生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