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之死真相:意外战死还是政治谋杀?

另一个目睹刘志丹牺牲的人,就是警卫员谢文祥。谢在回忆录中写到:

夺取三交镇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我军英勇作战,歼灭外围之敌,但由于地形对我不利,敌人火力过猛,红一团损失较大,三交镇没有攻下来。志丹非常着急,准备调红二团团长于占彪率领部队发起猛攻。他为了战斗的胜利,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到了一团二连的前沿阵地上。这个阵地是个小山头,离寨子里的敌人不到300米,敌军居高临下,凭借坚固工事架有机枪,匪军还不停的摇旗呐喊。我二连指战员经过半天多的激战,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前沿阵地上只有不到一个班的战士在坚守。“老刘,我们离敌人太近、地势太低、目标太大,无法隐蔽,赶快转移吧!”我和那个班的战士多次异口同声地发出请求。志丹沉着坚定地说:“观察地形和敌情要紧,快向敌人射击,摸清敌人的火力!”我最后又请示时,志丹命令我接过战士的长枪,快向敌人瞄准射击!我打倒了3个敌人。正在这个时候,敌人突然用多挺机枪向我们猛烈扫射。我赶忙把志丹往下拉,由于他两手正在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没来得及爬下去,不幸左胸中弹,伤了心脏,当即昏迷过去。我把他赶快背到隐蔽的地方。他刚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的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不要管我……赶快请宋政委来指挥部队……消灭敌人……”

军政委宋任穷赶来了,他记述了后面的情况:

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刘志丹抬到军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身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志丹因大动脉出血已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年仅33岁。裴周玉向我讲述了志丹中弹的经过。我们非常悲痛,肃立在亲密战友的遗体旁,脱下军帽致哀。我对在场的同志们说,刘军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更多地消灭敌人,为刘军长报仇。我们把志丹的遗体抬上担架,把军大衣轻轻盖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地送下山坡。我把志丹牺牲的消息立即电告中央。我们赶紧筹划船只,制作了一具棺材装殓志丹的遗体,在场的数十人扶棺流泪,与志丹诀别。然后,派人护送志丹的棺榇渡过黄河,运往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以上史料,都能证实刘志丹是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的,而不是像王若望所说的“死于政治谋杀”。

为了说明问题,恕我引用敌方的资料。史泽波时任国民党晋绥军第二○六旅第二营营长,曾与红军在三交镇作战。他在自述中写到:

(1936年3、4月间,)我旅移驻临县。这时,陕北红军刘志丹率部渡过黄河,穿越临县、离石县南行。我独立旅即派两个团尾随其后,准备吃掉这股红军。途中,旅长方克猷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如何采取行动,我发言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应是堵其去路,截其来源。”于是方克猷决定抽出部分兵力赶到黄河岸边的三交设防,其余主力继续追击红军。当时我在第二营担任前卫,行至离石县吉家中垣以东,突然发现前面山坡上红军在开会,我即报告团长章拯宇。章用望远镜观察后便命令炮兵轰击,一发炮弹击中会场。红军急忙反击,双方展开激战。在这次战斗中,红军遭到严重损失,其领导人刘志丹也在此战中牺牲。

由于时隔久远,史泽波的回忆在细节上难免有些出入,但也能证实刘志丹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

当刘志丹牺牲的噩耗转来后,陕北高原顿时为之震动。4月24日,根据地首府瓦窑堡数千人集会追悼刘志丹,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莫不为失去这位像自己亲人一样的红军领导人而无比悲痛。“沙场喋血报党国,留得万民哭志丹”,正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情。

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党中央应广大群众的要求,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1941年开始兴建陵园。1942年,刘志丹牺牲6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公葬,毛泽东等党政领导人均为志丹陵题词。

王若望极力标榜自己是“以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探明其真相。”然而,他忘了一个起码的原则:历史是不能编造的,谎言并不难被戳穿。王若望对当时的历史太隔膜了,一编起故事来,难免牛头不对马嘴。他写到:“是什么人打黑枪把刘将军打死?由于实现这一阴谋的是党内特务头子康生部署的,所以凶手肯定得到保护并且还有奖赏,永远不会破案。”他肯定这起“政治谋杀”是康生部署的,但是,康生是于1937年11月底才与王明等从苏联飞抵延安。而在 1936年4月,刘志丹壮烈牺牲时,他还在遥远的莫斯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治谋杀”这样的事情是无法进行遥控的。

王若望是在肆意篡改、歪曲历史,因此漏洞百出,读者不难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