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简介 周佛海派人去重庆办事 李士群为啥“坐不住”了

本文作者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研究馆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生指导老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季我努学社讲座嘉宾。

陆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曾发表民国档案与民国史论文多篇,主编过《日本侵华图志》。

1943年1月,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汪伪政府成立了秘密的“对渝政治工作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周佛海任副委员长,其工作目的,第一是收买重庆国民党的直系军队及在沦陷区内与重庆有关的人员,第二是收集与重庆有关的情报。该委员会下设政治局,由苏成德任局长,在南京中央饭店设办事机构,月拨经费60万元。

周佛海命令“对渝政治工作委员会”的特务们活动时要注意两点:“一为减少日本色彩关系,使之成为纯粹中国政府机关;二为对渝取守势的行动,勿取攻势,即对于实行恐怖行为之分子,为维持治安自应适当处置;对于情报人员,则可顺其自然,至对于策动反抗南京政府之分子,加以监视可也。

” 其目的在于预留“将来见面余地”。 基于其一贯反共的立场,他不仅命令汪伪特工“今后须移重点于对付共产党”,而且鼓励与重庆国民党当局联合反共。这年11月,周佛海派彭寿前住重庆,“告以见蒋先生时可谋求保全实力,预备战事结束后对付共产党”。“中日问题必有解决之一日,国共问题则为今后之根本问题也。”

汪精卫

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对日军反攻,周佛海对时局陷入极度忧心忡忡的情绪中,他在日记中写道:

第一,时局日紧,战局愈不利,日本对华亦必愈紧。苟军事、政治失利,日方必不反省自己办法之不对,而必归怨于我政府之不协力或无力,将来一切怨毒,必丛集于我政府少数要人之身,尤以其少壮军人为然。此种波涛必极汹涌,如果被迫撤兵,尤将焚杀,使我膏腴之地变成焦土,此其一;长江下游遍布新四军,如日本撤兵,重庆之正规军未到,而共产党先到,且青黄不接之时,当地之保安队、警察必与地痞流氓勾结,肆行掠劫,此其二;正规军来,而民族英雄之气焰亦必使人难受,此其三。

故吾辈所希求者,仍为中日全面和平成立,日本于友好精神下撤兵,则上述三恶浪可不致发生。

周佛海

周佛海也一心想把重庆拉下水,在日本人的授意下,他派出代表往重庆活动。

1944年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通过《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决定迅速促使与重庆停战,通过汪政府,使重庆与日本直接谈判。9月13日,日本陆军次长柴山兼四郎到南京,向陈公博、周佛海传达日本内阁的决定,柴山称:“日政府虽明知形势不利,时机不顺,不易成功,但仍盼积极进行全面和平工作,唯日政府不出面,望我政府行之,且不可使外闻知系日方所发动,并举出和谈重点:一、纯以平等立场讲和;二、如美国撤退在渝空军,日即全部撤兵;三、渝与美、英之关系,尊重渝方意见决定;四、关于保证问题,俟确知渝方意见后决定;五、关于宁渝、汪蒋问题,乃中国内政问题,由双方商办。

”

周佛海闻之欣喜,派出渝方要员张嘉璈的妹夫朱文雄前往重庆。朱文雄当时在上海一家公司任经理,其间他曾往返重庆多次,并与何应钦、张群、熊式辉等人关系密切。朱于1944年10月14日由上海赴渝,但直到1945年5月底方才返回上海。此时,德国已战败,日本即将土崩瓦解,朱文雄的重庆之行任务遂不了了之。

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作就职演说

在周佛海的对渝联系过程中,李士群扮演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角色。一方面,他因工作关系不得不介入对渝联系,但他私存异心,始终不甘躲在周的影子中只充当他的一个利用工具,而是想自立门户与渝方直接打交道,寻求自己的退路;另一方面,他又因效忠日汪而要正面对付渝方特工的抗日活动,心狠手辣而开罪渝方,从而断绝自身的后路。

在这样的矛盾状态下,李士群介入对渝联系的种种举动基本上只会无果而终。这在1943年3月5日周佛海写给汪精卫的一封电文中就有明确的表明。

电函写道:“先生钧鉴:昨晚士群来电,托为转呈一事,即日前被捕之龚春圃电戴笠,谓曾晤士群(其实未见)商合作,戴回电嘱其进行。因其电台在我控制中,故来往电均所阅悉。龚回电谓我方主张双方休战,我不派人赴内地行动,盼渠亦不派人来我方作暴行,戴复电嘱龚赴金华,并请士群派人同往,但须有士群亲笔信。

为刺探对方情形并缓和其暴行起见,士群拟派人持亲笔缄随龚前往,虚与委蛇。日方已托晴气通知影佐,特托海向先生报告,谨电奉达,敬叩钧安。佛海上。三、五。” 这表明了李士群对渝关系既为之而又无诚意的实际情况。

马振犊、陆军著,《76号特工总部》,重庆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