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乐团离休人忆往事:不搞音乐总开会 互相批

8月的一个周末,下午两点,中国交响乐团老年活动中心的门准时打开。其他同事七手八脚地开始摆麻将桌,82岁的章雪萍则径直走向了北墙的白色展板。上面印着12个鲜红的大字:《岁月当歌》中央乐团老照片展。

前三张照片要突出的,分别是***、***、***。

“这应该是我们乐团排演《东方红》大歌舞的时候,毛***和当时的国家******同志一起接见我们。”满头白发的章雪萍指着第二张照片说。正是当年分管文教的***处******在1952年指示,“以中国青年文工团为基础,建立国家歌舞团”,才有了后来分离出来的中央乐团。

除了和同事冯琬珍、王廷英一块儿发起这次图片展,从2007年起,每个月下旬,同样是在这个活动室里,章雪萍还有另一个身份乐团离退休老人“谈心会”主持人。如今,谈心会已经举行了42次。前来参加的,包括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夫人李珏、继王昆之后扮演白毛女的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于等老人。当然,每次也少不了冯琬珍,她从1979年开始受乐团领导之命,撰写有关中央乐团的宣传报道,至今仍偶尔能在报刊上见到她对乐团的回忆文字。

这些老人提到“乐团”两个字时,一般指“中央乐团”。这个1956年成立的乐团,在1996年进行改革后,更名为“中国交响乐团”。不过,章雪萍和冯琬珍等老人的记忆,更多地停留在了1996年之前。

那是与音乐有关的五味杂陈的近半世纪时光。

对于章雪萍来说,这段时光开启得更早,在1948年。

那一年,她从湖南周南女中毕业。与母校的前辈学长蔡畅、杨开慧、丁玲等人或投身革命或投身文学不同,不懂什么是声乐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钢琴的章雪萍,选择了进入湖南音专学习。

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是男高音歌唱家胡然。他有一个明确要求:“学生只许搞业务,不许搞政治。”

一个地下党同学私下找到章雪萍:“我介绍你入一个党,这个党你只知道我,我也只知道你,别的人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党不党,我爸爸不让入党。”如今在北京和平里的家里,章雪萍回忆,自己当年就这样拒绝了同学。

尽管如此,长沙解放时,尚未毕业的章雪萍还是跟部队走了,在四野138师宣传队为《白毛女》一剧伴唱。有人动员她参军,但她由于拉提琴的男朋友不想参军而作罢。

辗转到1951年底,章雪萍通过了主考官孟于主持的***,考进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歌队。孟于早年在冼星海的鼓励下,考入鲁艺,1945年起便在张家口饰演《白毛女》中的喜儿和《血泪仇》中的王桂花。

1952年,歌队变成中央歌舞团合唱队。除了革命歌曲外,演唱刚刚创作出来的新歌,也成为孟于、章雪萍等队员的任务。其中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仍被广泛传唱。

两年后,大学毕业生冯琬珍考进合唱队。她参加演唱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的祖国》,创作者是曾写出《社会主义好》的李焕之。当年秋天,22岁的冯琬珍便“非常激动”地跟随合唱队到怀仁堂,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演出,并第一次见到了台下坐着的***、***等领导人。

“我们作为专业乐团,唱了很多革命歌曲。解放以后很多商店里播放的《打得好》、《没有***就没有新中国》等,基本上是我们乐团到电台录的音。”冯琬珍回忆说。

她至今自豪的是,乐团创作组里,有后来创作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施光南、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郑律成、创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瞿希贤等“懂音乐”的作曲家。因此,当年的合唱曲,虽然不少是歌颂党和领袖的,但都是用艺术手法写的。

“当时唱西方的歌,一定要有级别很高的领导批准。”她强调。所以,上世纪50年代,他们能唱的大都是苏联、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歌曲。

这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1953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要举行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最终章雪萍所在的合唱队夺得一等奖,19岁的钢琴家傅聪获得三等奖。

那次获奖让章雪萍和同事们刻骨铭心,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们在这一年经历的大悲大喜。

当年3月,章雪萍正在王府井买东西,广播里突然传来沉重而悲痛的声音,斯大林逝世了。

“我当场就觉得不行了,咱们阵营的领袖没有了。”她回忆说。回家后,她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但这一次,组织没有批准,理由是她“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不联系群众”。

不过,随后传来的消息,一扫章雪萍内心的阴霾。为了更好地为世界青年联欢节做准备,组织决定先派他们到苏联进行一个多月的培训。

出国前,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的良好形象,担任驻外大使的***被请来给代表团讲课。“他告诉我们西餐怎么吃,哪个手拿刀子哪个手拿叉子。”章雪萍边说边比划着。

不仅如此,代表团还专门为女团员购置了镂空高跟凉鞋。她们被告知,罗马尼亚人以为中国女人还都是小脚。代表团规定,在罗马尼亚期间,女性一定要穿丝袜和凉鞋,一定要把脚露出来,以便宣告中国女性不再是小脚女人。